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武器

　　本刊记者 白伟志

　　三国赤壁之战，也是冷兵器演进过程中的一次著名对决。

　　建安十三年正月，即公元208年，剿灭袁绍、北征乌桓后的曹操，没有片刻喘息，立刻返回驻地邺城，凿一湖名曰玄武，日夜演练水师，准备大举征伐刘表、刘备、孙权等南方势力。

一场冷兵器时代的著名战役即将上演，而武器装备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玄铁重甲

　　对于这番秣兵厉马的景象，史料中没有太多具体的记载。不过从曹丕在二十多年后在广陵孤城临江观兵时所吟的诗句中，依旧可以感受到曹军的军威：“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这里的“玄甲”，是指黑色的铁铠。早在西汉时，随着炼钢技术的大发展，铁铠在很大范围已取代了青铜甲，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则完全占据了军队的全部装备市场。

　　玄甲又称鱼鳞甲，几千片铁甲，用麻绳或者皮绳经纷繁复杂的编缀方法编织起来，可以有效防护战士的全身。不过玄甲比较沉，一般都有二十多公斤，不利于单打独斗，更适合重装步兵或骑兵采取军团作战。

　　但毫无疑问，这种黑色的甲胄代表着三国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陈琳在其《武库赋》中对大加赞赏：“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钢，函师震旅”。诸葛亮也在《作刚铠教》中说：“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采用了“百炼精钢”法来打制铠甲，而打制一件铠甲，至少需要迭锻五次。无怪直到后世六朝之时，人们仍然把质地精良的铠甲传为诸葛亮所锻铸。

　　不过诸葛亮此时尚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个，还来不及施展他治政方面的天才，而曹操的军队，在大量收编袁绍和乌桓残部之后，装备有了质的提高。曹植在其《先帝赐臣铠表》中，列举了当时流行的几种铠甲：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马铠。黑光铠和明光铠在当时属于高级甲胄，只有上层军官才有资格配备；而两当铠和马铠，则是曹操骑兵的主要装备，他也凭着这装备精良的骑兵，让孙刘等部吃尽苦头。

　　两当铠又叫裲裆，顾名思义，其一挡胸，其一挡背，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组成。马铠就是战马的护具，将战马的全身包裹起来，可以有效防备弓箭、砍杀等。马铠在东汉末年就已出现，不过那时候还是奢侈品。刚出道时候的曹操还是小角色，他曾经不无羡慕地说：“袁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无怪乎灭了袁绍之后，曹操信心大增，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南方、统一全国，先进的武装恐怕也是他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

　　刀戟代剑

　　公元前206年，刘备的老先人刘邦，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宴会：鸿门宴。与鸿门宴一起进入成语的还有一个词：项庄舞剑。由此可见在西汉之前，剑仍然是武将士兵随身佩戴的最重要的短兵器。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流转，公元215年发生在东吴的另一场宴会，则展示出短兵器明显的发展变化。那是在吕蒙家的一次宴会上，与甘宁有杀父之仇的凌统，趁着酒意，拔出佩刀，借舞刀助兴之名，欲杀甘宁。甘宁哪里是善茬，喝道“宁能双戟舞”，举起双戟便迎了上去。这可急坏了东道主吕蒙，于是他“持刀操楯，以身分之”，才不至于发生流血事件。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即使在传统的宝剑之乡吴越，刀和戟也已经取代了剑的地位。赤壁大战之前，主降派和主战派争执不下的时刻，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赤壁大败后的曹操卷土重来，被甘宁率百骑在濡须口劫了营，吃了个大亏。欣喜异常的孙权厚赏了甘宁：“绢千匹，刀百口”，由此可见此时刀的地位。

　　事实上，在三国时期，军队中大量使用的短兵器只有刀，步兵的常见装备便是环口刀配长楯。《刀剑录》有很多关于铸刀剑的记载：孙权在黄武五年造刀一万口，刘备造刀五千口，司马炎造刀八千口……这是因为刀更适合于劈砍，且工艺没有铸剑繁琐。剑则逐渐蜕变为赏玩物和配饰，成为文人骚客作秀的一个器件了。譬如曹丕所造“百辟宝剑”，不过是用来“饬以文玉，表以通犀”罢了。

