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现的诗歌通俗体

　　时间：2008-07-29 00:2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今年6月下旬《山西日报》在“黄河文化周刊”专版上发表了崔光祖同志的长诗《贤良妻》节选。节选部分描写了诗人学校读书期间，在老师的介绍下与邵梅成为恋人的情景，朴实，生动，感人，极有情趣。后来我读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诗，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和极大的震撼。这部长诗绝对是一部婚姻生活的教科书，家庭生活温情和谐的活样板，夫妻生活的指导手册。《山西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此诗，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我在阅读了此诗之后，不仅看重它的思想教育意义，而且特别发现了它在诗体上的创新意义。我认为，崔光祖同志的《贤良妻》和他前几年出版的《党员干部修养歌》《人生世事来回想》等长诗，是在创造一种新诗体，即更自由、更灵活、更能充分地反映多彩纷繁生活的场景、更适合于广大群众来阅读的诗歌形式。我把这种诗体，定名为诗歌通俗体。

　　崔光祖同志创造的这种新诗体，是一种能反映复杂事物、宏大场景，表现人物心理和动态的灵活多变、非常自然的诗歌形式。像《贤良妻》这部长诗，描写了诗人从少年时与爱人订婚到晚年相依相靠的深厚情意，时间跨过了几十年，经历的事件无法计数，但这部诗都给予了充分的生动表现。诗句人人都能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这样的描写，形象逼真，非常感人。

　　崔光祖同志这种诗体的创造，显然是从我国叙事诗的传统中吸收了不少营养的。事实上，《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都曾作为课文选进过中学课本。很显然，《贤良妻》的创作是受过《孔雀东南飞》的启发的。这部长诗十分注意塑造人，注重塑造人的个性。在叙述语言上，我们似能看见《木兰辞》的影子。

　　崔光祖同志的这种诗体的创造，显然是对我国新叙事长诗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是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的影响巨大、极受欢迎的三部长篇叙事诗。这三部长诗都有突出鲜明的人物，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在创作上都有新的创造和突破。崔光祖同志的《贤良妻》虽然写的不是贯穿上述三部长诗的阶级斗争的主题，但也是写人的，是展现人物的个性、是描写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的，故事横跨六七十年时间，反映了其间发生的所有大事，驾驭这样的题材，能达到如今这样的效果，没有新的创造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作者在诗体上都有哪些创造和发展呢？

　　突破格律和传统的限制，把人物和故事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这种民歌常常是由两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短小抒情诗，联唱起来，变化多端，引人爱听爱读。而崔光祖同志的《贤良妻》既没有参照任何民歌形式，也没有采用隔行押韵的办法，却在更为宽阔的天地间无拘无束地展开故事，让人物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情怀、风格、追求与磨难。如果让这部长诗也戴上格律诗的镣铐跳舞，我们相信故事和人物绝对不会像如今这样表现得完整充分、生动诙谐，这样让人爱不释卷，感人心魄。

　　突破诗歌语言呆板的行式，把更口语更生动的文字引入诗篇。口语入诗是《贤良妻》的一大特色，该长诗很少用传统诗词那样凝重、华丽和费解的诗句，整部长诗都是用平淡无奇、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的。一些口语在诗中运用得十分自然，非常得体，这些鲜活的语言，给全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突破诗与论文等文体的界限，将十分感人的诗篇推入更美更动人心弦的境界。《贤良妻》的写作手法自由而多变，有近行押韵、远行押韵，有变韵、无韵，有散文式铺排，有新诗式凝炼，有的像论文似的一步步论说、一步步展示，使人的印象条理而深刻。由于作者打破了文体之间的界限，因而写起来就十分方便，得心应手，把要说的事情表现得特别充分和深刻。

　　崔光祖同志的这三项突破，就造成了一种新诗体的出现，即诗歌通俗体的出现。也许会有人问，一个人的创作能创造一种新文体吗？我说：能！古代司马迁通过写《史记》创造了中国通史的体例，开创了纪传体；班固用自己的《汉书》创造了断代史的写法，成为断代史之祖；东汉末荀悦作《汉纪》30篇，创立了中国史编年体；东汉末会稽郡人赵晔著的《吴越春秋》，与无名氏著的《越绝书》，开创了我国方志的先例。上述事例说明，一些文体的出现是与个人的创造有着极大的关系的，我们把以崔光祖同志《贤良妻》为代表的诗作称作一种新诗体，即诗歌通俗体，也许是能站住脚的。

　　赵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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