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三月二十六日晚，第三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李缨（右）导演的《靖国神社》夺得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著名导演顾长卫（左一）、电影演员蒋雯丽（中）等出席颁奖礼。中新社发武仲林 摄
一个祭拜之地，何以成为政治表演的舞台？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部拍摄十年的电影，何以在日本尚未公映就掀起如此波澜？何以在日本右翼恐吓不休下，却日益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
战争与和平，荣誉与羞耻，靖国神社背后究竟隐藏多少复杂的表情？
《靖国神社》——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 许戈辉：为什么会把这部电影称作是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我觉得好像把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披上了一件温柔的外衣。
李缨：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法。没有说温柔外衣，这种可能是我的方式吧我这个电影首先是，我重视的是一个什么，要给大家感受的空间，它不是一种对抗，简单的对抗，强暴，不是一个拳脚相加的一部电影，因为靖国嘛。靖国就是说和平国家，为了国家和平，然后它里面又是纪念死去的军人，它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题目，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和平，怎么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悲剧的这种恶性循环，我想这个是，大家看了这个电影都会想的一个问题。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1989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里赏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李缨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才发现，自己竟然住在了靖国神社的旁边。那时，他无从得知，14年后，他将完成一部以这个“邻居”为“主角”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
李缨：就是因为日本战后六十多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处理，它导致了日本社会就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一种暧昧。就像我父母去日本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进入靖国神社，我是带他们去看樱花，因为我那时候，公司事务所就在旁边，就在靖国神社旁边。那么就带他们去看樱花的话，然后里面有一些军乐，然后呢也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来跳舞。
跳舞的有些这个日本的那种，穿着和服的这个美女，在拿着这个飞机的模型在往人群里面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当时看那个场面就觉得挺刺激。但是没想到我父亲更刺激，因为这个军乐里面，军歌里面，有一个他以前熟悉的，听说的，就是徐州这个，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以前是在徐州度过，那么就是徐州的这个音乐，他们同样在放，这种东西是，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我父亲那时候有心脏病，完全就不行了，然后就是觉得，就想躲在家里面，在外面就不想再看这个日本。
那次的靖国神社之行，让李缨和父亲--这对中国父子感到心灵深深的刺痛。
这座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庙宇，一直是日本国民心中至高无上的殿堂，它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这里的是是非非，不仅困扰中日、韩日外交多年，它那“一意孤行”的历史观更如蚕丝般纠缠着李缨缨。
许戈辉：你试图通过这个片子，要扭转人们的概念吗？
李缨：没有，我并不想说强迫地要扭转一些什么概念。我其实我这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我说，首先我做这个电影，我是一个条件反射，因为我不舒服，我生活在日本，我有那种感受，而且我想表达一种声音，但是我发现在日本社会，你一个外国人在那里面的话，你整天跟别人辩论或者是吵架，没有用的，太脆弱，没有人重视你的声音。
许戈辉：是什么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李缨：你比如说我会有很多这些跟，包括一些导演，大家在讨论，辩论，我在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面，
许戈辉：是唯一的中国人
李缨：对，然后就跟他们一个导演，都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嘛，我们在一块儿开会，平常都是非常友好，很绅士，对我很亲切。忽然间说，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尊严》，是东条英机怎么在东京审判上面维护他们的尊严，这么一部电影，维护他们的历史跟战争的这种正义。我就非常奇怪，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我必须得要了解他们这种想法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又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我跟他在导演协会里面，大家开会，对谈三个小时，谈来谈去，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都非常累，觉得没有很多意义，因为我谈话的那种声音没有人会重视，而他却是通过一部电影，在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票房非常之好，是一个热门电影，那你想对他们最好的一种回答，或者是最好的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拍电影，用作品来回答。
将镜头对向“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1997年，李缨准备筹拍一部关于南京的纪录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会议开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当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那一刻，对李缨缨来说，就如同听到了一阵横扫而来的枪声，震惊之余，他做出一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要放弃原有的拍摄计划，将镜头对向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国内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李缨：因为我不想简简单单做成一个反映被害者的声音的一部电影，一个被强奸的一个老太太，她会到东京去，面对日本人来讲自己当年的遭遇，我也都去拍摄了，拍摄的时候，她们都是在一个剧场里面，在帷幕背后，隔着一层幕布，在背后这样来哭诉自己当年的那种感觉。就这些都拍得我特别难受，我就觉得怎么会隔了那么多年，中国人我们还要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把自己不愿意谈的那种痛苦，再重新抖出来，要对日本人说，你看看我是这样的，当年是这么回事。
