2008年7月4日，680名大陆游客作为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首发团抵达台湾桃园机场，这是60年来大陆客机首次降落台湾。据媒体报道，北京团353位游客中，7成是45岁至60岁的中老年人。旅行社工作人员表示，“可能这部分人时间、金钱比较充裕，对台湾也有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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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曾是一个被异化了的地理名词，改革开放后从台湾走私来的小洋货让大家又觉得台湾的生活一定很好。60年来，大陆民众对于台湾的了解主要通过小学语文和高中历史课本、官方新闻和稀疏的民间交流。有人说，台湾是政治的地理的历史的，却不是生活的有感情的有温度的。
几十年来，很多人通过声音、文字和影像来完成对台湾的想象与遥望。日月潭的薄雾、阿里山的姑娘、还有出现在流行歌曲和通俗文学中似曾相识的街道……这些关于台湾的想象与遥望又因时间而形成了代际特征，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邓丽君歌唱过的沉静绿岛也是囚禁柏杨的绿岛；新一代年轻人想象着陈绮贞吟唱的九份如同当年的年轻人遥望澎湖湾；吴宗宪综艺节目中的“西门町怪叔叔”也许已比白先勇、蔡明亮的西门町更出名了。这些融入个人情感经验的记忆，形成大陆民众想象中的台湾文化景观。
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来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夜晚，邓丽君的歌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大陆。乐评人李皖曾在书中回忆，初听邓丽君的歌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感受，“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台是敌台。对内地人来说，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一点儿也不美，十足是一个反动派。她说话的声调，正是反映40年代敌我斗争电影中国民党女特务的声调；而她的歌声，正是女特务和特务头子粘到一起时留声机转出的纸醉金迷的歌声。”
尽管邓丽君的歌声被定性为“靡靡之音”，但她演唱的歌曲在民间迅速流传，并“从只有小流氓才听变成各式走穴歌舞团都要违禁演唱以讨好观众的曲目”。1982年社会上还在批判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3年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磁带《风从哪里来》已经行销全国。1987年邓丽君专辑正式被引进大陆。
邓丽君是大陆经过文革“总体性社会”后首次开始听到俗世社会的声音。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邓丽君的歌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是从“非正常”到“常态”的情感诉求和心理慰藉。凭借她的歌声，大陆的年轻人开始了对台湾最初的想象。
回不去的鹿港小镇，回不去的光阴 罗大佑是属于时代的另一种叛逆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歌手成方圆唱红了《童年》，而这时的罗大佑已经出版了3张唱片并暂别台湾歌坛赴纽约进修。《童年》是罗大佑出版的第一张唱片《之乎者也》中的一首，这张唱片中的《鹿港小镇》、《光阴的故事》等歌曲也通过其他渠道传到大陆。在《鹿港小镇》一曲中，罗大佑探讨台湾经济起飞后发生社会剧烈变迁的问题。“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首歌传唱不久后，大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也随之开始。
罗大佑唱出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年少的忧愁与叛逆、成长的渴望与迷茫，这种极具普适性的情感是大陆年轻人在习惯激情、奋进式成长后的另一种青春表达。2005年,罗大佑的《现象72变》因被认为“表现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青年面临社会转型时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被收录进《大学语文》诗歌篇中。
民歌的小孩 台湾校园歌曲也是经由大陆歌手翻唱而为人所知，这也是大陆民众从公开渠道接触流行音乐的开始。《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兰花草》等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让大陆年轻人对“很自由很浪漫”的台湾产生憧憬。实际上，这些歌曲还只是台湾民歌运动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些校园歌曲被多次翻唱至今依然活跃在大陆怀旧舞台，大多数观众记住了台湾校园民歌带来的感动，但已无法分辨原唱究竟是谁了。
30年后，以陈绮贞、张悬为代表的城市民谣如同当年的台湾校园歌曲一样渗透到大陆年轻人中。陈绮贞录制《华丽的冒险》专辑的淡水动物园曾是淡江大学宿舍，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地标。我们从陈绮贞那里知道九份（《九份的咖啡》），如同当年的年轻人遥望澎湖湾。
用胶片为台湾画另一幅肖像 在琼瑶式言情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等苦情电影之外，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比较完整地再现了台湾上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形象。
侯孝贤的电影属于较早传入大陆的一批台湾影像。上世纪90年代侯孝贤送给北京电影学院的拷贝中就有《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以及《悲情城市》。侯孝贤的电影是台湾集体记忆的载体，特别是《悲情城市》一片，揭开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的隐秘记忆。同属台湾新电影代表的杨德昌与蔡明亮呈现了历史的或者都市的台湾。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当时一则初中生在路边杀死女同学的新闻改编，折射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少年在难以寻求文化归宿之后的道德脆弱阴影。对于大陆人而言，牯岭街也因此超越了旧书店、黑胶碟而具有更为特殊的情感价值。正如乐评人张晓舟所说，“我们曾通过杨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岭街少年和青少年哪咤”。
纸上台北 上世纪60年代，白先勇的《台北人》勾勒出最早的台北形象。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称白先勇笔下的台北“是一座蹇涩狭小的城市，一群新移民痛定思痛，切切要在海角天涯移植当年的泛化想象”。这时的台北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花花世界，但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中都流淌着乡愁。
“台北人”的另一种记忆在“眷村”叙事中延续。白先勇和朱天心都曾对“眷村”文化进行关注。“眷村”是台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给大陆这边过去的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这里能听到大陆各地方言，共享“外省”记忆。《孽子》、《想我眷村的兄弟》以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作品就展现了“眷村”群体的生活困境与精神孤寂。
关于台北的另一种想象来自琼瑶的爱情故事。新生南路、中山北路、忠孝东路、敦化南路……这些台北街道上演的都市故事提供了大陆年轻人对于都市和情感的想象空间。琼瑶的作品是上世纪80年代大陆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台湾通俗文学之一，她的名字连同其影视作品风靡于八九十年代。据《文学报》报道，1986年广州地区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书。
关于传统：批判与继承 以殷海光为代表、以及受其影响的林毓生、柏杨、龙应台、李敖等人是台湾文化温润背后的犀利一面。他们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在继承传统。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林毓生对五四“反传统”的研究影响过一部分大陆学者。而上世纪80年代大陆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90年代的“李敖热”则更具有普遍影响力。虽然观点各异，但这些文字都是鱼更在时代咽喉的一块骨头。
此外，还有另一种文字只是在小众中传播。以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为目标的《汉声》杂志创刊已有37年，这本杂志一直致力于抢救、保护和发扬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他们关注夹缬、剪纸等文化遗产的专业态度显示了台湾文化人对于传统的尊重。许多大陆读者是通过台湾的《汉声》杂志第一次知道了陕西的剪花娘子和曹雪芹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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