　　三国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武器是戟，它是不可或缺的长兵器，也是唐以前整个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持戟成了士兵的同义词，《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

　　江苏东阳汉墓出土的一柄长戟，长达2.49米；而山东淄博另一座汉墓出土的一柄长戟，更是长达2.9米。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士兵皆荷戟持楯，而行营之中更是遍竖戟楯，由此可见，戟是这个时期军队中最主要的兵器。

　　猛将持戟搏杀的记载在《三国志》里有很多，最著名的有吕布“辕门射戟”；有张辽守卫合肥时“披甲持戟……杀数十人，斩二将……”，吓得孙权“以长戟自守”；还有曹操在濮阳遭三面包围时，典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

　　除长戟外，军中常用的还有双戟，孙权就曾经“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弄死过老虎。此外还有手戟，经常作为暗器时，譬如董卓就曾用手戟掷过吕布。

　　三国时期，骑兵的主要装备便是长戟配铁铠，步兵则是长短戟与楯配合使用。剑退出战场，标志着古代战斗从车战向骑步兵野战过渡。

　　远程武器

　　三国时期武将大多擅长弓射，早期董卓便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的一大狠人，至于像吕布一般“便弓马，膂力过人”，那就更多得数不清。然而弓箭在作战中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只能由人力射出，然而人力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它只能射杀人马，却无法破坏敌人的防御设施。

　　这时候弩便登上了战争的舞台，弩与弓机理相同，可以说是具有“延时结构”的弓。它与弓不同之处在于，无须在用力张弦的同时瞄准，而是先把弦扣住，在从容瞄准射击，因此命中率大为提高。不仅如此，它不仅可以依靠人的臂力，还可以脚踏或者腰引，甚至可以用绞车装置集中几十个人的力量上弦，从而使重型弩的使用成为可能。三国史上关于弩最经典的一个战例，便是袁绍凭借弩兵战胜了公孙瓒部下极为彪悍善战的骑兵组织白马义从。

　　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虽不符合史实，但是他的一项发明却非常重要，那便是被称为“诸葛弩”的元戎弩，也就是连弩。《魏氏春秋》中记载：“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武备志》中对诸葛弩的性能做了补充：“此弩即懦夫闺妇皆可执以环守其城。”

　　诸葛弩虽然做工精巧、省力好用，但威力着实不大，曹操军队使用了另一种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发石车。还是在官渡大战时期，袁绍部队在营中堆土成山、建成高楼，从上边向曹军射箭，一时曹军伤亡惨重。曹操下令造“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霹雳车。”后世赞叹道：“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

　　《武经总要》记载了抛石机的结构：以大木为架，接合部用金属件固定。机架上方设置可以转动的横轴，轴上固定抛射杆，称为“梢”。梢前端有索绳连接一个皮窝，用来容纳石弹；末端系■（石驳）索，索“长数丈”。大型抛石机常拥有数百条这样的■（石驳）索，每条由一两个人拉拽。射击时，一人瞄准定放，拽索人同时猛拽■（石驳）索，■（石驳）梢末端下坠，前段扬起，皮窝中的石弹便被甩向天空，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飞射出去，破坏力巨大。

　　战船

　　曹操凭借精良的步兵与骑兵，横扫北方，但他深知这一套在南方未必吃得开，“北人骑马，南人乘舟”，要想平定南方，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南伐之前，他早早的便在邺城玄武湖操练水兵。

　　但是他的对手是东吴水师，一支秉承着启自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水师优良传承的虎狼之师。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造船技艺，拥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水手、水兵。

　　当赤壁之战的序幕拉开后，南北双方近四十万人盘踞两岸，两千余艘战船对峙于长江之上，一场冷兵器战争时上最惊心动魄的水上大战即将上演。角逐的背后，是一场力量、智慧与技术、经验的全面PK。

