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18日,云南全省共问责42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105人、科级266人、一般干部38人——涉及9个省级政府部门和14个州市。
今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实施了“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三项制度。
“脸好看、事好办、钱少花”,实施官员问责后,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评价有了变化。云南5个月问责422名官员·“自上而下”的原动力
面对初期进展,省委书记批示:其余部门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
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调推进和持续关注,是推动行政问责的直接动力源。
新一届云南省政府第一次全会,就通过“省人民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和“在全省行政机关推行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的决定”,并以一号令下发。“问责办法”第20条特别写明: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本部门的问责办法,或参照执行。
5月30日,省长秦光荣要求,在全省县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等四项制度,并把实施四项制度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载体。
省委书记白恩培说,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需要,是新形势下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的需要,是加快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需要。当他看到截至5月底49个省直部门中只有3个实施了问责措施时,批示:其余部门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详细
·制度设计颇具特色
启动快速问责程序:将初步核实情况和案情调查两个程序合二为一,探索将通报批评等不涉及“帽子” 的问责权限从省政府下放至监察厅
如果说领导重视是行政问责的直接动力的话,那么,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则是行政问责的生命力所在。
媒体监督,是云南省行政问责的八条渠道之一。据云南省问责办统计,目前共有23人因被媒体曝光而受问责,占总数的6.2%。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等两条渠道,也是民意推动问责的表现。
6月26日上午,昆明市金碧便民服务中心的劳动就业窗口内空无一人,前来办事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群众直接向省行政问责办公室投诉。从问责权限看,这不归省问责办管,但问责办的同志还是赶到现场协调解决,尊重了群众的热情和信任。详细
·“政治生态”悄然转变
省长强调:“不能让问责制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一份对全省实施四项制度和24家省级行政部门服务承诺的网评显示,96%以上的网民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如此高的支持率,既是赞扬,也是期许。省长秦光荣表示:“不能让问责制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在四项制度实施过程中,昆明市一马当先,他们提出:“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和最严厉的问责制”。
昆明市便民中心户政窗口的工作人员,因在接待办事群众时态度粗暴,和前来办理户口的群众发生激烈争吵而被当地媒体曝光。这名工作人员被停职,成为云南省因舆论监督被问责的第一人。
在安宁齐天化肥有限公司致使6人死亡、28人受伤的硫化氢泄漏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安宁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作书面检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被责令辞职。详细
·在探索中坚定前行
仍有2个州市、一些省直部门没有进行过行政问责
不是所有的部门和地方,都对实施四项制度热情高涨。到目前为止,云南省仍有2个州市、一些省直部门没有进行过行政问责。“是无责可问,还是有责不问”,人们不得而知。
6月30日,云南省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30人,听取对四项制度的意见。参加讨论的陈婷芬律师说:“这是一项治官的制度。”开明的领导把它当作建设队伍、推进工作的抓手,也不排除因涉及自身利益而抵触、拖延的可能。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现在有些公务员是被逼着干的,主动服务意识还不够。在昆明打工多年的昭通农民工代表杨贵喜坦言:盼望基层的服务也能好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记者说,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详细
·问责常态化与做官风险
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
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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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铁饭碗机制变革在即
(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