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知识分子扭曲了自己

面对小说《风雅颂》带来的争议，一度闪烁其词的阎连科不再本能地退让。五十而知天命。为什么不豁出去呢？他说，他将更多地卸下伪装。

　　自他的小说《风雅颂》出版以来，围绕他的关于污蔑、亵渎知识分子的争议，就像当天热爆的天气。可惜没人给他送上一杯冰咖啡——书商看到争议喜上眉梢；评论界乐得多了些写稿的话题；而读者呢，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有热闹总比没热闹好。

　　关于《风雅颂》，有人揣测里面的清燕大学影射了北京大学，有人对那个通奸的副校长到底是北大的还是人大的各执一词，也有人逼问阎连科是否“真的找过小姐”。当然，这些话题又被另一拨人斥为无聊，尽管它貌似很有趣。

　　面对一连串的质疑和出奇的愤怒，阎连科曾经一再闪烁其词，“我只是描写了自己飘忽的内心”。但另一种声音马上盖过了他的解释：“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风雅颂》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

　　于是，我请阎连科专门谈谈“知识分子”。进入主题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这位在文坛上连续制造争议话题的作家，其实性格中有颇似老农的坦诚。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也许是内心积压得太多，他甚至诉说了自己写作上的本能退缩，其内心无法赎回的后悔——一个作家，遇到能写成经典的题材是多么地幸运啊，可他曾亲手糟蹋了它。

　　他知道有些话不适合在媒体发表，但他不在乎。他甚至没有很多受访者的那种提醒：“这句话咱私下聊的，就不要写了啊。”

　　诚然，你会注意到阎连科近期言论的前后矛盾，内心涌起质疑。比如他昨天说《风雅颂》纯粹是写对自己的鄙视，今天又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比如他先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后又斥责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用，等等。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做人有问题”的怀疑是成立的。抑或是，这构成了他的另一种真实？

　　五十而知天命，50岁的阎连科意识到了这一点。“写不了几年了”，他说，他将更多地卸下伪装。几十年前，为了逃离乡土他拿起笔，现在握着这支笔，他感觉，比当年的镢头还要重。

　　“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这些年，阎连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酸溜溜的。他想一定要以“回家”为主题写本小说，同时也想表达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思考。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主人公是干啥工作的？

　　开始他想写一位作家，又怕别人说，你阎连科也太作秀了吧，怎么那么自恋？后来又想换成一位现当代文学评论的教授。“我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啊，肯定能写出很鲜活的东西。但你想，这些教授都是自己的朋友，书出了对号入座也不好。”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聊天时提到了《诗经》。他如同醍醐灌顶，于是一切都有了：书名《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被设定为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小说末尾甚至出现了一座象征回家的“诗经古城”。

　　南都周刊：《风雅颂》里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主人公杨科在大学讲授《诗经》，听的学生门可罗雀。但当他给精神病人、妓女们讲《诗经》的时候，反而非常受欢迎。这中间，你讽刺的意图太强烈了。

　　阎连科：这当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写。只有这么写，才能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主人公杨科的很多行动是不合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他妻子跟别人通奸，他自己本来占据主动，但见了那通奸的副校长，反而给人跪了下来。这个在家里如此窝囊的人，面对沙尘暴，却像堂吉诃德面对风车一样，成为一个英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批评你，你这样是在扭曲，在妖魔化知识分子。

　　阎连科：我认为，恰恰是妖魔化使得这小说获得不同的意义，也恰恰是妖魔化达到了我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有这种效果。

　　南都周刊：杨科也有彻底堕落的时候。

　　阎连科：这当然也有。你肯定还记得那个情节，过年了，他多么希望回到妻子身边。于是打电话给家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自己的彻底堕落。因为他近乎绝望了。之后，他在镇上遇到了一群姑娘，之前他力图解救的那群姑娘。过年了，她们也无颜回家，他与她们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温馨。堕落彻底开始了。而之前，是一种拯救。

　　南都周刊：奇怪的是，虽说是堕落，但杨科的行为并不让人很鄙视。

　　阎连科：这种堕落是表面的，这实际上是“闲余人”的精神状态，是他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必要途径。这种寻找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进入自己疯狂的学术研究状态，一种是肉体的堕落。这里他选择的是后者。

　　南都周刊：也就是让很多批评者受不了的“动物性”？

　　阎连科：他们没看懂。杨科确实有人的本能的状态，但也有人性的光辉。(比如)对小姐的温情与理解。特别是小姐都表示晚上愿意跟他过夜的时候，他说，想给大家讲讲《诗经》。虽然是可笑，但也可爱可敬。他有堕落和本能，但读者不会觉得他可恨。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我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

　　阎连科的河南口音很重，他的言说中充满着矛盾。他一直坚持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但面对记者，他又一再诉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无力。

