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真话、不听真话现象的类型 讲真话、听真话是各级政府作出正确、及时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实社会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不讲真话、不听真话的现象。比如，无论是政府调研，还是领导考察，都需要了解一手信息和现实情况，但是，却被带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座谈会上，或者早有布置的考察地点，很难了解实情，无法达到调研考察的目的。
还比如，发生矿难事故，或者失职渎职事件，相关责任人千方百计隐瞒真相，欺骗调查人员，或者避重就轻，虚报谎报，直接影响了事件的处理和隐患的消除。再比如，对待群众上访和申诉，有些政府部门采用欺骗的手法敷衍塞责，打发走了事，损害了群众的权益，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还有，有些人由于工作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和漏洞，有的甚至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在遇到汇报工作或者上级检查的时候，不惜采用欺骗的手段蒙混过关。有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总之，诸如此类的不讲真话、不听或者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扭曲了信息，堵塞了渠道，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党风政风。
讲真话面临的两难困境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可不察。在现实官场中，因为“潜规则”的作用，真话常面临着两难困境，愿意讲真话者没有人听，愿意听真话者没有人讲。
一个人愿意说真话，但是没有渠道说，或者有渠道但是不畅通。一些领导在工作中，只喜欢听顺从话、赞扬声，不愿意听逆耳的忠言；当遇到群众反映真实情况时，不是躲得远远的，就是假装听不见。这样的领导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群众和下属的冷暖安危。这种现象说轻了是官僚主义，但是，究其实质就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和作风。
讲真话的成本大于收益。一个人愿意讲真话，但是听者不愿意听。群众讲了真话，领导听不进去，虽然会影响讲真话的积极性，但影响并不恶劣；如果讲了真话，某些领导干部对讲真话的人打击压制，就对讲真话氛围的形成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这样的事例并不少，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竟然违法动用公权力拘捕说真话的新闻记者。如果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每个人都会感到说真话的成本太大了，风险太大了，谁还说那些只会带来成本、不起作用的真话？
有些人奉行投机主义处事方法，喜欢揣摩领导的意图，专讲成绩，不讲问题，不得不谈问题的时候就轻描淡写地应付一下。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不愿意听那些反映问题、介绍负面情况的真话，认为是下属有意抹黑，而对说假话、做假账、报假数字的人非但不去批评处罚，却大力提拔。这就从反面鼓励了某些爱说假话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讲真话的打击。如果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或者官场上的处世哲学，那么愿意听真话的干部也难以听到真话了。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讲真话、听真话的风气和制度环境。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党内处理各种关系的习惯和作风，更在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风气和制度环境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因为在工作中，我们真正在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嘉奖什么、惩罚什么往往是每个人最明确的指向标。当然，有完备的制度规则并不代表已经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落实。
网络时代对不说真话提出新的挑战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很快，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在公众面前说真话、做实事，取信于民，千万不可玩弄权力、愚弄百姓。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这种情况下，再搞愚民政策，必然会造成欲盖弥彰的后果，增加群众的不信任感，甚至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讲真话会带来示范效应，对形成良性的干群关系起到积极作用。然而，这样的要求不一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做得到，也并非每个人都能正确对待真话，也就是说，这种理想的社会环境和说真话的氛围无法从天上掉下来，而需要更基础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
营造一个讲真话听真话的氛围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听得进真话，并善待一切讲真话的人。诚恳听真话，才会形成放心说真话的良好局面。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乐于听真话，鼓励反映真实情况，善于接受批评，说真话的人自然会多起来，说假话、做表面文章的人自然就会失去市场。同时，还要为因说真话而受到排挤、孤立和打击的同志主持公道。此外，要主动利用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电子政务等信息的传播和互动平台，“原汁原味”地了解下级情况，掌握社情民意。(严海波)(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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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官员听真话成因调查:“官场潜规则”阻碍
调查显示
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阻碍人们说真话 74.2%的受调查者认为，应“从法制、机制设计上保证鼓励保护讲真话的权利”
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应“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
75.1%的受调查者认为，调查研究打破常规，或“微服私访”是领导干部真正能听到真话的有效渠道和手段
领导干部听到真话真的那么难吗？领导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6月下旬至7月初，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党政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544份，采用的形式主要是现场问卷调查、网络调查等。现场问卷调查部分采访了67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网络问卷调查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一经推出，当天调查就被推荐到人民网主页的显著位置，引发了党政干部、网友等的热烈共鸣与响应。现将调查结果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官场潜规则”阻碍领导干部听到真话 对于“领导干部有时不能听到真话的主要原因”的不定项选择，64.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2932票)；64.3%的受调查者选择“官场"潜规则"，上行下效”(2925票)，两个选项得票不相上下，值得深思。另外，有44.4%的受调查者认为原因在于“讲真话的成本大于收益”(2021票)。
