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示威公园等待奥运示威

　　从某种意义上，北京时间有时要慢半拍，至少对于热爱体育节目的北京市民徐铁军来说是这样。当他收看美国的NBA赛事时，常常发现，他在家里收看到的中央电视台赛事直播还不如海外网友在BBS上的文字直播来得快。

　　这位32岁的国企员工原本有些担心，这次奥运会的各场比赛，万里之外的海外网友又会先睹为快。虽然他家距鸟巢不到两公里，从窗户里就能看到。

　　现在不用再有这种忧虑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日前透露，奥运会期间，央视将取消直播延时。此前，几年来央视一直沿用着一个惯例，“为保证播出安全”，直播时采用30秒技术延时。

　　就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小琴评论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在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时刻来改变直播方式，这展现出中国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

　　“虽然只是短短30秒，但这一次，北京时间与国际时间接轨了。”也有观察家如此评论。

　　“示威公园等待奥运示威”

　　本报记者包丽敏

　　北京的公园历来只是供人们游玩儿、休闲、娱乐、健身以及谈情说爱的地方，但在这个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夏天，它被赋予了一项新的功用：示威游行。

　　北京奥组委7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证实，奥运会期间，日坛公园、世界公园和紫竹院公园将被专门划定为示威游行区域。

　　“想表达自己意愿的人可以去这么做。”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说。

　　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在“示威专区”之一的世界公园门口，一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游客听说这个消息后，几乎是肯定地下了断语：“不可能！”

　　但这消息在奥组委的官方网站上登了出来。刘绍武部长进一步表示：“只要是经过许可的游行示威，中国的警方会依法保护集会游行示威人员合法的权利。”

　　“因为奥运会期间要保证整个赛区的交通顺畅、环境优美、秩序良好，所以一般要请集会游行的人员到指定的几个公园进行。”刘部长向参加发布会的记者解释，“这也是其他有些国家通常的做法。”

　　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将这一安排称作“一个惊喜”。《纽约时报》则称之为“一种突变”。而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这是北京跨出的“空前的一步”。

　　其实早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时，这个城市便已设立过“示威专区”，只不过远在怀柔。

　　而这次的三个专区，紫竹院公园与首都体育馆仅隔一条马路。世界公园虽在南四环外，但离垒球赛场不远。日坛公园更是紧临多家外国使馆，与天安门广场相距不到10公里。

　　“可是为什么要游行呢？”天津外国语学院大三女生小吴不解地问，“到时候这里哪国人都有，游行，对国家形象多不好。”这个出生于1980年代后期的女孩还从没见过真的游行。在她看来，就算有问题，也要等到奥运过后再说。

　　她正站在世界公园大门前的广场上照相，背后是耸立着尖顶的城堡一样的西式建筑。园内还有美国白宫、林肯纪念堂、英国大本钟、法国凯旋门等仿真建筑。一家香港电视台主持人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在这里游行，那不是看上去就像在美国白宫游行一样吗？”

　　但在这座汇集了人们对西方和世界想像的公园内，“示威游行”似乎还是有些生疏的字眼。“什么是游行啊？”一个河南建筑工人的妻子张大姐问。她已经在这里断断续续卖了8年公园游览图。

　　而日坛公园攀岩场所24岁的工作人员郝琦表示“对游行没什么概念”。

　　这家攀岩场所拉着“狂野国度”的英文条幅，播放着动感音乐，它的主顾通常是公司白领、户外运动爱好者以及老外。

　　“示威游行”在这里似乎是个突兀的话题。“游就游呗。”一个30多岁的男子说。他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而他身旁刚从岩壁上下来的女孩说：“我们平时就是上下班啊，玩儿啊，不太关心这个。”

　　不过如果真有人到时来游行，郝琦说他也许会去看看。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数百年前明清两个朝代的帝王祭拜太阳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话题前来抗议。

　　从幽静而满是绿意的公园望出去，东南方附近国贸区域的现代化大楼露出一角，那里汇集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无数白领。公园内，古老的祭台与咖啡茶座、攀岩壁同在。也许，这个夏天，有着朱墙绿瓦的日坛公园还将融入一种新的元素：示威游行。

　　“你知道，示威游行是浪费时间，”新西兰人罗卜耸了耸肩说，“全世界都一样，政府不会听你说什么。”

　　据信，3家公园已经收到了上面的确凿通知，但具体部署还在等待相关指示。

　　新华社就此发了篇英文报道：《北京示威公园等待奥运示威》。

　　而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社论称：“人们想抗议的议题是对是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宪法说人们拥有抗议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外刊“解禁”：一个符号