而这种声音，我觉得战后结束了那么多年，其实是一直没有断绝过，在日本社会并不是说看不到这些，并不是说听不到这种声音。它是一个出版表达自由的国家，但是它一直来否认这种方式，一直就造成一个说，这些都是有争议性的，或者是说战争就没有办法，就会有残暴，他们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概念。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我在拍这些，从一种被害者，一个中国人的立场的一些情感，好像一种要证明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悲惨，有意义吗？
对今天的日本的社会，对更多的人的那种思维，对他们的情感，能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力，这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疑问。起码我在日本，生活在日本，我不想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所以我与其说展示自己的伤疤，不如去探寻对方的内心世界。
李缨：我生活在日本那么长时间，我能在那里面生活19年的话，如果我一直简单的一个恨，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自己太累太复杂了，而且日本有很多很令我尊敬的地方，我以前拍的一些电影，拍的另外一个《味》，叫《味》的一个纪录电影，那就是一对日本老夫妇，一个厨师夫妇的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有各种各样的面孔，那么靖国神社是其中的一个面孔，不是代表全部的日本。
许戈辉：在你自己拍摄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内心会有挣扎吗？
李缨：挣扎是没有，我觉得，但对于我来说要克服很多一些这种障碍，克服的障碍就是说我作为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在所有的很多场面里面，在一点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那种因素尽量地把它给控制得好一点，然后把它这个空间，靖国神社这个空间，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很好地表达出来，就是要超越自身立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这是对自身，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李缨：我有些跟这个，一些参拜者，穿着军服，参拜者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对话，当时我是非常激动，有很多激动，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有很多东西，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面。我在问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是怎么来的，一些这种历史的观点，一些看法等等这些，然后就主要是围绕着这对话，身边加入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日本人开始加入进来，针对我来开始攻击。
有些说这个，你看你在拍摄的这个机器，不就是这个日本的吗，你对这个日本有这么多意见，你干吗还用我们的这个机器来拍摄，包括这样的一些东西，我都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靖国神社里面发生太多奇怪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后我都会，就是完全把它给删除，保留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是一些非常冷静，很有距离感的一些场面。
贯穿整部电影的“靖国刀匠”——用沉默展现“百人斩” 影片中，各种观点在靖国神社前激烈地交锋，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最后一位靖国刀匠--92岁的刈谷直治灵魂深处，关于军刀、战争与天皇的记忆的追寻。在纷乱吵杂中，李缨没有加入一句画外音，只是将摄象机的焦点安静地落在了这位年逾90的老人身上。
李缨：因为靖国神社的神体就是一把刀，所有的英灵是在一把刀里面，所以我是用整个靖国刀匠，来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电影贯穿起来。
许戈辉：你告诉过他，他的刀在战场上杀过多少人吗？
李缨：不是我告诉他，我都是在追寻，我问他，比如关于“百人斩”这个事情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都了解，在战争当中，我原来问他一些刀在战场上有什么功用，他不愿意回答，这里面，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他都是用一种沉默来回答，但是沉默有时候更有含义。那么就是我说这个刀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斩一百个人呢？他们当时会怎么想呢？他同样用沉默的方式来回答。但沉默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回答，这就挺有意思。
然后他当年也有很多回忆，他们做这个刀的过程里面，都是首先每一把刀，都首先要来试过，就试斩，试斩是什么呢，要制造一种材料，用竹子跟一种芦苇，在水里面浸泡，做成一种人的骨头跟人的躯体的那种质感，然后在里面斩。看能不能一刀下去，斩得彻底。这个他很清楚。这才能及格。所以这种刀，很多日本人看了这个就非常大的刺激，也打破了他们的一种迷信。
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刀是一个装饰物，说不可能是用来杀人用的。这些这个刀匠都给我们谈论了这些。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一些，就是说我，这个刀匠最重要的一个瞬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面就是，我问到他，平常休息的时候，都听些什么音乐，他就听成说，我在靖国神社的时候听什么音乐，他就拿出了一本录音带，这是他平常在听的音乐，那是什么呢，天皇的讲话，昭和天皇，所以他平常在任何休息的时候，最大的娱乐，最大的休息，就是听天皇的讲话。这个是真正深入日本文化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皇跟靖国神社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跟很多体验过战争的日本国民的那种情感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最，其实最意味深长的一点。
由于题材的敏感，《靖国神社》尚未公映就引起日本左、中、右翼人士的强烈反响，其中左翼和中间派大多对影片持支持态度，认为影片有助于日本公众，用不同以往的角度看待靖国神社问题，而右翼势力的反对也是可想而知的。一些右翼媒体甚至以“没有屠杀”为标题来极力批驳李缨缨的《靖国神社》是一部“反日电影”，并企图煽动公众抵制影片的放映。
李缨：其实从开始，各种媒体，包括跟靖国神社有关的一些报纸，他们叫《神社新报》，各种的反应，就认为这个电影不应该上映，有关的人员在表达愤怒等等，认为是一个“反日电影”等等。然后呢，这个稻田朋美就提出来要进行国会审查，之后有一个国会议员，那么直接给我这个电影里面出演的这个老刀匠，就是在里面制作靖国刀的这个老人，90多岁老人直接打电话，然后在国会里面发言，那么就造成了我是一个道德上很有问题的一个导演，他们首先开始人身攻击了就是已经开始。