一位网友说，领导干部能不能听到真话，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太及时了，这个问题蕴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即听者和说者的问题。要为真说制造环境，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讲真话的人吃亏太多，讲假话的人受益太多。专家对此分析说，要解决领导干部听到真话的问题，应首要考虑“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官场潜规则”两大因素。
对于“你认为领导干部在哪些情况下较难听到真话”，75.3%的受调查者认为是“调研考察走形式、不深不实”(3244票)；63%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给说真话者穿"小鞋"”(2865票)；53.1%的受调查者选择“囿于个人的"小圈子"，与群众貌合神离”(2413票)。
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对于“做表面文章、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危害有着较深刻的认识；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做到从善如流、甚至“给说真话者"穿小鞋"”，自然难听到真话。归根结底，领导干部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难听到真话。
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阻碍人们说真话 在“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在最大程度上阻碍人们说真话”一问中，77.4%的受调查者选择“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3518票)。可见，在如今的很多场合，担心讲真话付出巨大代价，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的主要原因。其他依次是“特定的利益关系”(2284票)、“特定的社会地位”(1583票)、“面子情结作怪”(717票)。调查显示，人们认为，特定的利益关系、社会地位、面子情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说真话。
相应的，在回答“你认为靠什么保证领导干部听到真话”的不定项选择时，74.2%的受调查者选择“从法制、机制设计上保证鼓励保护讲真话的权利”(3376票)。人们对于说真话的体制、制度、法制环境有着强烈的吁求。值得注意的是，65.8%的受调查者选择“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2992票)，另有42.9%的受调查者选择“领导干部以身作则”(1951票)，34.8%的受调查者选择“建立深入调查研究的硬性机制”(1583票)。
受调查者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要让领导干部听到更多真话，光靠主观寄望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不够的，关键是依靠科学的制度设置。有受调查者提出，当前，各地各部门在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往往只追究具体责任者的相关责任，而对当初(问题出现之前)说假话、听假话的现象并未规定具体的责任。必须对此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干部听不到真话，必须从法制、机制设计，干部考核机制上“治本”。当干部的任命不再简单由上面说了算、民意在干部考核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时，干部自然就会主动听真话、寻真话。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佟静分析说，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抑制领导个人好恶在干部评估和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能够及时惩治那些讲假话、讲大话的官员，及时剥夺他们靠假话得到的利益，讲真话就会形成风气，即要在体制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约和考核奖惩机制。
75.1%的受调查者认为，调查研究打破常规或“微服私访”是领导干部真正能听到真话的有效渠道和手段 对于“你认为领导干部真正能听到真话的有效渠道和手段有哪些”，75.1%的受调查者认为是“调查研究打破常规，或"微服私访"”(3413票)；其次是“网络民意”(2626票)、“维护举报人权益”(2596票)、“内部参考”(532票)。
一位曾经在某地市委接待办干过多年的干部，对记者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一些上级领导，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往往被地方领导牵着鼻子走，“线路图”早已绘好，有的地方甚至请“群众演员”出场，如此往往“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在这个过程中，真话被隔离了，民意打了水漂。
在问卷设计时，我们原来的预想是“网络民意”可能会得票最多，但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研究打破常规，或微服私访”高居榜首，遥遥领先。可见受调查者对于领导干部真正走到群众中来，期望迫切。参与调查的一位网友留言说：“领导干部想听到真话其实不难，其途径就是真心地到群众中去。到菜市场买菜能听到真话，到集市上溜达能听到真话，和下属打成一片能听到真话。”
30.6%的受调查者认为，“集权式的领导干部”更难听到真话 对于“你认为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更难听到真话？”调查结果显示：30.6%的受调查者认为，“集权式的领导干部”更难听到真话(1395票)；23.9%的受调查者选择是“不讲真话的领导干部”(1089票)；20.4%的受调查者选择是“作风虚浮的领导干部”(931票)；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刚愎自用的领导干部”(727票)，“思想落后的领导干部”(311票)。
一位受调查者感慨地说，我们老百姓就是喜欢讲真话、听真话。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什么情况都是领导讲了算，不管错和对；有的领导喜欢听好听话，对于说真话者总是“另眼相看”。对于为什么“集权式的领导干部”更难听到真话，专家分析说，这和民主集中制在具体实践中的异变有关，也可以归结为民主的氛围和说真话的环境匮乏。当民主被“架空“成为虚置的流程，真话如何能有生存的土壤呢?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也就成为不能不再次提及的话题。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曾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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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讲真话"的心里话:直面"骂声"需开阔胸襟
“政绩工程”是对讲真话的致命伤害 中共宁波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姚志文：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干部要听到真话，关键在于善不善于听真话，敢不敢于听真话，能不能够带头说真话。
善于听真话，关键是要有强烈的公仆意识。要深入到基层一线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办法在一线产生，矛盾在一线解决，感情在一线融洽。要有“听而辨之”的能力，在“话”中听出真情、听出实情。要把群众说的真话、提的意见，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形成制度的依据，群众才会对你讲更多的真话。
敢于听真话，最要紧的是要有开阔的胸襟。要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直面群众的“牢骚”，甚至于“骂声”。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对听到的关系群众冷暖疾苦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而为了自己升迁，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仅会严重伤害群众说真话的积极性，也会损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要听到真话，根本在于各级干部自己带头讲真话。高明的领导喜欢讲真话的下级。敢于讲真话，有可能会挨批评、受委屈，但实践证明是不会吃亏的。只有各级干部喜欢听真话，带头讲真话，大力倡导和营造讲真话的氛围，群众才会对你讲真话，干部才能听到更多的真话。