　　本报记者张伟

　　“北京欢迎你。”《北京日报》用醒目的中文在头版写道。而在不远处摆着的《纽约时报》上，懂英文的人可以从密密麻麻的英文中认出“反脂肪酸”、“布什”、“麦凯恩”等字样。

　　一直以来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的许多境外报刊，在奥运会召开的这个夏季，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如今，在北京新闻中心的书报亭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几十种“解禁”后的境外报刊，与中国报纸摆放在一个架子上。

　　第一排摆的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等，从第二排起，《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读卖新闻》等报纸依次排开。

　　所有报纸都明码标价：《华尔街日报》25元，《日本经济新闻》50元，德文的《时代周报》最贵，要120元。当然，也有例外，《纽约时报》的封面贴着“仅供阅读”的字样，有钱也买不走。具体原因，销售者没有解释。

　　这些报纸，除《纽约时报》外，几乎都是当天出版，每天下午4时，准时出现在中国的专用书报亭里。不过，店长李晓光表示，前来购买的主要是外国人，而这些报纸也不是每天都能卖出，除了卖得较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今日美国》外，多数报刊较少有人问津。

　　在奥运为中国带来的新鲜事儿中，境外报刊格外引人注目。“解禁外刊就是解放自己。”一些媒体探讨其中的正面意义。而关于《花花公子》是否也会出现的传闻，一度给这个话题染上几分暧昧和意淫的色彩。

　　普通市民也不用担心会错过这一短暂的解禁期。负责这一事宜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负责人表示，普通中国民众“只要能进入这些奥运场地、酒店、机场”，就可以购买这些境外刊物。

　　因为奥运场地只有持有票证者才能进入，因此，机场和酒店，成为多数人购买上述报刊仅有的选择。

　　在T3航站楼国内港唯一的图书经销商店逸臣书店里，除了此前一直被允许销售的《时代》、《读者文摘》等外文杂志外，记者并未看到新解禁的近百种报刊的踪影。

　　书店的图书进货员周辉栋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消息。他记得，机场的商贸公司专门下过文件，鼓励各家书店向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订购这一批报纸杂志。不过，周辉栋提交的订货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媒体从业者平客购买和阅读境外报刊的习惯，最早始于1986年。当时，他在海关工作，总是能“顺便”读到收缴的报纸和杂志。他还记得，有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中国歌手的照片，让他激动不已。

　　早在这次“解禁”前，平客就通过酒店零售点和订阅的方式，购买境外报刊，每个月要花销几千元。除了《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几份报纸外，多数报纸和杂志都可以买到。而且种类越来越多，购买也越来越方便。

　　最初订阅时，他有时会突然被告知：报刊的某一期不能销售，并把钱退给他。不过，这样的情况后来越来越少。

　　刚一看到境外报刊“解禁”的新闻时，平客心头一怔，但随即就平静下来。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很多境外报刊，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过去的年代里存在的那些阻碍，早就不存在了。”平客说。

　　在他看来，因为昂贵的价格和语言的阻隔，那些出现在报刊亭里印着外语的新闻纸，不会真正被广泛购买。它更像一个符号，而符号后面，该发生的事情，早就在发生了。

　　北京正脱掉Chinglish衣衫

　　本报记者蒋（韦+华）薇

　　来中国前，纪韵融无数次抱着汉语课本，一边复习一边设想，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闯荡中国的日子会有一个充满幽默感的开头。

　　8年前，这个德国小伙子在上海机场第一次乘坐中国出租车，看到车上有一句提醒乘客的英语：“请带好随身物品”，相应的英文是“Don"tforgettocarryyourthing”。因为差一个“s”（此处“物品”应为复数形式“things”），这句话很容易让老外——尤其是男人——理解为“别忘记带走你的小弟弟”。他乐了，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

　　类似的中国式英语差错，一直是新东方课堂上，最活跃气氛的噱头。

　　从国门初开的30年前，中国人便津津乐道于骨子里流淌着中国式思维的英语。“你好”叫做“yougood”，“好久不见”被翻译成“longtimenosee”。这种典型的从中文到英文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翻译过来的中国式英语，在当时被人称为“洋泾浜”。