　　《风雅颂》一出，评论界关于他“亵渎”知识分子的声音大得惊人。他曾经通过出版社一再示弱：“如果说我亵渎了知识分子，那么，第一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在写作中的全部努力，仅仅就是塑造了杨科这样一个人物，他不代表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个个案。”

　　　这次他不再掩饰。“杨科不是个案。”他说。他要批判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南都周刊：你的简历上写上过两个大学，怎么说自己没上过大学？

　　阎连科：那都是掏钱上的，大专之类的。我不住校。

　　南都周刊：所以小说出来之后，有人说你对大学不了解，也有这个原因？

　　阎连科：这倒不是。他们说我扭曲了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甚至有人说，里面的清燕大学副校长跟人通奸，就是讽刺北京大学的嘛！这个很有意思。前几天，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你小说写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跟某某某啊，跟你写的一模一样。人大的一个朋友也说，那就是写我们大学的啊。

　　其实，我想写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甚至很窝囊的状态。现在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吗？无论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或者饭桌上听到的，大都是学富五车，学无所用。无奈，无力，无用，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也是他们最痛苦的。

　　南都周刊：你认为，杨科的性格代表了目前国内知识分子普遍的状态吗？

　　阎连科：生活中肯定有很多知识分子值得我们尊敬。在中国，知识分子肯定是有学历的人，我阎连科高中没毕业，肯定不是知识分子。除了有学历，还要有学问，有责任，有立场，有勇气。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学历、有知识、有思想，但有立场的，敢于去表达的，就很少。我对后者是很尊敬的，但前者更多，那种无力无用的人。我塑造了这个人物，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很明确。

　　这个人物很复杂。我给了很多荒诞的情节，也给了他人性的光辉，比如他对妓女，给她们钱，让她们回家。他想把这条红灯街上最年轻的姑娘解放出来，就如同自己一个伟大的解放事业。这有点荒唐可笑，也有一点人性的可爱。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一直说《风雅颂》是你的精神自传，但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写的是他们自己。

　　阎连科：我刚才说到精神自传。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很多时候该反抗的时候没有反抗。出版《丁庄梦》后，出版社要反诉我，说写这本书有损国家荣誉。但你知道吗？对方的原话是，如果这本书没问题，我们能卖20万册，如果这本书有问题，我们能买40万册。书出了，无论官司不官司，我的稿费当然要给我，甚至少给我都能接受。但之前承诺的给艾滋病村的5万元捐款，出版社却不肯给了。我跟他们交涉，他们不理我。我没办法，只好起诉，对方却反诉我，说我的写作有损国家名誉。

　　南都周刊：最后钱也没给艾滋病村？

　　阎连科：他们没给，是我给的。钱不重要。我本来可以接着打官司的，但会有朋友说，你阎连科拿这事炒作自己，会说你阎连科得理不饶人。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作为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确实是无能为力，对方太强大了。对方一个电话，媒体就不能报道这个官司了，没有媒体的关注，你什么力量都没有了。

　　这也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现在有人说我的书扭曲了知识分子，我要说，首先是知识分子扭曲了他们自己。我说这书是我阎连科的精神自传，确实，我非常无用。你真叫我去打官司，我也坚持不下去。我面对的，是看不见的一个对手。

　　“知识分子的立场已被作为商品卖掉了”

　　《风雅颂》的腰封上，赫然称阎连科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阎连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又很无耻，“我愿意在这一点上让读者骂我”。

　　但他很愿意谈谈荒诞，他觉得荒诞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东西。他理解的这个世界，确实就是荒诞的。回想起他自己童年的梦想，那时候，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当村长。“我觉得当村长主管一个村子的生杀大权，是一件特别牛的事情。”

　　他还曾做梦和毛泽东下象棋，而且，的确是他下赢了。多么荒诞，他说。

　　南都周刊：我拿到书，一看书的腰封上称呼你“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我很吃惊，暗想你肯定是被书商“挟持”了。

　　阎连科：当时我就不满，他们也说拿下来。后来我去英国了，回来一看，不但没拿下来，字还写得特别大。这些就算了，他们还在目录上加些小标题，什么“一对狗男女”、“红彤彤的欲念”、“往事香艳”、“鸳鸯于飞”……全是黄色小说嘛！我又妥协了，说已经都加了，如果删了，读者也莫名其妙，我自己把这些小章节标题重新改吧。他们说，下次再印刷肯定要删掉，这次我一定看紧了。这个实在不想谈了。

　　南都周刊：这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荒诞”这个也是卖点。

　　阎连科：出版商也是朋友。恼火归恼火，人家笑一笑就完了。没有这个朋友，这本书也是夭折了。我一方面恼火，其实一方面也心存感激。

　　南都周刊：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很多作品中，荒诞的写作手法是很典型的，所以《风雅颂》才被看作是“荒诞派的最新力作”。

