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被双规引爆股市堰塞湖：学界官场游刃有余

　　王益们非自然"死亡" 权力与市场制度隔离

　　“拔出萝卜带出泥”，王益案引爆中国股市“堰塞湖”

　　●在资本市场里，大到公司的上市资格，小到公司的内幕信息，都可算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该如何分配，权力和市场在分配体系中各自该占据多大比重，才能使这个市场得到最有效的发展？这个问题将成为中国股市发展中研讨的永恒主题。

　　●王益在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上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这5年却足以把他的前半生“串联”起来。

他从29岁步入仕途以来开始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他在短暂的生意场上结识的朋友，都通过这个关键职位编织成了一个能量场。即使在王益1999年离任后，这个“场”对证券市场仍然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它显然失控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

　　王益简介

　　●生于1956 年 4 月1 日，云南剑川人。

　　●学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1985.11-1992.9：中顾委办公厅。

　　●1992.10-1995.10：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11-1999.2：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9.2 至案发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几位关键人物

　　●魏东魏东与王益私交甚密，知情人士透露，王益在证监会期间两人即认识，此后交情颇深。

　　●魏锋　魏东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

　　●王磊　王益的弟弟王磊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在太平洋证券上市过程中收益颇丰。据知情人透露，在3月底，王益的胞弟王磊就已经被“控制”。

　　●王薇　王益之妹，曾为天津顺盈股东，同样持有太平洋证券原始股权，天津顺盈作为发起人持有1500多万股太平洋股份。

　　●董正青　前广发证券总裁，因涉嫌广发借壳上市内幕交易被司法调查，据传董正青在调查过程中坦白了“相关人士”。

　　●孟涛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今年2月因受贿接受调查。

　　●某女主持据传为王益曾经的女友，王益事发即因为让某企业为其女友买房。

　　魏东自杀王益“双规”

　　在过去两年多内，资本市场的主旋律是快速赚钱和赔钱，尽管股市里人声鼎沸，但是消息面上却处于相对真空的状态，直到魏东自杀，王益“双规”，市场上开始出现不同寻常的气氛，投资者们突然才意识到，中国股市似乎好久没有出事了。

　　在过去20年里，股市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出类似事件。比如两年前一批民营金融大鳄纷纷倒下，德隆的唐万里、健力宝的张海以及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等锒铛入狱；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市场上充斥着以吕梁为代表的庄家操纵股价，和以银广夏为代表的上市公司造假；回到市场创建之初，更曾爆发出中经开“327国债期货”之战这样的血腥战役。20多年里，每当一批股市蛀虫们落马，市场总会迎来一波牛市行情。王益案的爆发，是否也会成为今天股市的转折点？

　　股市蛀虫们被挖出，和市场行情走牛并不只是简单的巧合，无论是造假的银广夏、坐庄的吕梁、玩空手道的顾雏军还是今天的王益，他们都掌握着一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权力。或是来自监管部门的权力，或是获知上市公司内幕的权力，当权力和市场充分结合并发酵，必然会损伤市场的效率。反之，当这些权力寻租者们落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会大幅提高，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就是一轮牛市行情。

　　经济制度存在“扭曲”

　　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宾斯托克(Beenstcok)曾经指出，腐败降低了资源分配的效益，当劣质产品或服务由于腐败因素被选中时，整个社会就会每况愈下，即便是最好的产品被选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也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宾斯托克对腐败的著名论断是：如果腐败造成了效率损失，那么造成腐败的经济制度必然也存在“扭曲”。以此来看，太平洋证券、国金证券可以赶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时候上市，而其他质量更好的券商，比如光大证券只能在2700点的时候IPO，更多的优质券商甚至还没有光大证券幸运。如果股市行情不能好转，它们的上市之日更加遥遥无期，对于这些优质券商而言意味着错过了做大做强的最好时机，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失去了分享这些优质券商成长的机会，这就是典型的市场效率损失。

　　王益并不是证监会首位落马的官员，此前，已经有7名左右的证监会官员被捕，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副主任刘明、发行部副处长高良玉、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约束”不够损害市场

　　2000年之前，我国企业的上市制度为审核制，证监会发行部对企业能否上市、发行规模乃至发行时间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当时的股市一方面成为为国企融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为部分发行官员“融资”的工具。监管者掌握过多的权力，直接导致市场效率低下。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审核制的弊端，2001年之后，企业上市制度改为核准制，和审批制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核准制下依然有浓烈的行政色彩，监管者依然有足够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和国外成熟市场的注册制相比。

　　权力和市场过度集中，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石油2007年回归A股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H股的发行价仅为1.27元，这充分说明在核准制下市场的定价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发行上市之后，中石油当天高开至48元，很多中小散户不明就里，为这只“亚洲最赚钱的机器”所蒙蔽，上市当天大胆追进，结果永无翻身之日。如今，中石油股价早已跌破发行价，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0%，中石油的悲剧不仅在于套牢了大批中小散户，而且由于其在A股市场位高权重，直接带动了上证指数大幅下行。其中之祸，发行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

　　福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个人在市场中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政府中或通过政府来追求社会利益？布坎南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关键词是“约束”——人们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不管是在市场中、政府服务中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对于王益们而言，正是约束不够给了他们太多的寻租空间，而寻租猖獗最终损害了市场效率，这样反过来看，对于王益们的清理和约束，也正是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一步。

