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刚才你所说的一切,就是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首先袁老他不准备买这辆车,然后袁老自己最后他买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车,我们把这个事实弄清楚了。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假设袁老准备买这辆奔驰车,他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关注,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林林总总的评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就看,假如袁老要真买这辆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看了一个调查,网友一边倒的支持袁隆平“露富”,所谓“露富”就因为他没买,所以他挂了一个引号。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是他的贡献极大,“别说买车,买飞机都理所应当”,占的比例是将近44%,这个我觉得是从贡献角度去评价。另外一个,“袁隆平靠劳动致富,钱来得光明正大”,这是来路,将近36%。另外,“袁隆平一直关心民生,这样的富人更能造福社会”,20%。你怎么看待这么一个调查结果?
白岩松:
我觉得这就是袁隆平这个名字在我们心里已经定格了,所以大家天然的就接受他。而且返过来我们去想,你看去年豪华车销售的排行榜,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等很多豪华车在大陆的销售量都极高,奥迪过了十万辆,奔驰、宝马也都是几万辆,大家可以想一下,一年都会卖出去这么多车,大家怎么没去追究那些人为什么可以买这样的车呢?因为他不像袁隆平这个名字这么显赫,因此把袁隆平跟奔驰车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条新闻就很有趣了,其实这条新闻该很有趣吗?不该很有趣,因为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即使他买也是正常的,不是吗?
主持人: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利用肯定袁隆平这样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是表达了另外一种对其他……
白岩松:
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借题发挥,总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不是袁隆平,或者另外的一些新闻,比如前不久大家关注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总拿多高的年薪,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议论,那个应该给出大家一个答案。然后又有了一个央企的老总不能自定薪酬,可能这样的新闻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地方,那个是不公平,然后马上看到袁隆平这是合理的。
其实我想在生活当中,改革30年之后,如果说改革刚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方式使他们获得了财富,甚至可能在那个时候法律存在很多的空白,有很多人富裕起来。改革行进了30年了,现在随着法律的健全,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违法的手段富起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合理获得的财富合理去进行消费都是正常的。
所以有了袁隆平这样的事,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不是在关注袁隆平,而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意见和某种态度来站队,来发出一种声音,这就是网络的特点,你也无可厚非。
主持人:
事实上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买车,尤其买豪华车我就支持,其他富人买豪华车我就喝倒彩,恐怕也是因为一种社会心理,但任何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肯定它也不是空穴来风,肯定是因为社会上什么事情的发生使得他造成了这么一种心理的趋向。
白岩松:
我觉得改革30年回头去看是一个很长的历程,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财富观和对很多富起来的人的态度的改变还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这个需要很多方面。
一方面,我们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另外富起来的人之后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准则,并且提供一种大家更愿意接受的富人价值观,能给社会来分享,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国家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制度的建设,如何保证更多的富人会去做更多的好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税法都没有进行大家期待中的改革,因为税法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就会对企业和企业家来做慈善的时候有更多法律上的支持,他就更愿意做慈善事业,而到现在为止,大家呼吁了这么久都没有,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把棒子直接打在了很多富裕起来的人的头上,你为什么不去做更多的慈善的事业,而忽略了整个国家的这套税法的促进慈善事业前进的机制、土壤都没有更好的建立,这个时候不需要也有其他的方面需要进步吗?
主持人:
是。一方面人们“仇富”,但是你得分辨一个问题,人们不是仇恨所有的富人,里面有的值得他们去仇视,有的属于连坐了,被关联了。
白岩松: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该说,我相信改革30年之后,随着法律建设的越来越成熟,富裕起来的大多数人里头他们都是合法的,是正当的,但是可能依然会有极少数的富裕起来的人可能是像大家想像中的,比如占用了其他的资源,为富不仁等等,有,但是如果要是因为少部分人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却形成了大范围的“仇富心态”的话,这个社会矛盾该怎么化解?
主持人:
我看到一个观点,就认为“仇富心态”这个词本身就是为富不仁的一堆人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财富,因为要知道自古以来就有民不患寡患不均这样的一种说法。
另外一个,很多人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仇恨你的财富,我是仇恨你怎么来的这个财富,再有一个,你有了这个财富,你怎么处置它。
白岩松:
回头去看历史的话,很多次的农民起义最初喊出来的口号都是“均贫富”,这就说明在我们的心理里头,长期的文化心理里头,对“均贫富”是一种期待的,它是最能唤起大家团结在一块,成为一个团队,去跟另外的一种势力做斗争。
但是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了,改革30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告别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建设,回到一种更务实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去督促每一个人为自己,加在一起为国家,于是改革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人为本,不也要以人性内心里头对富裕的追求和对更美好生活追求的这样一种理想天然的一种尊重吗?其实很多“仇富”的人在同时一方面用笔或者用鼠标写下了“仇富”那些非常极端的言论和字语,很痛快了,可是同时他又在想尽一切的办法,希望能成为被仇的富人当中的一个,这不正是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特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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