　　阎连科：是的。比如《受活》，写筹资去俄罗斯买列宁的遗体，它整个的情节是荒诞的。这次《风雅颂》相反，写的是比如一个人想回家，它整个的情节是正常的，细节上却是疯狂的，而且越来越疯狂。到了末尾，大批知识分子到所谓的诗经古城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南都周刊：我相信这不仅是写法的问题，更是世界观的问题。

　　阎连科：在我看来，生活的荒诞确实超出了想象。有些作家，比如沈从文，是通过美认识世界，中国人总说真善美，但荒诞更能走入现实的深层。举个例子，比如说反腐败，如果一个人贪污了20万，被枪毙了，大家都会觉得冤枉。这实际上是更复杂的荒诞。

　　大家都说，学校是净土啊，哪儿是净土啊。实际上今天的社会，没有一块净土。无论你在哪行，都不要说你所在的行业是净土。

　　南都周刊：如果你的这种认识有合理性，那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吗？也许自从有太阳，地球上就一直有阴影。

　　阎连科：我在艺术类院校呆过，艺术类考生的黑暗，我是知道的。再举个例子，如果说“文革”中知识分子丧失立场，是因为要面对的是死亡；在今天，知识分子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权力与金钱。他们甘愿不去思考，甘愿不去坚持立场，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已经被作为商品卖掉了，卖给了别人的权力与金钱。知识分子的立场、思考是商品化的。但，没有人不让你思考，没有人让你不坚持立场啊！这很可怕。

　　“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

　　也许因为激动，谈兴颇浓的阎连科一直保持着前倾的姿势。现在他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看起来我满面红光，实际上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写小说写两个小时就疼痛难忍，找楼下的盲人按摩。

　　按摩难以去除他的心头之痛。采访围绕着《风雅颂》进行，但他一再谈到《丁庄梦》，他说那是部“妥协的作品”。他不下五次说到了自己的“后悔”，后悔得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不能原谅自己，他甚至想是自己“做人有问题”。

　　在《风雅颂》后记中，他痛斥自己“懦弱、浮夸、轻佻，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

　　南都周刊：你的每本书都有争议，甚至一再被禁。这些争议，有的时候是商业炒作的痕迹，有的时候确实也给你个人带来了写作压力吧？

　　阎连科：我在后记中说，我有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谩骂之声。实际上，这个后记写得很晚。《风雅颂》最早是3月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后来这本书辗转了4家出版社，都不肯出。这期间，有人组织了一些批评文章，想集中对《风雅颂》开炮。我就跟那个组稿编辑说，能不能缓一缓，因为这本书我写了好几年，书出来以后你们怎么批都可以。如果因为你们的文章，我的书出不来，你们也会感到内疚。我话都说到这份了。后来，我托了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把这些文章暂时压下来。

　　我想遇到的真正争议，不是哪个学校或者哪个教授对号入座，而是对知识分子的不尊敬问题。有个大学朋友对我说，你写得再好，我们看了确实不舒服。但我的文学观，世界观，是一路走过来的，是改变不了的。你忽然让我写个很美的、很温情的小说，我写不出来。一个作家能写好什么，不能写好什么，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违背自己的文学良心。你只能如此，没什么选择。

　　南都周刊：即使你的作品一再被看作有问题，甚至被禁？这些事情对你的写作真的没有影响？

　　阎连科：十多年来，我的书总被禁，出版社看我的书赚钱，但也怕出我的书。我总觉得很无奈，很无力，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本来，《丁庄梦》能写得非常好，但现在出来的《丁庄梦》不是我想写的东西。它之前的一本小说引起轩然大波，给出版社带来很多麻烦，后来我写《丁庄梦》，就本能地退后了很多，想表达的没有表达出来，没承担出应该承担的东西。

　　南都周刊：本能地退后？

　　阎连科：跟你说心里话，《丁庄梦》的艾滋病主题，我真的下了好几年功夫，要好好写。现在的结果是我非常后悔，这是做人有问题。我又没受到任何伤害，没有人不让我写，没影响我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扣你工资，是我自己退回来了。

　　南都周刊：会不会接着本能地退后？你说过，你希望你的晚年，在停笔写作的时候，能像孙犁一样，与世无争，过一种平静、安宁、几乎是和文坛无关的生活。

　　阎连科：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不顾一切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丁庄梦》是一部妥协的作品，但也是我写得最投入的一部作品。现在再想去写，没有那个激情了，没那个劲了。这次写《风雅颂》，我想恢复我的元气。我也50岁了，写不了几年了，索性自己爱怎么写怎么写，他们爱怎么骂怎么骂。

　　阎连科简介

　　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奖项二十多次。

　　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这样评价阎连科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