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数年前，聆听赵老师商法课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一个能容纳四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还有很多搬着板凳来听课的学生。现如今，来到他的办公室：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他为我泡上一杯清茶，静静地向我讲述他的故事和心情。不禁慨叹：时光荏苒，却有些名字、有些人的内韵和魅力如这一杯绿茶，随着岁月的积淀，才愈显深沉而醇馥。
“喜出望外”：和法学不期而遇 西南政法大学的“78级”本科生在中国法律界缔造了一个“神话”。
而赵旭东也正是这个“神话”中的主角之一，说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并不为过。那个时代、那代人的确成为了我们复制不了也抹不去的光辉一笔。
十年“文革”后，积攒了十年的人才终于重新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历史背景使当时的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经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同时对高等教育充满着渴望。赵老师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别时代里和法学不期而遇的。“选择法学不是主动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巧合”。谈起当时他对法律的了解，无非是“警察”、“刑法”，“政法工作还有一些神秘，一般都是按照绝密专业来招，因此想考法律专业是很难的。当时想法是能考上就行，没有敢奢望考重点大学，也没考虑专业，法律离我们更远”。录取时赵老师却接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通知，谈到当时的情景，似乎还能看到他记忆里的那份悸动，“竟然是重点大学，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尽管对法律不了解，但对它有一种神秘、神圣的感觉，有一种比较模糊的喜爱”。
谈到当时的法学教育，赵老师感慨颇多，“进了大学之后，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无法可依，也是无法可学。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法律主要是国外尤其是前苏联的法制史，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理”。或许稀缺的东西才更显珍贵，当时他们学习的热情也很高，“教材资料奇缺，好不容易拿到一本台湾的影印的教材，就如获至宝”。
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的赵旭东被推荐提前报考研究生。但同样令人意外的是，“那时他选择的是刑法，因为刑法内容清晰、和社会生活环境联系密切，对刑法有一种天然的喜爱”。但当年没被录取，他与刑法擦肩而过。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江平、张佩霖、巫昌祯合编的一本民法学教材的打印稿流传到西南政法学院，带给了他一场不小的震撼，“当时发现他们讲课风格特别丰富，讲义内容很丰富，和一般的教材讲义完全不一样。当时就被他们的教学风格深深吸引，所以就选择了北京政法学院。”为了继续充实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毅然改换民商法专业，第二次走进了考场。最终他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也成为江平老师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
“为学莫重于尊师”，谈到江平、张佩霖这两位法学道路上的引路人，赵老师依然满怀感激，“江老师的学术思想、性格、思维方式都深深影响了我。特别是江老师高远、广博的学术眼界，让我钦佩不已”。“不论在学术还是为人之道上，江老师豁达的胸怀，开明的心态都成为我的榜样。”
“张佩霖老师特别注意法学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特别注重对社会生活当中法律现象的观察。所以他的课深入浅出，非常生动，特别能够展现法学的丰富活泼。所以我们在研究当中也注意捕捉与实际生活联系密切的法律问题”。
寄情寄期：爱法如爱子 谈到商法学学科和商法各部门法的话题，他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热爱，竟如父亲对孩子的情感一般：呵护他的成长，惦念他的未来，因他的进步而欣喜，为他的不足而担忧。
“商法学学科的状态在各个学科中非常特别，一方面，我们商事法律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商法学的理论在不断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商法学又处于体系不确定、结构不统一的状态，甚至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原理都不够确定。尤其是关于商法的调整范围、构成部分如何确定等问题，仍有很多困惑”。
于是，对于商法的未来发展，他提出制定一部商法通则的愿景，“从四、五年之前，商法学界就提出一个课题：是否应该制定一部的统领性、总则性的商法通则，对各个商法领域中共同性的问题做出统一的规定，来弥补单行法中的漏洞。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商法学界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都是比较赞成的”。赵旭东老师积极通过商法学会和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学研究所这两个平台，对商法通则的研究做了具体部署，热烈探讨研究，广泛调研考察，起草专家建议稿，并筹备召开国际研讨会，听取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的意见。在推动商法通则的立法上他辛勤劳作着，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谈到赵旭东，谈到商法，就不能不谈到“新公司法”。赵旭东教授作为公司法修改专家小组成员，对这部法律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钟爱，以至于他曾经自豪地说，“修改后的公司法是世界最先进的公司法之一”。在中国很多法律仍要追赶世界脚步的时候，公司法却能走在世界公司法的发展潮流的前端，究其原因，赵老师也表现出作为法律人的欣慰：“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经济一体化、贸易规则一体化促成了我国公司法跟世界最先进的公司法之间的契合和一致。二是我们国家法律制度自身发展的结果。我们的法制建设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夜郎自大，而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开放开明的心态。”
劳谦虚己：“常感到不足和惭愧” 入选“长江特聘教授”，他更多地将这个荣誉归功于他背后的集体、寄心语于他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未来。“中国政法大学是全国法制教育的中心之一，在全国法学界影响越来越大。长江学者在法律学者当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它也是对法律学科的学术地位，学者学术影响力的一种认可，从这点上讲，政法大学应该涌现出更多的长江学者。所以这是政法大学一个共同的期望。”
所谓“劳谦虚己，附之者众”，或许正是他那份多年来固守的谦逊和执着，才最终铸造了他今天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对我个人来说，"长江学者"是个很高的荣誉，是对学者学术能力的评价和肯定。我多年来一直从事民商法的教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到底学术贡献究竟有多大，自己经常感到不足和惭愧。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的学者做的更好，反而感觉到，当选了长江学者之后，我应该呈现出一种更令人信服的学术状态，取得更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所以这既是一种荣誉，而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和压力。”
谈到对“法学家”这三个字的理解，他也表现出了法学家那份独有的严谨，“这里可能存在一个理想状态中和形式意义上的法学家的分别”。形式意义上、称号上的的“法学家”是通过一定程序，按照一定条件，在相互比较当中评选出来的，是一个对学者的一个相对的评价和认可。而对于实质意义上、理想化状态中的“法学家”，每个人心目中都对法学家有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社会上对法学家也有一个笼统抽象的希望。
“就我自己而言，一位法学家至少应该是法律学者当中最优秀的成员，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在自己从事的学科理论领域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和学术观点，发表有自己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得到比较多的学者的认同和肯定”。
此刻我心里已经做出一个结论，对于“法学家”这个称号，赵旭东老师当之无愧。作为一名法学家，他是年轻的，仿佛一株松柏，正闪耀着欲滴的青翠。而我们也相信，他的学术生命力也必如那坚韧的植物般茂盛而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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