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锋
潘作良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的电话号码，很多人都知道。
同事说，一个信访局长的手机号码，是不可能保密的。上访群众能弄到。
潘作良任职的四方台镇10个村的村民，将他的电话写在挂历上、记在本子上，去世后，很多群众还对他的手机号码脱口而出。
有了他的手机号码，上访群众心里不顺，就随时随地给潘作良打电话。
王秀俊喜欢在前半夜打电话，傅玉兰习惯在后半夜打，两人都是潘作良接待过的老上访户。她们说，白天打时总占线。
心里有怨气，两位被潘作良叫做大姐的女人说起来没完，两个人后来都说，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说痛快了，我们舒舒服服睡了。
他不能关机，也不敢关机，谁知道什么时候有突然的紧急事情发生？
潘作良去世后，女儿打出了他手机的通话记录：3月份，1201次；4月份，1441次，大多数是潘作良女儿不熟悉的电话号码——那是上访群众打来的。
而且，这仅仅是他的手机，他的办公室电话和家庭电话，通话次数还没有计算在内。
仅这些通话，潘作良每天手机通话也在50次左右。
因为说话太多，他患咽炎，还自嘲是“沙哑一派”。
送潘作良离去，王秀俊和傅玉兰每说必哭，“后悔死了，他那么累，我还不让他睡觉，一直跟他说啊说……”
潘作良本来是个急脾气，但只有对两类人不急，一是诸如王秀俊傅玉兰这样的上访群众，任人家怎么急，喝过酒冲到办公室里来的，指着鼻子大骂的，潘作良都没对群众发过脾气。另外一类，是自己的家人，他从没有对娇弱的妻女吹胡子瞪眼过。
唯一一次，对上访群众表现出一丝异样的，是他发病那一天，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天。
5月9日下午4点多钟，潘作良在办公室里接待傅玉兰，谈着谈着，他捂着头，“我脑袋疼，你让我静一静……”
喘了一口气，潘作良把傅玉兰接待完，傅玉兰脸露笑容地下楼。
紧跟着下楼的潘作良，告诉同事，自己的头疼得要爆炸。
被送到医院，潘作良的血压达到了260，量完血压，这个身高一米八，体重80多公斤的东北大汉，颓然倒下。
他的眼神定了，从此再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观察瞳孔的医生手电筒中发出的强光，还是亲人的呼唤。
十几个小时后，潘作良在沈阳因脑干出血去世，终年43岁。
他的下属说，人有极限啊，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铁人也受不了。潘局长是超过极限了，他像个拉过劲儿的弹簧一样，回不来了。
很多时候，潘作良的睡眠不到两三个小时。他的工作实在太多。
潘作良接任信访局长一年零八个月，时逢国务院颁发的《信访条例》实施不久，潘作良所领导的辽中县信访局，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接待模式。群众上访，辽中县信访局更多的是，将所涉及单位的领导接来，请他们与上访群众见面，这些群众有的是利益受到不当侵害，有的是对政策法规不明白，相关部门领导，可以把政策解释清楚。
如果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信访局就起了“督办”的作用，他们协调沟通，尽量促成相关部门领导当场拍板。辽中县信访局，在潘作良的领导下，正在努力从上访者的“中转站”，变成“终点站”。
在潘作良去世前，他一手创建的“辽中模式”，正在准备向全国推广；他主持修建的“信访接待大厅”正在施工，上级交办的50件重点信访案件，20天内，解决了13件。
一切都需要时间。
潘作良要求，信访局每天七点半之前，必须有一个干部在门口接访。他说，信访是不按时间的，老百姓有一肚子气顶着，睡不好觉，肯定早早来门口等。
最早的一次，他4点30分进了信访局大门。
晚上，他走得最晚，半夜还在办公室里是经常的事。
潘作良的身体并不好。他经常头疼，不知是谁告诉他的土方子，从此一遇头疼，就啪啪作声地拍打自己的脑袋。
他腰椎间盘突出，一犯起来，就得趴着工作。
他面部神经痉挛，发展到最后，连材料都看不得，只好做了开颅手术。医生在他耳根后钻了几个眼，术后没几天，他就戴着头罩，到北京接越级上访群众去了。
发病的前一天，他夜里1点半回到家，躺下睡了一会儿，早晨5点10分，他向沉睡的妻子打招呼：“我走了！”
20年的夫妻，就此告别。
然后，潘作良去看了信访接待大厅的施工情况，参加会，发言，接待群众，不停地打电话……
在会上，有人听到他不住地用手掌拍击头部，也有同事和下属提醒他，今天的脸色非同一般地难看。
他全没当回事。
潘作良没有看到他一手操持起来的信访接待大厅，那个宽敞明亮的地方，他一天都没有坐过。
他也没有等到他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工作，拿上第一次工资孝顺爸爸，再等一两个月，潘作良就能等到这一天。
潘作良的前任，因为工作繁忙，整夜失眠不得入睡，只好用医疗手段强制睡眠；潘作良的后任，一个35岁的小伙子，到任两个月，一下瘦了近6公斤。
这是个太累人的职位。
新华社记者朱玉 姜敏
（据新华社沈阳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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