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台特务共被抓三千人 晚境凄凉遭弃(图)

陈景圣

正义的审判

　　 3000台湾特务被擒晚境凄凉 网友骂活该(图)

    过去数十年来台湾特务共被抓获3000人

　　间谍、特工、无间道、007,这些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词儿，恐怕很难和两位蜗居在香港小出租屋里、神情落寞的老男人陈景圣、姜建国联系起来。他们已经成了被历史遗忘，甚至是抹煞掉的一群人。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向台湾当局索偿，姜建国、陈景圣还有一些相同命运的人发起了一个行动、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字叫做“两岸关系受难同胞会”。

　 “策反”不成反被擒

　　陈景圣，前台湾军情局特务，少尉，80年代潜入大陆执行策反任务，1981年11月被逮捕，入狱13年。现居香港,无业，靠香港特区政府援助金生活。

　　姜建国，前台湾军情局特务，1986年潜入大陆,1987年9月被大陆安全部门逮捕，1988年判刑15年。现居香港,无业，以捡垃圾为生。

　　原本半辈子远离政治的姜建国、陈景圣，80年代从上海来到香港后，先后被台湾的情报部门盯上并成为间谍。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外交部官员，他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1949年，陈景圣的两个哥哥到了香港，而父亲因生活不习惯回了上海。但是，后来的几十年里，当初让人羡慕的富裕生活却成了这个家庭不光彩的历史问题。

　　陈景圣:反正是每一次的运动，都是给人家当靶子对付的，从1957年的反“右”到1966年的“文革”。父亲坐了几个月的监就死在监狱里了，“文革”的时候当然更厉害了，我妈妈给搞得惨不忍睹。

　　1980年3月，借着大陆刚刚启动的改革开放，陈景圣跟随母亲到了香港，辗转在几家餐厅打工。当时陈景圣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感让他非常失落。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启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陈景圣:我们都谈到双方的家庭,谈到家庭我心里当然有很大的怨气了,以前家里是这么好一个环境,到后来比较悲惨。他感觉得到我的内心感受，所以他才能够把我“策反”。

　　不久陈启凯就向陈景圣表明了身份，并且把他引荐给台湾间谍小林。

　　陈景圣:小林说现在他帮台湾做事。想反攻大陆，需要一些帮助台湾做些工作的人士,尤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他们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很有挑战，也很兴奋。没有半分的迟疑,说好啊，我说我干，用生命去赌了。

　　1981年4月，只经过简单间谍训练的陈景圣匆匆返回上海。因为他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教授,认识很多外交部的翻译。陈景圣试图通过和他们的谈话,探听一些大陆外交的动向。

　　对外交部的刺探收效甚微，于是陈景圣铤而走险,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常州自行车厂，试图像陈启凯策反他那样，去策反他原来的同事和上司。

　　陈景圣:关系不到火候不能讲，都得慢慢慢慢跟小火一样的，慢慢慢慢地火候到了才能（策反）。三个人当中一个是不同意、不愿意,两个是愿意。一个是真愿意，一个是假愿意。所以假愿意的这个呢，可能就是出了问题了,去上报,然后我就出事了。

　　1981年11月26日晚，陈景圣在上海试图策反表哥后，刚一出门即遭逮捕。

　　陈景圣:感觉就是人生走上另外一个阶段了，从天堂下到地狱，就是这个感觉吧！

　　从“腰缠万贯”的商人到“阶下囚”

　　而同为陈景圣上海同乡的姜建国，在80年代中期成为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因为他在“文革”期间没有宣布和父亲脱离关系，所以他成为父亲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当他踌躇满志地从上海到香港，由一名医生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商人时，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85年5月他的一批货物被台湾当局没收，在此要挟下，姜建国成了一名特务。

　　宣誓后不久，姜建国就被派往大陆散发传单，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6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他的这个身份再次被台湾方面利用。1987年，姜建国的公司参与上海芦潮港融资，拿到一张重要的芦潮港海防图，而就在这时他接到军情局电话，让他去台湾。

　　姜建国:去那儿以后，奖励四千美元，他们说你这个不容易啊，能够拿到这个地图，倒好有办法的。我一下子愣掉了，这个地图我没有给过你们啊，地图还在我办公室抽屉里头，我自己想啊，但是我不敢讲没有。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小姐，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我就叫这个女孩子给我印一份，原来是叫她拿去的，哎呀，我想她也是台湾的人啊。

　　从台湾回来后，姜建国开始考虑给自己安排退路。他意识到，事情发展下去，早晚会超出自己的控制，他准备带老婆逃亡到太平洋岛国汤加。

　　可是，姜建国的逃亡计划最终没能得逞，天网恢恢，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我国家安全人员的监控之中。1987年9月，姜建国和联络人接完头后从香港回到上海，即被捕获。

　　1988年，姜建国终于等来了法官对他命运的判决。

　　姜建国: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面没有下文了。我一下愣掉了，我就跳起来了。

　　姜建国永远想不到，他糊里糊涂这一年时间的冒险生涯换来的却是失去十五年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而此时与他同在一所监狱，但尚未相识的陈景圣却已得悉了他的行为给自己家庭造成的惨剧。

　　陈景圣被捕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因为无法承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事实，加上亲友舆论的压力，于同年12月抛下年仅3岁的女儿服毒自杀。而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

　　1982年6月，陈景圣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控在香港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接受派遣任务，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服刑13年里，陈景圣唯一牵挂的是年幼的女儿，虽然他和女儿都在上海，近在咫尺，但他不能把这个事实告诉女儿，所以13年来他始终在编织着一个美丽的谎言。