　　三国时的战船沿袭了汉代的技术，最著名的战船当属楼船，汉代最大的楼船高达十余丈，可谓彼时的航空母舰。楼船之上“起重楼，列女墙，战格、树幡”，装备大型战■（石驳）、拍杆；甲板上可以奔车驰马。这其中，东吴的楼船又属翘首，其最大的楼船“飞云”、“盖海”等，竟有五层楼之高，可容纳3000名士兵，俨然是浮在水面的城堡。

　　东吴的另一主力战舰叫做艨艟(艨冲)，以速度著称。赤壁大战中，东吴用来突袭曹军船队的纵火船，便是这种形体狭长、速度奇快的小型战船。《太白阴经》记载：“（此船）务于速进速退，以乘人之不备。”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的艨艟，“中江举帆”，乘风纵火冲入曹军船队，不多时便让曹军“樯橹灰飞烟灭”，实在是令人不可小觑这种战船的实力。

　　赤壁大战东吴胜利的原因毫无疑问有很多，单就技术角度而言，精湛高超的造船技艺，丰富的水上经验当然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吴水军除在长江上活动之外，还多次进行了海上远航，其向南最远到达夷州，向东北最远到达辽东半岛，每次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这么丰富的水上经验，曹操真是必败无疑。

　　建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兵败赤壁的次年，曹操沉痛地说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曹操也许有着太多的不得已。天下无刀本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只有和平而强大的国家才做到民间无兵器，人人学习文章诗歌，但追求这种社会环境却首先要付诸于武力。这不仅是曹操的困惑，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个英雄的困惑。 H

　　吃在三国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为米、麦、大豆，主要饮料是酒浆汤之类，浆是冷饮，汤是热饮。但浆汤都不过是喝水的别称，不如酒那么珍贵。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孙权、孙皓均是好酒之辈。

　　在饮食烹饪方面，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都带到了中原腹地，从西域来的人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涮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传入了叉烧、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则带来了烤鹅、鱼生的制法；从西南滇蜀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至北魏时，西北少数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将胡食及西北的确的风味饮食大量传入内地，使宫廷饮食也出现胡汉交融的特点。

　　面食在民间因发酵技术更加成熟有了进一步推广。中国食面习俗形成与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扩大和推广。

　　馒头。据宋人《事物纪原》中说：“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名馒头。”由此而见，那时的馒头不但夹有牛、羊、猪肉馅，而且个头比较大，与头相似。

　　乳制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大批西北游牧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及中原畜牧业发展，乳制品成为经常性的食品。当时乳制品主要有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其食法主要是放入面点之中或作饮料之用，也可直接食用。

　　这一时期，筵席也出现了新特点。筵席场面更为宏大，礼仪复杂、菜肴丰富。例如，元旦向君王行朝贺之礼，君王大宴群臣。曹植在《元会》诗中写道：“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朝贺赴宴的官员要“衣裳鲜洁，黼黻元黄”。宴席上“珍膳杂沓”，冷盘、热菜，分层推上，君臣一堂，“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在三国时期之前的文献中，“茶”字不见经传，只有“荼”字。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曰：“荼，苦菜也。”由于茶树种植的增加，茶叶在南方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通饮料，蜀人饮茶习俗已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时期流行的名菜有：鱼鮓、五味脯、胡羹、胡炮肉、莼羹、蒸豚（就是蒸小猪）、跳丸炙、武昌鱼。

　　穿在三国

　　三国服饰按其组成可分为：冠、衣、裳、袜、履、饰品等六部分，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冠。《三国志》中可供查考的冠只有两顶：一顶为曹操所拥有，称作“远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一顶是杨彪的，称作“鹿皮冠”。与冠作用相当的巾则广为流行。有质地为绢的幅巾，细绢制成的缣巾，平常百姓则戴蔓草茎纤维制成的葛巾，葛巾布衣成为平民式的典型装束。纶巾与由青丝带编成，质地较葛巾为佳。此外，三国时的帽子还有帢、绣帽、皂帽、絮巾等。