　　“洋泾浜”带来的不仅是逗乐，有时候，它甚至可能引发某种严重的猜想。在北京八达岭高速路口，“中华民族园”一度被译作“种族主义者公园”（RacistPark）。

　　当看到中国餐馆菜单上的狮子头（BurnRedLionHead，直译为“烧红了的狮子头”）、驴打滚（RollingDonkey，直译为翻滚的驴）、夫妻肺片（ManandWifeLungSlice，直译为“男人和女人的肺片”）后，来自加拿大的菲利普大惊失色。在一家环保NGO工作的他，差点儿以为他的工作就是要从中国厨师的厨刀下，去解救狮子、驴子乃至人的性命。

　　被逗乐的老外给这些中国式英语取了个新名字：Chinglish。面对形形色色的Chinglish，国人似乎并未在意，一个小小的英文错误，有多少人看？

　　问题是奥运来了，一切都在变。就在Chinglish连同“海啸”、“禽流感”被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为全球最流行的十大词汇时，一股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的热潮，也从中式幽默英语诞生最多的地方——北京开始，向全国蔓延。

　　北京市外办、北京市旅游局花了两年时间，编写《中文菜单英文译法》，其中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译法。佛跳墙、叫化鸡、鱼香肉丝、水煮鱼……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菜，如何翻译成标准英文，确实让专家团队大伤脑筋。为求翻译准确，他们放下身段，在网上向网民征求意见。

　　在奥地利经营中餐馆的谢涵女士说，国外的中餐馆菜单一般翻译得很直白。比如，鱼香肉丝就译成“肉丝加大蒜汁”（ShreddedPorkinGarlicSauce）。而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人则告诉中国记者，他对于水煮鱼的翻译（在辣椒油里的鱼肉）很满意。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去改正那些在公共场所不规范的英文拼写。离开中国后不久，纪韵融在他的博客——一个专门张贴Chinglish照片和故事的个人网站——贴了首都机场某个滑稽的Chinglish，没过几天，一个中国姑娘写电邮告诉他，那个标志已经改成规范英文了。

　　在纪韵融看来，展示Chinglish与嘲笑无关。事实是，诸如“longtimenosee”在英语国家已被广泛接受，不再是Chinglish了。纪韵融甚至有点担心，如果Chinglish都消失了，是不是会少了很多乐趣？

　　与更换菜单、路牌的难度相比，数百万中国人的T恤似乎是更难管理的地方。路透社记者评论道：“T恤上英文的罪状五花八门，从拼写错误到不知所云。”

　　更让这位记者觉得意味深长的是：一位摄影师让模特在鸟巢前穿着印有中式英语的T恤摆造型。“这种语言是中国发展速度及赶超世界愿望的绝好象征。”她说。

　　市场让政治走开

　　本报记者徐百柯

　　7月28日，铜版纸印刷的对开广告，成为北京许多都市报的封面包装：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正式亮相。这是一套充满中国元素的服装，红黄主色调、祥云图案、国旗，以及奥运中国印。唯一的例外是，服装右胸位置的商标是adidas（阿迪达斯）。

　　这家德国公司赢了本土品牌李宁，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所有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志愿者，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都将身着阿迪达斯。

　　相反，朝鲜、立陶宛、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届时将会身穿中国品牌鸿星尔克、康踏、露友和特步，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至于李宁，虽然错过了自己的国家，却在瑞典和西班牙收获了奥运代表团赞助商的名分。

　　于是，在这次“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上，人们将同时看到身着阿迪达斯的中国选手，以及穿着中国品牌服装的外国选手。

　　唯一的意外是匹克，它原本赞助伊拉克代表团。但国际奥委会刚刚发表声明，取消了伊拉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临阵变局，匹克董事长描述自己的心情像是“哑巴吃黄连”。

　　制裁一个外国代表团，却能让一个中国企业感到肉疼，这大概是谁也想不到的损失。

　　而阿迪达斯，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一再强调，这是一件“真正属于中国人的领奖服”。他们还专门为此打造出一句新广告语：“MadeforBeijing（专为北京打造）。”

　　事实是，没有哪个大公司敢忽视北京这一巨大的市场。体育装备巨头耐克的广告，不断给出的特写镜头是刘翔和其他击败外国竞争对手的中国运动员。大众汽车公司的广告，鼓励人们“为中国鸣笛”。麦当劳的广告则说“为中国加油，我就喜欢中国赢”。百事可乐甚至把其标志性的蓝色易拉罐漆成红色，并配上一句铿锵的广告语“敢为中国红”。