许戈辉：罪名是什么呢？
李缨：就觉得对这个老人进行了一种欺骗，
许戈辉：欺骗。
李缨：对，进行了欺骗，然后就是无视老人的要求，说这个老人一直在对我要求说是要删除，然后我在一直无视，所以又进一次，又进一步煽动这个民族情绪嘛。
许戈辉：所以呢，你们怎么应对的？
李缨：当时我就是马上开了一个许戈辉招待会，我把我跟这个刀匠所有的接触的交涉的过程，怎么样得到这个刀匠的理解跟支持的过程，全部公布，结果发生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媒体马上坐飞机，他是离开东京很远的地方，全部都集中到他那个地方去采访他，一天从早到晚排满了。然后这个，他在这个接受的媒体采访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所以最后那些媒体也都知道了，这个事情的荒谬。
保守派政客和极右势力批评、暴力威胁下的《靖国神社》上映之路 在日本保守派政客和极右势力来势汹汹的批评和暴力威胁下，原定在4月12日上映《靖国神社》的四家东京电影院以“考虑到观众的安全”为由，全部决定取消上映。
李缨：一停止放映之后，日本轩然大波，整个社会各方面都在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包括各大报社的这些社论，还有各种的一些有关的艺术，文化，电影，新闻，媒体，还有历史，还有这个法律界，就是整个社会各界都围绕这个电影，就是在做出各种反应，就觉得不能上映这个电影，是日本的一种，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不幸。
许戈辉：涉及到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
李缨：对，就是因为它有言论自由，有表现自由，那么就觉得因为这个电影有问题，然后大家都不敢上映了，导致不能上映的这么一种结果，那么就等于说，整个社会你就失去一个思考判断的一个权利，也就失去一次机会，这个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缺乏一种平衡能力，所以就整个对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批判性。那么包括福田首相都来表示这个事情的一个遗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其实马上有很多电影院来跟我们联系，表示说希望上映这部电影。
许戈辉：有评论说，《靖国》的解禁，最终能够上映和胡锦涛的访日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想知道你的角度，你怎么看？
李缨：我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一种，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是整体上现在就是说，包括福田首相能对这个电影表态，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希望不要因为这个电影造成了一种日中关系的紧张，导致了这个日本社会围绕着一个中国人拍的一个电影，造成了这么一种混乱可以说。然后右翼又过激的反应，甚至说造成了我们这些制作人员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人员的一些安全上的问题的话，那这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双方都想把这个事情能够顺利地推动它，那么上映了，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快地上映，不能推后。
许戈辉：为什么？
李缨：越往后拖，我们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我们就是到处要跟一些有关的电影院在协调这个问题，那么当时达到的，可以最快上映的就是5月3号，然后正好那一天又是日本宪法纪念日，那么《宪法》里面有保障这个表现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偶然。
许戈辉：所以阴错阳差。
李缨：就是很特殊，就正好就在那么一天，又能够上映。
许戈辉：巧合又有点反讽意义的日子。
李缨：对，然后又正好又是5月6号，胡锦涛主席访日，所以他们说，你们是不是都是有意要配合起来，是一种特别的一个安排。
2008年5月3日，日本第61个宪法日《靖国神社》在东京正式公映李缨说，我的电影其实只完成了一半，因为里面都是我的问号，没有答案。电影的另一半，该是由日本自己来回答。
许戈辉：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靖国神社？
李缨：第一次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是去日本没多久，去看那个樱花，然后那时候还去看那个大相扑，这靖国神社里面，还有专门一个相扑的一个场所，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当时候是去看那时候是觉得，这个时候挺好玩，挺开心的场所，就完全也意识不到，靖国神社对于日本社会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也不了解。
许戈辉：我听说是有一次你带着父母去参观靖国神社，结果从父母的反应中受到了刺激。
李缨：对，那时候是基本上我已经，是1997、1998年，就像我父母去日本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进入靖国神社，我是带他们去看樱花，因为我那时候公司事务所，就在旁边，就在靖国神社旁边，那么就带他们去看樱花的话，然后里面有一些军乐，然后呢也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来跳舞。
跳舞的有些这个日本的那种，穿着和服的这个美女，在拿着这个飞机的模型在往人群里面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这个就，当时看那场面就觉得挺刺激，但是没想到我父亲更刺激，因为这个军乐里面，军歌里面，有一个他以前熟悉的，听说的，就是徐州这个，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以前是在徐州度过，那么就是徐州的这个音乐，他们同样在放，这种东西是，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我父亲那时候有心脏病，完全就不行了，就是觉得，就想躲在家里面，在外面就不想再看这个日本。
许戈辉：根据你的了解，在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靖国神社是什么？
李缨：靖国神社最本质上面，它从成立当初，就是天皇的神社，是天皇给为他而死的军人授予的一枚巨大的勋章，是授予荣誉的一个地方。而且日本是一个特别重视就是说集团性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共同体，这个靖国神社也是日本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一个象征，饱含着他们的一个记忆，就是说一旦国家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为之付出某种牺牲代价。
2007年，李缨完成了《靖国神社》的最后剪辑，影片先后在釜山、柏林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但最希望日本能正视靖国神社问题的李缨缨说：“我的电影其实只完成了一半，因为里面都是我的问号，没有答案。电影的另一半，该是由日本自己来回答。” (来源：凤凰网)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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