　　衣。三国时衣的种类较多，大致有单衣、复衣、糯、衫、扭褐、褚、辛圭、褶、裘等, 其中单衣、复衣指衣的厚薄, 可合称为单复。三国人着衣以长衣为主，单衣不仅长且肥大, 由袖子形制的差异又可分为檐榆和褚。檐榆为直据。褚，“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大袖单衣又有缝掖之称。贫寒人家则要省去单复的修饰，只著短衣。糯为短衣一种, 质地不佳者则称为很褐。妇人衣多艳丽，男子着绢衣，则会被看作是轻浮的人。此外，衣的颜色又可以用来区分人物身份，如商贾则着白衣。

　　裳。《诗经毛仁》中有“上曰衣, 下曰裳。”三国男子裳有挥、挎、裙。女子裳为

　　“贯两脚上系腰中”。

　　饰品。妇人饰品有头饰、腕饰、腰饰,男子则要在腰带上挂一肇囊，来盛日常琐碎物品。腰带多做为贡献赏赐之物。

　　住在三国

　　这一时期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型、曲尺型、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型之分，但基本结构都是一堂二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不等。

　　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

　　从汉代到清代，这一传承不但贯穿普通住宅，而且宫殿与庙宇也遵循此方法。这使得建筑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汉代起使用更多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向上反曲，这是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汉族住宅甚至汉族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两汉三国时候基本形成。

　　贫民的住宅一般没有庭院，十分简陋，，有些还住半地下室。一些寒士（比如早期的孔明）只能“居山泽，结草为庐。”

　　秦汉三国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有着其特定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东汉三国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进一步普遍化和多样化，已成为整座建筑物有机组成部分。

　　秦汉三国时期一般民居的结构是一堂二室，建筑形式以夯土和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规模较小的住宅，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砖瓦的普遍应用，是秦汉三国时期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从东汉起，高台建筑逐渐减少，多层楼阁大量增加。

　　人们还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装饰建筑，实现了结构和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之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

　　（本刊记者白伟志整理）

　　行在三国

　　成书于秦或汉初的《山海经》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眼界的开阔，他们不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开始涉足海外。秦汉帝国的建立，进一步促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交通体系的建立，天南地北，皆可见官吏、旅人、商贾等奔忙的身影。三国鼎立以来，道路为之隔塞，然而区域交通却因此而有了繁盛的可能。尽管通隔交杂，兴衰错落，羁旅之路却别有风采。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时期的战乱与割据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陆路交通的一体化趋势，栈道被毁，旧有道路因缺乏维护而日渐荒芜，原为交通枢纽的城市因战乱而衰败，各政权间的边界也成为无形的阻隔。

　　不过新兴的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新的陆路交通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邺城、成都、建康、平城等新兴交通中心城市，并且区域内次要道路地位得以抬升。如建业在汉时只是丹阳郡内一县，然经东吴、西晋的开发，已成为南方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秦代的海上交通相当发达，汉代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东汉末的动乱没有废止海上交通，东吴政权通过海路与辽东半岛以及南海诸国保持联系。

　　三国时内河交通也很发达，割据政权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十分勉力于沟渠的开凿。太湖水系、北方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不仅促进了物流运输能力，也促进了地方繁荣，为之后全国运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也是别有特色。车辆就像现在的时装一样，翻来覆去的流行。比如汉代时多为中下层官员称作的轺车（四面无挡板，以敞露为特点），到后来却逐渐为高官贵胄所青睐。再比如在汉代时地位低贱的商人才能乘坐的牛车，到三国两晋时却成为天子贵族的爱车，发展到晋代，上层社会居然流行起了乘羊车。。

　　此外，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还包括舆轿、辇（人力车）、鹿车（独轮车）。水路交通工具包括以楫拨水前行的小船，也包括规模宏大的楼船。（本刊记者白伟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