乐于听真话，真话就站在门外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调研员倪春青：到基层调研时，常常有领导干部抱怨听不到真话。究其原因，根子往往出于干部自己身上。你真心诚意地听真话，肯定就有人向你讲真话。你有意无意地肯定了假话，就是向真话摇头摆手。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新来一位县委书记。初来乍到，新书记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经常在晚饭后到三轮车夫、夜摊主、保安等基层百姓的身边，听取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及建议。不久，这位新书记首先集中力量把群众反映强烈的脏、乱、差和社会治安等问题解决好。听了百姓真话，找准工作切入口，新书记一下子就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打开了工作局面，树立起党组织的威信。真话就站在门外，只要我们想听真话、愿意听真话，推门开窗、推心置腹，就一定能够听到真话！
要把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落到实处。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听真话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关于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时间、内容等制度规定。但贯彻落实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真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要听真话，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正把调查研究当作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古巴共产党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古共规定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到基层进行视察，并在党报上发表视察报告，让群众评价和监督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古共中央还设立民众舆论调查中心，随时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真话、实话和民意。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中共江苏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章大李：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从讲真话开始，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理。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上世纪90年代，当姓社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篇章。
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讲出真知酌见。否则，一事当前，先翻本本，固守教条，只能是老生常谈，空话连篇，迈不出新步，闯不出新路。
真话是为民谋利的话，讲真话必须体察民情。历史上的晋惠帝听说老百姓没有饭吃、快要饿死时，就问臣下：“胡不食肉糜？”晋惠帝之所以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是因为他远离百姓，不知民间疾苦。没有调查研究，不知基层状况，就没有发言权。
绝不能将讲真话者视为“另类” 中共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正方：带头讲真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人一举一动都是看领导的眼色,根据领导的好恶决定说什么话。领导干部不较真，不喜欢听真话，风气必然不正。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讲真话、听得进真话，带动群众坦陈直言,讲假话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讲假话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听到的真话自然就越来越多。
正确对待真话。要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讲真话、说实情，尤其是反映工作中的问题，营造一种民主的氛围。要保护讲真话的积极性，即使有些问题反映得不够准确、全面、客观，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认真对待。绝不能将讲真话者视为“另类”，甚至耿耿于怀、打击报复，使得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
善于挖掘真话。如今信息社会，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都成为干部了解基层情况、掌握社情民意的有效途径。不管多少途径，惟有贴近群众,才能听到更多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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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为何难听到真话:源于面子情结作怪？
尽管老百姓百般厌恶假话，可还是被不少人娴熟地运用于各种场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阻碍我们讲真话呢？
领导干部难于听到真话源于面子情结作怪 面子，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要给它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相当困难。它十分抽象，不可捉摸。它既可以“争取”，也可以“丢掉”；既可以“很大”，也可以“没有”；还可以当作“礼物”送人，所谓给某人一个面子是也！它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只有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才能悟出其中的韵味，实在不足与外人道也！
深谙中国人习性的林语堂先生对此颇有研究，他说，面子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于习惯。不给人面子就是最大的无礼。许多官员一个晚上要参加3—4个宴会，宁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也不使任何一个欲请他赴宴的人失掉面子。另外，面子比宪法更受人尊敬，比命运和恩惠更有力量。他举例说，在扬子江的一条轮船上，两个士兵执意要船长给他们一个面子，允许他们进入一间严禁入内的、装有整箱硫磺的房间。他们进去了，并且不顾劝告，坐在箱子上抽烟，而且乱扔烟蒂，结果轮船被炸。这两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未能保全性命。这说明一些事情与知识、教养等无关，只与面子有关。
因此，给人留面子尤其是给官员留面子，成为由来已久的潜规则，极少有人违反，所以我们见到的批评，经常不是直接点名，而是以“某地”、“某人”指代的；不是深入追究，而是蜻蜓点水式的；不是严厉问责，而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即便某些领导没有尽到责任甚至出现严重错误，领导们也要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允许别人批评，一批评就会恼羞成怒，就会通过对下压制、对上不合作等来给批评者难堪。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真话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高成本”阻碍人们讲真话 讲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有时还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此事古今亦然，中外也无别，如秉笔直书的司马迁遭受了宫刑，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人类文明史中不乏讲真话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例。
