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北京市民黄本贵老太太在使用紧急呼叫器。王飞摄
政府现在大力提倡的居家养老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这与中国人以家人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与亲戚朋友为半径的交际和社会圈是极为贴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家庭父母没有在年轻时、孩子们小的时候就悉心建设、经营，家人之间感情不睦，亲友之间往来稀疏，到了老年，希望得到儿女体贴、亲友关爱与赡养，这让人感动的人间温馨一幕就无法再现。
不久前，一位我敬仰的女作曲家在九十高龄去世，这位功勋卓著的老人在应该是子孙绕膝、颐享天年的时候却极为悲观的数次服用安眠药自杀，最终无治。
这位女作曲家，身强力壮时正逢“文革”期间，在历经批斗、监狱等多年折磨中，自身都难保，没有时间照顾子女，因而，缺乏母爱的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在后来一直很紧张。改革开放后，受教育不多的子女辗转到了国外生活，多年的异国生活，使他们对于在国内长年独居的母亲周围的朋友也不信任，在老人患上不治之症后，谢绝了老人朋友们的帮助，强行将老人送进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可以说，这位一生坎坷、坚强不屈的女性、母亲是在对于子女不孝、亲情缺乏的孤独绝望中结束生命的。
与老年朋友们聊天，对于今后的养老普遍存在对子女的不信任，老人们目前的生活水平与子女相比多较低，节衣缩食都在认真的攒钱。许多老人认为，只要手里有些钱，今后儿女好歹还能对自己好些，晚年需要请人照顾时也能理直气壮些。
与家有老人的中年人聊天，他们中不少人对于父母年轻时对于儿女缺乏关怀表现得耿耿于怀，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父母之爱，家庭成员之间亲情不足，家庭关系冷漠，对于父母老了需要自己关怀多少有些情绪。总而言之，两代人之间长年累月缺乏爱关怀滋养，到关键时刻，就会成为离间亲情的毒药。
近来，不时听到一些悲惨的关于把老人送进环境恶劣的养老院甚至精神病院的故事，分析起来，不是父母在需要对于孩子进行严格教育的年代过于溺爱，就是过于冷漠，缺乏理性的爱，缺乏真情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后来的种种恶果。
其实，养老对于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寿命越来越高的中国人来说，五六十岁还正当年，真正需要帮助、需要赡养是七八十乃至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真正到了行动不便、思维不清之后才会出现的问题。常听老年朋友唠叨，不想活那么大，活到动不了有啥意思？给自己带来痛苦，又拖累家人。这些话里，其实深深地透露着老年人对于今后严重缺乏安全感，直接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为老服务缺陷太多。子女孝不孝、社会服务的水平如何到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
与小时工们聊天，说到带孩子，一般都表示出喜欢，收入高，各种条件也好，年轻的父母能为孩子花的钱一般都不会不舍得；说到伺候老人，而多少子女能像给孩子花钱那样大方地对待父母？更何况，中国的父母从来都想着要节省每一分钱给儿女们留下。因而，老年问题是亲情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因为对子女抱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许多老年人也口口声声说要去养老院。可一旦成真，很多老人是非常害怕的，这与目前的养老院尚不能给老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有直接关系的。笔者从一位活跃的老年朋友那里听到一个故事：某文化部门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被人忽悠着卖掉了自己的住房，搬进某商业化的养老院，等进去后老人们发现事与愿违，这时候想出来已经无家可居，那种绝望是令人恐惧的。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养老制度已经非常完善，而且他们自立、个性、特立独行，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志，因而,住养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里还能根据老人们的特点得到更体贴的关照；而中国人讲究的是从众，个人服从家庭、少数服从多数，住养老院对于老人和家人都是正在传播的新观念。因而，养老模式一时半会儿是无法从西方搬移过来的。
因而，关于养老院的话题，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还是在期待、观望与恐惧的挣扎中。我们国家的养老院体系才刚刚开始奠基，无论硬件软件与人们要求的家庭式的、人性化的相去太远，它的产业化建设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做到的，而这十年二十年间，正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老人需要帮助，有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以现有的条件以居家养老立足，建设一个和睦、友善的家庭环境是养老的基石。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养老制度已经非常完善，而且他们的观念是讲求自立、个性、特立独行，这样的人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志，而中国人更喜欢从众，个人服从家庭、少数服从多数。因而，养老模式是无法从西方搬移过来的。
因而，关于养老院的话题，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还是在期待、观望与恐惧的挣扎中。我们国家的养老院体系才刚刚开始奠基，无论硬件软件与人们要求的家庭式的、人性化的相去太远，它的产业化建设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做到的，而这十年二十年间，正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老人需要帮助，有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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