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有人与体育话语权

　　朝中有人与体育话语权

　　陆 镜

　　魏纪中先生出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一职，是近来体育界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奥运圣火在传递，欧洲杯在进行，虽然魏先生由此获得的媒体版面，并不如前年陈冯富珍女士获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时那般多，但作为中国人出任国际性组织的一把手，他们的表态完全一致。

陈冯富珍说：“我不会偏帮任何一个国家。”魏纪中说：“作为国际排联主席，我必须对220个成员国负责。我更不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对中国排球进行特殊照顾。”

　　当然，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两句外交辞令。

　　“朝中有人，对一个国家来说，好处不言而喻。” 2004年10月，在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新委员的黄力平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表态。这位体操前世界冠军的另一个表述更值得回味，“并不是要国际体联偏袒中国队，只不过是要使中国队所处的环境更公平一些。”

　　现代体育自工业革命前后在西欧诞生，其宣称的特色便是要实现真正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但现代体育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是，游戏是西方人创立的，规则是西方人制定的，裁判是西方人为主的，市场是西方人控制的，作为后来加入者的中国人而言，话语权天然缺失，又如何能相信“费厄泼赖”总能加诸己身？

　　突破

　　在笔者接触的一些体育界人士看来，从上世纪初中国走进国际比赛赛场始，规则和裁判导致的不公平简直可以构成一部血泪史，最近的个案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球队与卡塔尔队主客场的裁判门事件。自然，在竞技体育被政治化的中国，一个世纪的血泪和所取得的金牌荣誉一反一正，恰好为体育民族主义的一波波涌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推剂。

　　此种背景下，夺取体育话语权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之中。至于方法，要么自立门户自立山头，譬如1963年和苏加诺的印尼共同推动试图与奥运会分庭抗礼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及目前力推的武术全球化；要么依靠国家实力和个人能力，挤入国际体育组织的内部，像魏纪中和黄力平，以及曾为中国队历史性进入世界杯立下汉马功劳的前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张吉龙那样，努力“使中国队所处的环境更公平一些”。

　　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虽然以其48个国家参赛的巨大声势，大大警告了国际奥委会中那些与印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对的西方体育领导人，但只办了一届，便因苏加诺遭遇政变下台、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而夭折。

　　而武术这一国粹进入奥运会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一直都不顺利，终究还是因为太中国。毕竟是国粹，博大精深，国人并不情愿干净利落地调整背后的价值体系，简化且统一规则适应世界、特别是作为现代化之结果的世界的主导——西方人的竞技运动理念。

　　倒是后一种，打入国际体育组织内部的做法，中国屡有突破。尤其是诸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这些欧洲人发明的，重技巧而轻体能，且通过个人奋斗而不太需要集体配合即可成功的项目。

　　黄力平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刚当选国际体联男子经济委员会负责双杠项目的委员不久，就面临技术委员会要对双杠的一个动作做出降低难度的考虑。这个动作是李小鹏等中国队队员常用的，一旦被降低难度，对中国队的不利影响会很大。“作为中国的委员，我自然要促使技术委员会尽量取消这一计划。经过多番理论，技术委员会最终也确实放弃了这一计划。”

　　中国在国际体操联合会真正有发言权，始于李宁。虽然此前亦有国家体委的行政官员出任国际体联理事，但受到语言等能力限制。李宁进入技术委员会，一则因为1980年代始中国体操取得的出色成绩，二则在于他的个人能力，作为世界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之一，李宁还具有出色的公关能力。

　　有人称武术就是一种优美的东方式体操（这实在是武术套路化之后的自取其辱），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现代体操起源在欧洲的德国和瑞典。时至今日，技术委员会内欧洲国家的委员往往协同作战，在规则的制定和解释上做出有利于欧洲选手的决定，裁判亦是如此。而自李宁始，中国人在国际体联的盟友便是亚洲国家。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羽毛球领域。吕圣荣女士1993年出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时，其下属的7个专项委员会主席全部都是欧洲人，然而羽毛球运动开展最好的地区是亚洲。通过努力，市场、财务、发展三个委员会的主席由亚洲人担任。国际政治领域内利益集团的合纵连横，在体育界亦是潜规则。