曾经，我们党的领导人为了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发扬“五不怕”的精神。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被撤职、开除党籍者并不罕见，导致家庭破裂的悲剧也上演过，坐牢、杀头的事例也曾发生过。如果一个人讲真话要冒着事业被毁、家庭被拆甚至牺牲的危险，那么这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讲真话还要“敢于”，这本身就说明了讲真话的困难。
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过去那种要求为了讲真话而发扬“五不怕”精神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为讲真话而付出代价的事例(如《人民论坛》2007年第2期刊登的“从一个人的遭遇看说真话的"成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当讲真话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时，就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巨大的道德勇气，从而也就不要指望能听到人们的很多心里话。
缺乏讲真话的“环境” 讲真话需要个人的良知、能力和勇气，更需要有一个能够讲真话的氛围。
本来，官员讲真话自是必然，完全毋须提倡。可是，由于我们一些领导喜欢听拍马逢迎的“好”话，不愿听不同意见的真话，从而使另外一些人不敢也不愿讲真话。我们希望共产党人通过提高党性修养来讲真话，这是应该的。但是，仅靠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张闻天曾在一次发言中说，要用舍得一身剐和不怕杀头等精神来敢于提不同意见，这是对的。可是，他接着说：“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也就是说，让人们讲真话，必须先要有能保证人们讲真话的制度安排和民主手段才行，就是做到不会因为讲了真话，而被“穿小鞋”和“坐冷板凳”，更不会被打击报复和遭到迫害。另外，还要做到真话管用。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讲真话没有什么成本与代价，从而不必顾虑这顾虑那时，讲真话才会成为可能。
总之，丢掉“面子”，去掉“成本”，营造“环境”，讲真话就会成为一件再简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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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培育“真话”市场是制度性难题
干部怎样才能听到真话，或者听到更多的真话，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平常，但在实际上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些地方“真话”为何会“没有市场” “说真话”是一种社会的德行。这是一种既可以被鼓励培养，也可能被逐渐消灭的社会德行。换句话说，人在江湖，无论是说真话、听真话或者说假话、听假话的偏好选择，除了先天的本性之外，更是源自后天感染，亦即“习得”或“从俗”。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通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说假话就会成为习惯。这种培养的本质，就是当它说真话的时候便受到惩罚，而在“掩饰”与“撒谎”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好处，至少是可以规避惩罚。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由此得到印证。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哲学”的问题，即一个人“说真话”或“说假话”的习惯本质，究竟是后天习得，还是有先天的基因作用。由此引申开来，如果是后天习得的习惯，那么它是否会因为进化的选择而进入未来人类的基因？
为什么往往“假话有市场”：经济学视角里的“真话” 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说真话是“供给”，听真话是“需求”。需求决定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关于“真话”的“供给”必定趋于萎缩。换言之，“真话”的供给取决于需求。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真话”需求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有价值的“真话”的供给。反之亦然，如果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说假话成为风气，“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那么作为“供给”的假话便会大行其道，这就是坊间百姓所深恶痛绝但却基本无力改变的“假话有市场”。前些年在某些地方的统计数字中，“掺水”现象严重，省市领导机关发布文件要求“挤出”经济发展数据中的水分，竟会成为重要的“新闻”，足见“说假话成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按照法制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即文明人类的道德共识，“说假话”是“不好的”；终其极致的“假话”，便是违法。若从“凡事必有成本”的角度考察，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有“成本”的付出。说真话的成本，是“守法成本”，说假话产生的付出，就是“违法成本”。当说真话的人不断受到惩罚，也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守法成本”的时候，真话便会绝迹，而假话必然盛行。人们形容一个社会的状态，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可以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假话没有市场”。反之亦然，在有些社会环境中，也可以形成“真话没有市场”的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公序良俗的概念逐渐扩展到经济领域，即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按照现代经济学已经阐明的规律，一个市场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统辖并调节控制这一市场的“制度”。“假话”相当于商品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在一个鼓励“假话”的市场中，“真话”只能退出。而当一个制度体系不再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的时候，这个体制所代表的社会便没有真话可言。
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真话与说假话的问题也是“环保”问题。自然界里的生物，包括人，赖以栖身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毒害，被称作“环境污染”；而假话成风，受到污染的则是社会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在解释或者解决因为“假话”造成的社会污染方面也完全适用。在宏观讨论的层面，没有真正得到净化的制度，就没有真话的市场。说真话的市场不能形成，因为“说假话”而造成的社会污染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干部要想听到真话，进而听到更多的真话，最为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干部本人必须出以公心，“希望”听到真话，从而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培育“真话”的市场。希望听到真话的干部，通常自己也倾向于“说真话”，或者选择“不说假话”。(龚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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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支招：要听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
