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18日，云南全省共问责42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105人、科级266人、一般干部38人——涉及9个省级政府部门和14个州市。
今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
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实施了“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三项制度。
“脸好看、事好办、钱少花”，实施官员问责后，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评价有了变化。
“自上而下”的原动力 面对初期进展，省委书记批示：其余部门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
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调推进和持续关注，是推动行政问责的直接动力源。
新一届云南省政府第一次全会，就通过“省人民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和“在全省行政机关推行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的决定”，并以一号令下发。“问责办法”第20条特别写明：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本部门的问责办法，或参照执行。
5月30日，省长秦光荣要求，在全省县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等四项制度，并把实施四项制度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载体。
省委书记白恩培说，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需要，是新形势下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的需要，是加快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需要。当他看到截至5月底49个省直部门中只有3个实施了问责措施时，批示：其余部门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
云南地处边疆，如此“高调启动、强势推进”四项制度，有其独特的“背景”。据云南省监察厅领导介绍，2001年后，云南经济发展经历了止跌、回升、发展三个阶段。在新起点上，云南要更好更快发展，一个“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行政系统至关重要，于是行政问责制度孕育而生。
云南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省政府办公厅、省监察厅、省人事厅、省政府法制办、省政府新闻办、省政府督察室主要领导为成员，下设问责办和三项制度办公室。
制度设计颇具特色 启动快速问责程序：将初步核实情况和案情调查两个程序合二为一，探索将通报批评等不涉及“帽子”的问责权限从省政府下放至监察厅
如果说领导重视是行政问责的直接动力的话，那么，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则是行政问责的生命力所在。
媒体监督，是云南省行政问责的八条渠道之一。据云南省问责办统计，目前共有23人因被媒体曝光而受问责,占总数的6.2%。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等两条渠道，也是民意推动问责的表现。
6月26日上午，昆明市金碧便民服务中心的劳动就业窗口内空无一人，前来办事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群众直接向省行政问责办公室投诉。从问责权限看，这不归省问责办管，但问责办的同志还是赶到现场协调解决，尊重了群众的热情和信任。
云南省规定了应予行政问责的十种情形，相应的解释又将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具体化为可操作性强的44条，如“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就细化为“公开承诺的事项不兑现”等5种情形，确保问责依法进行。
推行行政问责后，“大法不犯，违纪不干，不作为、乱作为不断”的现象有制度管了。
其实，相对于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群众更为关心“春风化雨”式的身边事、日常事。云南省将行政问责制和“服务承诺制”等三项制度“捆绑”实施，用行政问责推动其他三项制度。
云南省24个省直部门分两批在媒体上公开亮相，向社会承诺服务的内容、程序、标准等；群众在行政机关找到的第一个人，即使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也要主动帮着联系、解释；对办理的事项列出时限要求，限时办结。这三项制度，分别对服务质量不高、态度不好和效率低下的行政顽症开出药方，解决的都是群众最为常见和头痛的问题。
实施过程中，云南省又启动了快速问责程序：将初步核实情况和案情调查两个程序合二为一，探索将通报批评等不涉及“帽子”的问责权限从省政府下放至监察厅，以保证问责的时效性。
“政治生态”悄然转变 省长强调：“不能让问责制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一份对全省实施四项制度和24家省级行政部门服务承诺的网评显示，96%以上的网民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如此高的支持率，既是赞扬，也是期许。省长秦光荣表示：“不能让问责制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在四项制度实施过程中，昆明市一马当先，他们提出：“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和最严厉的问责制”。
昆明市便民中心户政窗口的工作人员，因在接待办事群众时态度粗暴，和前来办理户口的群众发生激烈争吵而被当地媒体曝光。这名工作人员被停职，成为云南省因舆论监督被问责的第一人。
在安宁齐天化肥有限公司致使6人死亡、28人受伤的硫化氢泄漏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安宁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作书面检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被责令辞职。
云南省民政厅做出了自然灾害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承诺；因为上班时间上网聊天，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被辞退，教育厅召开机关大会提出整改措施；
建设厅出现了几个耐人寻味的变化：限时办结和首问负责推动岗位责任明确，领导随意派活的少了；怕问责到自己头上，公务员偷懒把分内工作交给非公务员或借调人员的少了。
经过短短四五个月的砥砺洗礼，云南省政府部门上上下下都认识到，问责，要动起来，而且必须动真格的！
在探索中坚定前行 仍有2个州市、一些省直部门没有进行过行政问责
不是所有的部门和地方，都对实施四项制度热情高涨。到目前为止，云南省仍有2个州市、一些省直部门没有进行过行政问责。“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人们不得而知。
6月30日，云南省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30人，听取对四项制度的意见。参加讨论的陈婷芬律师说：“这是一项治官的制度。”开明的领导把它当作建设队伍、推进工作的抓手，也不排除因涉及自身利益而抵触、拖延的可能。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现在有些公务员是被逼着干的，主动服务意识还不够。在昆明打工多年的昭通农民工代表杨贵喜坦言：盼望基层的服务也能好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记者说，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
各部门工作内容不同，被问责的几率相差悬殊。建立部门绩效评估的科学机制，也是行政问责制行之长远的保证。薛刚凌教授说：“例如安监部门，权责不匹配，又受到地方的掣肘；再如交通事故，涉及的部门众多，如何科学地区分责任、公平问责，值得研究。科学、理性，才是建立长效机制的前提。”
制度实施后，次生问题也应注意防范、及时化解，例如有参加省政府座谈的代表提出，个别部门由于落实限时办结，有些原本可以报批的事项，现在门槛提高了。
问责的大幕已经拉开，服务政府的建设势在必行。云南省人大代俊峰满怀希望地对记者说：“四项制度只要长远抓、抓长远，有好的机制保障，假以时日，定能有大变化！”(记者 宣宇才 徐元锋)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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