　　美国跳水名将洛加尼斯和熊倪的跳台恩怨，是20年前的事了，其后，中国人便成为了跳水世界的霸主。2005年，中国历史性地有7人进入国际泳联的技术委员会。一家国内媒体报道此事，述评以往欧洲人和国际泳联的关系时，愤愤然用到了“霸占”一词，指出从跳水规则的修改和裁判员的任命、使用，国际泳联明显有针对和削弱中国优势的倾向。再次当选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委员的前奥运会冠军、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那时正打算到美国进修英语，她表态说：“放弃我的发言权就等于放弃中国跳水的话语权。”

　　要在国际场合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自己首先就要更国际化，而语言却是国内体育界人士进入国际性体育组织争夺话语权最大的障碍，背后的事实是运动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而更深层的问题，则是举国奥运金牌第一的训练体制，国内体育的官僚体制也影响着国际利益的获得。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见多识广的李宁在2001年捐资10万美元成立运动员教育基金，其中一项工作，便是为运动员进行免费英语培训。周继红以及同期进入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的“蛙后”罗雪娟，正是2004年度培训计划的受益者。

　　上述这些“突破”，对话语权的获得确实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情况正如熟悉国际体育组织运作的魏纪中所言，面对国际竞赛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纠缠不清，虽是民主框架但仍有官场流弊的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中，“除少数几个项目我们还能‘主导’之外，其他只能被动适应。”

　　主导

　　主导的意思之一便是有自己人出任领导，或者在组织内部，具有强势地位。

　　在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奥委会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中国人人数不多。曾出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的吕圣荣女士，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而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则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和我们的大部分外交官一样，他们二位都是由翻译而成为职业的国际体育官员。此外，著名的智多星徐寅生担任过国际乒联主席，香港商人程万琦出任过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席。

　　成为体育强国是中国大国崛起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任国际体育组织的掌门人，除了朝中有人说话，公平公正有了人事保证之外，自然还能激发起国人，特别是体育迷们的民族自豪感。官方语境中，将出任一把手与中国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联系在一起也是常见的论述。

　　而大国自然要有大国的身段。“我们往往有使国际体育组织做出对我国有利的决定的想法，但应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损害其他国家协会的利益，不违背其他协会的愿望。”魏纪中说这句话，是为了表扬中国乒协撤回要求每局恢复21分制的提案。其时，国内的背景是，小球改大球、21分改11分，乒乓球的规则改革正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绪，爱国者们一方面为国际乒联专门针对中国而愤怒，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为我们强大至此而洋洋自得。

　　国际排球界的传奇人物，2003年去世的原北京体育大学校长马启伟先生可以提供另一个例子。马先生1948年毕业于排球运动的发源地美国春田学院，获体育和教育硕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女排的教练。1980年代，中国女排成为世界一流强队，1984年马先生出任国际排联规则委员会主席，其后的20年里，他领导发动了包括每球得分制、自由人制度、允许手脚并用、运动员可以穿突出身材线条的服装等规则改进的革命性运动。在其年事已高不得不退休时，国际排联做出了4年不修订规则的决定。在国际社会，马先生不是因为对中国队做出的贡献，而是因为对国际排球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铭记和尊敬。

　　像马先生这样，成为主导者之后，担当的责任便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推动整个运动向竞技水平更高、参与者更多、市场更繁荣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各项运动彼此争夺观众，争夺市场的行为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当中国人联合亚洲人从原来的主导者西方人那里拿到话语权之后，竞争便不仅仅停留在竞技水平的高低，和金牌的最终归属，而成为了东西方在体育理念与管理经营水平上较量。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接替徐寅生出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加拿大人沙拉拉一直被部分球迷称为“反华派”，但徐寅生的评价却是：“他在乒联主席的位置上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开拓市场方面，做得非常突出，我们在这方面要向他学习。”中国人的乒乓球打得好，举世公认，然而一家独大，除了搞人才输出，并不懂得国际性的群众普及和市场开发，乒乓球在世界各国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弱，中国队即便成了没有对手的“独孤求败”，于国家于世界，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在商业利益及国际奥委会要根据观众多寡削减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双重压力之下，体育市场份额堪称重中之重。但异常看重金牌所代表的民族利益的中国，群众体育运动极其落后，而总也看不见改革曙光的体育行政化管理模式，早已导致足球联赛这个体育市场化的探路石彻底崩溃。国际情势与国内格局的断裂如何能真正体现中国作为主导者的优势和推动力？中国作为自封的体育大国，除了以举国之力争夺金牌，不断引领某几项在西方并不足够普及的运动的竞技水平向前发展之外，还能对国际体育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或许，这才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两难困境面前，话语权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