特约嘉宾 (以发言顺序为序)
苏是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特派员
蓝蔚青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
王建政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曾金胜
用法制和制度保证群众说真话 人民论坛记者：贵州瓮安县“6·28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含泪说：“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苏是嵋：领导干部听不到真话，反映了政策、法律的制定，不是很完善。比如在听证或决策征求意见时，一些所谓民意代表，不是利益的相关体，而被动的利益相关体则没有人代言。这个渠道怎么去实现，关系到能否真正听到真话的问题。
蓝蔚青：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动之中，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探索，贯彻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只有听真话，才能及时完善决策，使决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掩盖问题，拒绝调整和完善，恰恰会阻碍决策的贯彻落实，最后导致对决策的怀疑和否定。
但是，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清醒地看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况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防民之口”更加困难。“彭水诗案”、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抓捕记者等等，无不以钳民之口者身败名裂而告终。一些干部为了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择手段地阻止群众说真话，以致不断加重自己的错误而不能自拔，其深刻教训值得记取。
王建政：瓮安“6·28事件”的发生提醒我们，要用法制和制度保证群众说真话。保证群众不因为揭露了某些不正之风，或发表了和领导干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受到歧视和迫害，保证“言者无罪”、“言之合法”的公民权利。
要真正听到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 人民论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更多地听到真话，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办法。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国内网友在线交流。因此也有人形象地说，高官上网，是21世纪的“微服私访”。在新时期，领导干部听真话的渠道和途径如何拓展？能否理出其中的规律？
苏是嵋：至于听到真话的途径，首先要有一批基层的朋友，你是从基层出来的，他们平时对你很信任，一旦政策有所偏差，他们敢于和你说真话。另外，我们到地方稽查，很多情况也是通过微服私访的方式得到的。要真正听到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真话不是没有，看你想不想听。
蓝蔚青：要听到真话，根本在态度，见效靠方法。所谓态度，就是欢迎群众说真话，鼓励群众说真话。这首先需要正确看待真话以及反映问题的真话可能带来的后果。一些干部无非是怕反映问题的真话对决策的贯彻、社会的稳定、政绩的评价、领导的威信带来负面影响。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种社会问题是有心理承受能力的，而掩盖问题恰恰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至于政绩的评价，领导的威信，要相信“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和上级领导不会对干部求全责备，我们的干部考察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不仅要严格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要大力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到真话要给予积极的回应，对反映真实情况、揭露问题，对科学决策和惩治腐败作出贡献的还要予以奖励。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剥夺群众说真话的权利，那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另外，互联网已经成为听真话的重要渠道。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日理万机，还经常上网直接了解民意，一切想听真话的干部都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渠道。另外，各种媒体是主要的信息平台和社会舆论的代表，要引导和支持媒体当好人民的喉舌，决不允许滥用权力阻止媒体说真话。各级人大和政协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的制度化的渠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此在人大和政协的各种活动中更要倡导讲真话不讲套话。
调查研究要动真格，不能“作秀”。前呼后拥，层层陪同，事先精心准备甚至排练，往往听到的是空洞的套话，这样的调研效果肯定要打折扣。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下基层调研时高声喊“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要求领导干部汇报工作不拿稿子，都是为了听到真话。
王建政：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真话，首先要从作风上拉近和老百姓的关系，到基层调研要轻车简从，不事张扬。其次，还必须能够为群众解决现实当中需要解决经过努力又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反映了问题没有任何效果，老百姓也就懒得再去说空话了。第三，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作风粗暴、专横跋扈的干部，人们必定对他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和他亲近说心里话。长期以来，有些领导同志习惯于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习惯包办代替。因此出现了一些形式上走民主，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少数人意图、或把少数人的意见通过形式上的民主强加给群众的现象。群众自然也对这种表面上的民主不感兴趣，因为说了也没有用，“不提白不提，提了也白提”。
要健全和完善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制度和机制。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实行了代表任期制度，那么代表在任期内就要经常走访自己的选民，及时地把本选区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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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缘何往往让位于“利”
应当说，对真、善、美的价值和理想，每个人都会表示赞美和拥护，但当彼此走进工作或者人际交往的社会领域时，具体的人和事往往就遮蔽了真善美的冷静与深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尤其是这些具体的人和事实实在在地与各种各样的利益考量联系在一起时，“真”自然就让位于“利”。每个人优先考虑和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今天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日渐进步的观点，甚或被奉为英明处世的人生哲学。