　　任何一个市场其实都是在不断震荡中摸索前行的，不仅是只有20年的中国股市，200年的美国股市也如此，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总会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谢九）

　　解读王益

　　“我和他是很熟悉，可是，他在证券行业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在报道出来后才看见的。”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这样面对采访。

　　在没有出事前，这位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以极其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各个舞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不识谱的音乐家、证券行业的资深专家……他身上这么多的光环，使他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官员。

　　积累人脉方式让人舒服

　　备课认真上课生动

　　1998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初创时期，按照一位光华老师的回忆，“当时缺乏一切”。既缺乏老师和学生，甚至连教育部的管理都付之阙如。王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证监会副主席身份去光华管理学院当兼职教授。

　　“他对学者身份很看重，并非像有的官员，上课纯粹是走过场。”

　　按照这位老师回忆，无论是当时还是多年后，王益的课都上得不差，“他备课很认真”。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课程初创，当时中国大多数院校对EMBA教育都很陌生，之前只有美国某高校办过相关课程，而且是以失败告终。

　　当时上什么课，大家都很茫然，只是隐约觉得，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都面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而王益因为在证监会的位置上研究过资本市场，加上经常出国考察，“他的一些课程讲得很像样”。一位早期的EMBA学员还记得，王益的有些课程案例信息量很大，很贴合实际情况。

　　可在有的经济学家眼中，早年学习历史，后来在西南师大才读经济学博士的王益经济学功底其实很差，“是个水货”。特别是一些需要数学功底的经济学模型类的东西，“我们在那里说着讲着很热闹，他一点不通，可是有时候还是喜欢插话”。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是那种任何场合都要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学界官场游刃有余

　　当时王益的身份对北京大学的EMBA招生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时，他担任金融班的班主任，学生以企业家为主，而且是很多知名企业的，王石、李宁都是第一批学员，“很多学员，是冲着他证监会前副主席、国开行现副行长身份来的”。大家觉得，可以听到一些资本市场上公司运作的真实经验。

　　一位经济学家听过王益的公司治理课程，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也是相对真实的问题是，“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他觉得听王益的课程，获得的不是学理上的清晰化，而是听取了一些“野蛮的个案”，或者一些有争议的手段，“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王益对光华管理学院也确实贡献不少，很多项目他都拿到光华来做，这就意味着一笔笔的科研经费能够进光华。一位老师还记得，“他很注意平衡，比如将几个项目平均分配，让老师们之间不要产生矛盾”。

　　这种投桃报李的行为，在日常场景中也经常出现。王益每次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共同出现时，他总是介绍：“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胡适。”混迹于学界和官场的王益显然将两方面的某些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为人处世颇有一套

　　王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学校短暂担任助教后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在那里工作长达7年。王益身边的人介绍，他的不少人脉是那个时间段积累的，“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王益积累人脉的方式，据说很让对方舒服，并不突兀。一位曾和王益打过数次交道的人说:“他初次见面，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一定很好。”除了那么多光环之外，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大科技”曾经的总经理付文明就对王益有很好的印象，即使在王益被“双规”的今天，他仍然开口就说王益好话。“他做事态度认真，工作有激情。”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付文明被外界传说和王益关系很好，叫王益“大哥”，据说云大科技上市完全就是靠付文明与王益的交情，可是付文明自己完全否认。1998年，云南省按照部署，要完成一定公司的上市任务，“完全是指标化的，并非像现在公司上市那么困难”。所以，他在1998年和王益处于初次见面的状态，之后也没什么联系。

　　而1998年任职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正好来云南考察这一项目，大家都想他是云南人，又是肯定要上市的项目，应该很容易过关。可是付文明回忆，“他是个工作中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他的手下，还是我们，要是汇报不清晰，都会被他驳回”。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却说，“他网罗了一大帮人在他周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

　　王益擅长把自己周围的人组合在一起，例如在组织某企业上市的审查过程中，作为政策主管部门的证监会副主席的他有天然的优势地位，把券商、公司法人、政府官员全部组织起来，“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关系，之后才成为朋友”。 （王恺）

　　■王益其人

　　29岁踏上仕途平步青云

　　艰难选择：为官还是为商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调至这个新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王益面临的选择，则是关于自身前途。

　　其实，这不是王益一个人的困惑。这一年，在政府中层或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

　　王益是“92派”成员之一，他经过接近一年时间权衡的结果，是选择下海。他在政府的资源帮助下迅速获得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的头衔。“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热潮中。”这名知情人说，“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赶上了海南开发的末班车，1992年底，1993年初，他们杀到海南，不到一年时间，1994年海南的房地产热就基本见顶了。”连像万通母公司海南万通这样更早涉足地产开发的企业都身陷危机，更不用说王益这样的后来者了。

　　重回仕途：

　　编织更大“舞台”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国家开发银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说，“这让他下决心要重回仕途。”

　　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办公室设在证监会。自此，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等初步实现一体化，两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这次机构调整为王益重返证监会提供了机会。

　　“成了运动员的裁判，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有问题，但这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监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隐患。”一名业内人士说，“他们和身处监管部门的王益编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内部斗争：“行政”战胜“市场”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蛮荒时代：

　　积累丰富人脉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

　　（朱文轶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