　　几乎全球的大公司都在为中国加油时，北京却谦逊得有些异常。在其制定的一份《奥运场馆观赛规则》中，明文禁止观众携带诸如“中国加油”这样的横幅或标语入场。

　　奥组委就此解释说，奥运会的比赛精神是公平、公正，超越一切意识形态，大家开心地在一起享受盛事，增进彼此了解。如果现场出现各种各样的横幅，一定会破坏这样的氛围。不过，中国观众想为本国运动员鼓劲儿的心情可以理解，所以在现场大家喊“中国加油”，是可以的。

　　北京曾经充满各种标语口号，如今它正变成一个广告的王国。有外电评论：“这个共产党国家还从没看到过如此规模的广告攻势，广告被张贴在候车亭上，被投放在巨大的户外电子屏上……甚至当上下班的人穿过地铁通道时，商业广告也在不停地向他们闪烁。”

　　中国现在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对那些想取得成功的全球品牌来说，现在需要拼命把自己同中国梦联结在一起。

　　以往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设计、内部决定的。这一次，中国奥委会和阿迪达斯公司面向全球华人征集设计方案。历史上第一次采取公开招募方式拿出的领奖服，抛开商业宣传的噱头不说，确实有了深一层的意味。

　　离北京工人体育场不远，是新建的三里屯商业区。已在中国开了4000多家门店的阿迪达斯公司，7月初又把它的全球首家品牌中心开在了这里，上下共4层楼，是阿迪达斯目前在全球最大的一家零售店。

　　与之毗邻的，是10天前苹果电脑公司在中国大陆开设的首家零售店。

　　夏日傍晚，商业区里小广场上坐满了出来遛弯的附近市民。他们穿着大背心，摇着蒲扇折扇，家常之余，偶尔会聊上几句阿迪、苹果，或是别的时髦品牌，如同闲说老北京自家的老字号，一派从容。

　　天安门广场不再是外媒禁区

　　本报记者郭建光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国媒体如果想要到天安门广场拍摄的话，恐怕会遇到麻烦。至于直播，更是不可想象的事。

　　但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天安门广场对国外媒体亮起了绿灯。7月9日，外国转播商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奥运会期间获准在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地区进行新闻直播报道。这意味着，外国转播商可以开着载有卫星转播设备的卡车在北京及其他奥运协办城市自由行动，就任何新闻进行现场报道。

　　“有些意外，但也在预料之中。”杰克（化名）如此评价这一协议。作为一家外国电视台在中国的负责人，两个月前，他曾与同行一起，为争取直播权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交涉，“迟迟没有结果”。

　　但他认定中国政府最终会改变态度的。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他和其他一些外国记者都感觉到，中国政府对待外媒的态度在“悄悄地改变”。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

　　在2007年1月1日《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办期间外国记者采访规定》实施之前，外国记者要想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拍摄，必须向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在获得批准后方可入内拍摄。如要采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规定》实施后，他们只要出示证件，就可入内拍摄。一般情况下，“警察也不会阻拦采访”。

　　按照《规定》，只要征得被采访单位或当事人同意，外国记者就可进行采访。

　　去年8月8日晚上，庆祝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些外国媒体第一次被获准进行直播报道。不过那时，外国记者还没有自己的卫星转播车，因此，只能租用中国的光缆。

　　在杰克看来，更多的变化体现在日常的采访中。

　　“以前我们出外采访，一般都要提前10天和被采访地的外事办联系。获得批准后，当地才会安排人陪同我们采访。”杰克说。

　　为避开这种“违背新闻原则”的做法，各路外国记者纷纷与各级政府展开“游击战”。捕捉到新闻线索后，他们一般会悄悄地赶赴目的地，以最快的速度进行采访，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大多数时候，在当地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他们已经打道回府了。

　　现在他们不需要玩儿这种游戏了。尽管有些地方仍对他们抱有戒心，但多位外国记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已不再如临大敌了。

　　官方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在杰克到中国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官方发布消息，“基本上都是念稿子”，也没有自由提问时间。而现在，官方发布消息的次数增多了。最让他高兴的是，记者可以自由提问了。

　　为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他们还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常就一些“敏感”问题与中国官方交涉。

　　7月25日，一家德国电视台记者正以天安门为背景进行现场报道。

　　“游客一般不会回答敏感问题，”这位外国记者这样回答中国同行的问题，“我们也不会问。”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奥运会可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向外国友人展示积极健康的一面。”

　　而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学生表示，天安门广场并不像外国记者想象得那么敏感，“直播也没什么呀”。

　　然而对杰克来说，天安门广场早上6到10时以及晚上9到11时直播报道上的时间限制，还是让他觉得有些遗憾。他认为，广场上游人多活动多，限制时间是必要的。但是对电视台来说，可能就错过了本国的黄金时间。