或许这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崛起过程中的宿命或必经阶段，但无论如何，见“利”忘“义”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选择利益，不一定必然注定要选择谎言，正如选择智慧区别于奸猾一样，如果我们的民族和中国市场经济连这一点都不能理直气壮，那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前途？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国人热衷于优先选择物质的丰盈和充足时，此举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我们过去太穷了，大家饿怕了，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都可以理解，但在选择物质生活的同时，我们需要精神生活，不能无视人的精神需求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不就是希望缔造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吗？科学发展观反复阐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
具体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说真话、听真话做起，没有真实的信息就无从决策，没有正确的决策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曹鹏飞)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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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的解码：话语·语境·文化
语境变迁下的讲真话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见，他是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的，也希望各级领导人广开言路，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要了解讲这段话时的背景，即语境。
在延安整风时着重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即照搬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来自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总结了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新的理论体系，提倡讲真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全党接受了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话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延安整风时，发生了王实味事件。看来，王实味不了解当时的语境，把“言者无罪”看作是可以对领导人进行任意的批评，把大字报贴到延安的大街上，造成了混乱。毛泽东亲自去看大字报，制止了这种做法。至于王实味以后被康生打成“托派”，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这个冤假错案已经得到了平反。
建国以后，王实味事件似乎仍在不断重演。尽管一次又一次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甚至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但是，这类冤假错案却愈来愈多了，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离开了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而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中，并且把这种话语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等同。在这种语境下，讲真话，就会变成“阶级敌人”。
可见，建立科学的文化观，对话语和语境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来源于前苏联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反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总结全人类文化的科学观点来看，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美国建国初期，在建国的领导人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受英国的影响，也有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任总统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任总统时担任副总统的布尔为此进行决斗，以汉密尔顿死于布尔的枪口下而告终。华盛顿的继任者亚当斯和杰斐逊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晚年的通讯中，不断研究如何把英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国大革命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结合起来。他们的继任者麦迪逊以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善于妥协和合作著称。把希腊崇尚自由的理想和罗马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本来就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美国建国时的领导人也是从自己的教训中去研究借鉴人类文化的成果的。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得益于30年前提倡的思想解放，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假大空，主张说真话，说实话。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新话语，使语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自然愿意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人民自然愿意诉说自己的要求，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两者形成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话语是同世界人文主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通的，因此，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生命力。
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
鉴于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倡讲真话时仍然要注意以下几点：提倡讲真话，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把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和反映民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的话语和语境下，这两者是统一的；提倡和鼓励制度创新，养成相互谅解、尊重和合作的风气；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化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修养，崇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文化的底蕴，有利于话语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又有利于文化素质的提高。(荣敬本)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9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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