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敖庆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
告别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主持人，愿意来的人就三鞠躬送别先生。
93岁的唐敖庆院士穿着他最喜欢的中山装，静静地躺在白色的菊花丛中，仿佛刚刚睡着一般。
遗像里的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温和地注视着每一个人。
看着学长的近视眼镜，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仿佛回到60年前。上世纪40年代，他与唐敖庆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因为幼时家贫，唐敖庆靠半工半读坚持念书，每天要在油灯下温习功课，久而久之，他高度近视了，经常是晚上睡觉把眼镜放在床边，早上起来要摸半天才能找到。后来，因为做研究查看的资料太多了，唐敖庆的近视达到2000度，看书时，书离眼镜只有20厘米的距离。
上帝关上了一扇窗，总会打开另一扇窗。高度近视让唐先生锻炼出绝佳的记忆力。
一次，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和他共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两人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高度近视的唐敖庆不用人扶却走得很好。朱清时感到奇怪，正在阐述学术问题的唐敖庆突然提醒他：“还有一个台阶。”原来，唐先生每次上楼时都默记下了台阶的级数，下楼时就不用麻烦其他人了。
朱清时感慨：“唐先生的研究全是在大脑中进行的。他的大脑那么精确，比计算机还高级。”
唐先生讲话很有特色，从来不看讲稿。即使在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时，每年作年度工作报告，他一样大致不差地脱稿讲完。
朱清时说，唐先生的报告完全是大师风范——在报告中找不到一句废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很多人都说，听唐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听别人的课可能会开小差，但是唐先生的课，每句话都想听。
上世纪40年代初，唐敖庆和邓稼先、李政道、杨振宁一起，从西南联大被送往美国学习核物理。后来，唐敖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物理化学。1955年，成为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
他的弟子中，有8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光宪院士说，以先生的勇气、才智和勤奋，如果停留在一个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将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果，更高的荣誉。可是唐先生总是为了国家大局牺牲个人的小我。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唐敖庆就提出：老师要什么课都能讲，不能光给研究生上课。为了给学校的年轻教师做示范，当时已经是吉林大学副校长的他，给本科生讲了一个学期的物理化学课。
唐先生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他无论对什么人都平等相待，连维修工人到家里来，他也是亲自倒茶。徐光宪院士最先得到唐先生去世的信息，是唐先生在基金委时的老司机告知的。而在告别会的现场哭得最凶的，是在医院照顾唐先生的护士。
孙家钟院士1952年从燕京大学到吉林大学工作，与年长他15岁的唐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渴望知识的年轻的孙家钟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看。唐敖庆直率地告诉他：你念书念得太苦。一个人要站在书上读书，千万不要躺在书上读书。
唐先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时的科研助手和兼职秘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前树说，唐先生在1998年中风前，一直在带研究生，做研究。80多岁的人了，学生的论文拿来，他毫不马虎，一个错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改。学生的公式有误，他就推导给学生看。
唐先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时，确立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他改变了重大项目面向单位行政拨款的传统方式，坚持应由教授个人申请项目经费。这个制度坚持了下来。如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因为其公平公正的评审机制受到业界的好评，它的经费总额已从当初的8600万元增加到今年的60亿元。
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着那么多的钱，但花起来公私分明。那时候，唐敖庆还在吉林大学兼带研究生，经常要给研究生写信指导。他没有一封信使用的是带有基金委字样的信封和信纸。唐先生说，基金委的信封和信纸，处理的只能是基金委的事情。
熟悉唐敖庆的人都知道，他最不爱给别人添麻烦。他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的。唐先生一直有高血压。1998年春节，降压药正好吃光了，因为春节期间医院休息，他不想麻烦别人，就挺着半个月没有吃药。过后，因为头晕去医院，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他因中风倒下了，这一倒就是十年。开始的时候，唐师母去看他，握着先生的手，他还有意识，睁开眼睛，又闭上。有时换药也知道疼。后来，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唐先生是个刚强的人。”孙家钟院士说：“现在，先生可以安心了。”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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