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卷入“是否作秀”舆论漩涡，收入鉴定困难发放基数大增，不合条件居民纷纷伸手……
原定的“红包”发完了，但还有15个镇没发，东莞决定继续发下去。
东莞人只是没想到，一场高物价下的“临时生活补贴”将东莞推向全国舆论的“风浪口”。
东莞市政府叫屈：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件纾民之困的“好事”变得争议四起？
显然，舆论中考验的不光是东莞的决策者，还有执行者和享受者，更有政府“派红包”的背后———中国政府福利制度的考量。
东莞“发红包”，成了一个多角色参与的“考场”！
以民为本，还是故意作秀 随着事件进展，东莞市政府正逐渐卷入一场舆论“漩涡”：究竟是真心以民为本，还是故意作秀？在不同媒体、不同专家学者的眼中，有不同的解读。
近一个月来，东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科工作人员经历了最忙碌的时刻，全国各大媒体纷至沓来，各地咨询电话也蜂拥而至，用副科长杨红的话说，“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
虽一度被讥为作秀，东莞市政府一直没有做过多解释。直到近日，东莞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才公开回应：从市委、市政府到基层部门从没有提过“发红包”的说法。发“千元补贴”是给困难群众雪中送炭，“发红包”是锦上添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些媒体以“发红包”取代“千元补贴”是不恰当的。
针对外界质疑，东莞市民政局一名负责人曾表示：“这绝不是在作秀！”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一次会上还透露，东莞的做法得到了省里认可，省里也在研究类似方法缓解民众面对高通胀的压力。
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直言，如果真是作秀，几个亿的成本是否也太大？给生活困难群众发“红包”是一种管理手段的转变，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经济管理手段倾斜。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认为，此举是执政观念变化带来的“正现象”。
给谁发放，收入如何界定 按照东莞市政府事前规定，七类人群被列入补贴发放范围，然而实际操作中，发放基数被扩大、时间被滞后，问题就出在如何界定第七种人———“低保边缘户”上。
采访中，很多基层村官叫苦：一直以来没有对村民收入进行统计，具体操作太难把握和核准。于是不同的镇甚至不同的村认定“低保边缘户”时都制定了“土政策”，结果，上报人数悬殊。如截至目前，中堂镇上报人数高达4.6万，占全镇户籍人口六成以上，而凤岗镇只有70人。
有人认为，这是东莞事先没有做好摸底调查所致。东莞民政局负责人也曾公开承认，准备工作确实做得不足，补贴数额大大超过预算。然而，东莞市政府文件对“低保边缘户”的界定是清晰的：家庭人均收入为401—600元的人员。
“其它国家给市民发"红包"为什么不会出现打乱仗？”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那是因为人家对民众收入有一个核定体系，所有民众的收入都体现在个税和一张银行卡上，而国内目前在这方面非常不完备。
上周二，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特别强调：接下来要对困难群众登记造册并跟踪，严格把关，符合标准超多少都给，不符合标准再少都不能发。
东莞市民政局在发现“界定”难后，临时规定：对确定低保边缘户名单，在各村（居）委公示15天。
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民政专家夏学銮说，东莞现在要做的是，使整个发放过程透明，以化解民众猜疑。
面对“红包”，为何钻营者多 林江教授指出，社会的进步，很大部分取决于民众素质。
一说有钱拿，人人削尖脑袋往“低边”里面钻，这样的现象几乎在东莞每个镇都存在。东莞素来藏富于民，为何政府发“红包”了，一下冒出那么多穷人？
记者在东莞经济最落后的望牛墩镇采访时发现，望东村石一村民小组有51户村民申请“低边”，而当地群众透露真正算得上的不超过10户。
“这样的现象，国外很少出现。”林江教授说，西方国家诚信体系建立得非常完善。
虽然基层群众为争“红包”出现矛盾的事频频见诸报端，但在东莞民政部门看来，并不会成为普遍现象。
夏学銮教授则认为，出现群众争执也很正常，说明公民意识一步步觉醒，“这是一次很好的福利政府意识的全民教育”！
效法港澳，为何惹来争议 为什么香港、澳门给市民发“利是”风平浪静，而东莞却引人关注？
夏学銮教授表示，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建设问题。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界定低收入群体，争议也就难免。
一些专家指出，这是东莞在福利制度健全方面的一次重大探索，在全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实验得好，其它经济发达城市也可以借鉴和实施。”夏学銮教授说。
林江教授认为，通过公共财政缓解民生困难，是负责任政府的分内之职。发放“红包”固然可行，但毕竟不具长期稳定性，从长远看，应完善财政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林江看来，直接发实物可能更实在，也更能降低政府财政支出的风险。很多西方国家都是给国民发食品券，实际操作中更简单也更保险。(记者谢孝国 唐波)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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