　　陈景圣:在监狱的时候呢，我就找了一些香港的邮票，每个月把信从监狱里寄回上海的家里,就假装是从香港寄到上海去的。为了避免伤害她，编织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个比较美丽的谎言。

　　他们的晚境很凄凉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苦熬了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走出监狱时，他们才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这十几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走出他度过了十三年零四个月的上海监狱的大门。他急匆匆地赶回香港，他认为多年分别，他的妻女一定在家门前等待着他。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国彻底懵了。别说家人，他发现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

　　姜建国:那时候心里好寒啊。第二天，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我身上没有钱，也找不到亲戚朋友了。

　　原来，姜建国入狱之后，他在香港的妻子因不肯原谅他，将他们的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而最令他牵挂痛心的还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姜建国:从判决下来送进监狱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哥哥。她说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就要靠你伯伯了。哥哥到监狱里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说我晓得了。女儿写信来，我听到女儿关心我，我流眼泪了。现在想起来我都要流眼泪，所以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十三年四个月出来的时候，衣服都不好穿了，包里除了衣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以前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一样东西都没有，一样留做纪念的痕迹都没有。那个家就彻底没了，彻底没了。真是家破人亡一样，真是这么一回事，真的一无所有。这真是没想到会那样子。

　　陈景圣被判刑十三年，在上海监狱服刑并于1993年11月减刑后出狱。

　　出狱时，当年三岁的女儿也长成了十五岁的大姑娘,并且女儿渐渐从大人们的谈论中得知了陈景圣的真实身份，所以始终在回避着他。

　　1994年陈景圣带着女儿回到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不幸的是几年后，从小孤苦无依的女儿又被诊断出患白血病。此时的陈景圣只能靠政府救济生活，无力给女儿最好的治疗，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只能遍寻亲友借贷。更让陈景圣失落的是，在父亲的谎言中长大的女儿，始终不肯叫他一声爸爸。

　　陈景圣:不是我不跟她说，是她不理我。好多年两人都没说过话。

　　陈景圣对女儿充满了歉疚，出狱后最想听到女儿叫一声爸爸的愿望久久得不到实现。

　　陈景圣:不叫、不叫,到死才叫过一次。到临死前大概一个礼拜，突然之间也是打电话给我,在医院里叫过我一次。

　　陈景圣:很心酸。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年。

　　短短9个月的特务生涯，改变了陈景圣的一生，令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先后抱憾而逝，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

　　而姜建国失去的是他整个人生、亲人、财富，甚至回忆都在瞬间蒸发，留给他的是凄苦的余生。。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是一边被牺牲掉、一边被欺骗的感觉。

　　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此时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找台湾政府。

　　姜建国: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去找台湾当局，至少工资要补给我的，那十五年的工资要补给我。我想有这笔钱呢，我也可以去买一间小的房子，也可以住下来了，自己有一个窝。

　　2002年，姜建国终于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几年来，姜建国在香港，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度日。为了不让邻居和熟人看到，每天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三十分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将自己捡来的垃圾卖掉。

　　姜建国: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到这一步的，就是在监狱里头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如果说我有想到这一步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当年，姜建国在关进监狱后的第三天，他就吞了一个不锈钢饭勺试图自杀。

　　姜建国:我想完了。感觉还是这样痛苦的话，还是早点死的好。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这十五年，还得了啊，十五年，怎么过啊。出去也老了，老婆孩子还要依赖人家，我哥哥我姐姐也相当痛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哥哥还送我到火车站。哥哥曾经亲口跟我讲，你不要再在政治上走弯路。

　　网民说他们:活该！活该！

　　根据台湾军情单位的消息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其实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员“宁愿死亡不可被俘”当作必须执行的信条，也正因如此，后来很多到大陆当间谍的台湾情报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马上被台湾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这些人日后就算是被释放也很难获得允许再次进入台湾。他们只能流落在香港、澳门等地。

　　陈景圣在失去母亲、妻子、女儿后，一个人飘荡在大陆、台湾、香港间，似历史的“孤魂野鬼”。姜建国还在寻找他的女儿，这是他与过去生活唯一的联系，但从监狱出来，他已经根本找不到任何属于过去生活的物件，他只能用记忆来拼凑女儿的脸。

　　姜建国:那也是听天由命了，见不着也没办法的。现在她可能也做妈妈了。我常常会想他的，她长得也很像我啊，现在是不可想象了。

　　像姜建国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台海两岸局势的缓和而减少，一批又一批的人铤而走险，继续为情报局卖命，而台湾情报部门对这些间谍的身份则全盘否认。

　　2007年2月23日是农历年正月初六，在香港的几位老间谍到简治钧家聚餐，一来算是一起过个年，二来接到了台湾军情局的电话，要他下个星期去台湾，大家要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

　　姜建国:你首先要把你的社会关系找好，对你一个人，军情局什么时候都能消灭你，你什么时候从地球上蒸发了，谁都不知道。

　　酒过三巡，姜建国突然唱起了一首歌。

　　姜建国:老鼠过街人人打，反革命分子要镇压，土匪、特务很嚣张，造谣、破坏又暗杀。

　　姜建国:唉，台湾欺骗了我。

　　姜建国妻子:网民说什么，活该、活该，两个活该呢，你没看雅虎那个网站，那么大的网站，你们去打开看一下，你们这些事，什么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人家不同情你们，因为谁叫你们为国民党效力的呢？你们是中华子孙啊。

　　姜建国:你说我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还给人家欺辱，你叫我心里怎么忍受。我就想奉劝第三代的人，或者现在还在做的人，清醒一下头脑，不要为这样的政府卖命。

　　冯沪祥:我们希望2008年之后，两岸的情势可以和缓，然后终极嘛，两岸能够去除敌对状态，那么这一类人间的悲剧就可以尽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