　　杰克所在的电视台已经取得奥运转播权，并已提出了到天安门广场直播的申请。但是否会到广场直播，电视台还没最终确定。

　　“毕竟天安门广场离奥运会赛场还有一段距离。要是天安门广场的采访自由度不够，我们也许就不会在那儿浪费时间和金钱了。”杰克说。

　　他更关心奥运会之后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自由度。“奥运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呀？”他问。

　　红旗下的城市

　　本报记者王波

　　网友“ronaldoher”最近有点儿郁闷：她发现北京街头最近插小国旗的车辆越来越多，看得她热血沸腾，“真想马上也买辆车来插旗”。但她只是一名在校学生，无奈，只好到鸟巢边上留了一张奥运纪念照。

　　相比之下，网友“冰蓝”不仅自己的车上插着国旗，她家阳台玻璃上，也粘着一面车载国旗，在23楼迎风飘扬，喜迎奥运。

　　这面国旗原本打算粘在老公的车上。但那车上插了两次国旗，都被人偷走了。一转念，她把国旗插在了家里。

　　国旗在5月下旬就插上去了。当时她和姐姐“小猪”，在网上义卖这种国旗，一共分4批卖了360面，先后为四川灾区捐款3725元。

　　“一是为了灾区的孩子们，二是希望奥运会时看到满北京跑的车上都有国旗。”“冰蓝”说。

　　“冰蓝”在网上的签名档是“西藏、台湾、钓鱼岛，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属于中国的！”而她的MSN签名中写着“西藏永远都是中国的”。当时许多人正在抵制家乐福，她特意在签名旁加上了3颗红心。

　　今年32岁的“冰蓝”，4年前在网上开了一家小店，主要转手美国买来的T恤，或是碧欧泉、兰蔻之类的法国品牌化妆品。而她的姐姐“小猪”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是个网球迷，收藏有纳达尔和奥运会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李婷、孙甜甜等球星签名的网球。她还喜欢收藏可口可乐，有美国、日本、比利时以及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园纪念的包装。

　　卖国旗的想法源自姐姐。“5·12”地震后，“小猪”发现马路上出现了个别插着国旗的车辆，于是，她就去免费给客户发放国旗的洗车场询问。姐妹俩“想为灾区做点事”，决定义卖国旗。

　　据“小猪”说，购买她们国旗的，大多是“80后的孩子”。

　　“在爱国这件事儿上，我们"70后"要更含蓄，可能没有"80后"那么张扬。”也曾在网上义卖过国旗的网友“港湾”总结道。这名1978年出生的男子，身穿耐克T恤，坐在自己的餐吧里，边上插着一面国旗。

　　最近，他常能见来店里的“80后小年轻”，脸上或手上贴着国旗图案。“像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表达得这么直接。”他摇了摇头说。汽车他只认德国的，而相机他宁愿买韩国的，也不买日本的。“我们"70后"对日本的情绪，跟"80后"不同。”他说。

　　无论是“冰蓝”，还是“港湾”，他们义卖国旗，不仅是为了“重建家园”，更是为了“喜迎奥运”。

　　不过，“港湾”的餐吧现在比以往冷清了许多。餐吧的顾客原来主要是附近几所大学的学生，暑假来了，校园里住进了奥运代表团，学生们大多回家了。

　　“港湾”开一辆“捷达”。这一天是单日，他那辆插着国旗的双号车停在家里。没能看见他驾车兜风的样子，多少令人有些遗憾。

　　同样有些遗憾的，还有“冰蓝”。因为有“80后的孩子”向她反映，她义卖出去的国旗中，“有的质量不好，是假的”。尽管如此，她不希望这一切影响到更多的车主们使用国旗的热情。

　　“伴随着奥运的爱国热情，就像一堆晒了7年的干柴，只需要一点火星儿，就会成为烈火。”“港湾”形容道。

　　已是而立之年的他，本来已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了养家上，柴米油盐让他日益回归平淡的生活。他甚至很少上网。但地震之后，他和“他这个年纪的人”，又被“燃烧”起来。

　　奥运日益近了，满街风驰电掣的汽车上，猎猎飘动的红旗，一天一天多了起来。然而“80后”“ronaldoher”发现，大多数“好车”都在插国旗上“保持沉默”。她正纳闷时，一辆奥迪A6疾驰而过，令她一阵兴奋。因为那辆车上“居然也红旗飘扬”。而这是挂国旗中，她见过的最“贵”的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