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3个名字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花了两分钟。对61岁的张金印来说，这一刻等了32年。
“她俩是我的妹妹。这位……”他指了指第三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的恋人。”
在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来到这张摆在游泳馆门口的办公桌前，把一些人名写在纸上。
两个月不到，名字超过了6万。经比对，有23882人从未出现在以往的档案里。几天后，这些被遗漏的名字将被补刻在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
专职负责登记工作的王蕾，每晚做梦都在“写名字”，她为此感到压抑。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故事”。
在她看来，把罹难者的名字写下来，或许是人们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
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如果没有这次登记，张金印或许会把这个魂牵梦萦的名字一辈子埋在心里。
这是“文革”期间的爱恋。他和那个比自己小9岁的姑娘相处6年，没牵过手，约会的内容是加强学习和谈论国家大事。到了女孩暗示他可以结婚的岁数，张金印仍然觉得自卑。“一个住县城，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小厂上班，一个在大厂工作；年龄又这么悬殊。”他建议女孩去问问父母的意见。对方觉得这是张金印的“托词”和“不信任”。大吵一架之后，两人一年没有往来。
在这期间，经人介绍，张金印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就在这时，女孩写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已经和父母谈过，并约好了双方家长见面的日期。
直到今天，张金印仍然觉得那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办？”情感上，他喜欢那个姑娘；道德上，他不愿辜负即将结婚的对象。“抓阄”的结果，张金印选择了后者。
那个午后，站在工厂门外，他狠心拒绝了那个女孩。两人默默相对，谁也没再说什么。
几个月后，地震了。稍微醒过味来，张金印就去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得到消息，她死了。
32年来，每当他独处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想“那几年的每一个细节，说过的每一句话”，越想越揪心。有时候他会想，“要跟了我，她还兴许死不了”。
选择现在的老伴，张金印并不后悔。他无法释怀的是，自己当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女孩当面也没说过什么，与“爱”有关的字眼都夹杂在写给他的每一封信里。
“如果她知道，我也像她信里说的那样喜欢着她，她得多高兴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张金印觉得，这笔感情债，这辈子没法还。
和大多数唐山人一样，每逢清明节和“7·28”忌日，张金印也会到十字路口烧纸钱，“给两个妹妹，也给她烧”。有时老伴跟着，不方便说她的名字，只能喃喃地喊两声，“妹妹”。
“你说，我也是知识分子，能不懂得这个？人死了啥也没有，立碑、烧纸有啥用？”可是他仍然觉得这样做心里有些寄托，似乎她也能听见。
这位讲授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喜欢戴望舒的一首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登记这个名字，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她呢？”他本人也说不清楚。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好的归宿 在登记罹难者名单的过程中，王蕾发现，仅仅一个名字就勾起了唐山人压抑多年的情感。“有的刚握着笔，手就开始颤抖；有的名字没说完已经哽咽；有位大姨一看到电脑上显示亲人名字，黑框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父母和几个妹妹都没了，写完名字，隔着玻璃站着，看着，迟迟不离开；还有一些人登记完转身就走，因为不愿意再想起那些事……”
地震发生的时候，王蕾才10岁，感触没这么深。现在每天捧着一摞摞的名单，她才意识到，这场灾难给这些家庭、这些幸存者造成的伤痛，“32年了，根本就没有减轻”。
对于市政府从去年5月起筹划新建地震遗址公园和纪念墙的做法，几乎所有来登记的唐山人都表示赞同。但同时，他们也觉得，这一切姗姗来迟。
“地震给唐山留下两片废墟。”唐山大学一位前来登记的老师说，“城市毁了，可以重建；但另一片废墟却一直深埋在唐山人心里。”
在唐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却没有一个可以祭奠亲人的地方。”
地震之后，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遇难者的遗体当时来不及处理，被前来救灾的人和自己的亲人草草掩埋，一些人甚至根本找不到遗体。到第二年的春天，唐山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坟行动，上万的尸骨被挖掘出来，集中埋葬在南湖塌陷地等几个地方。据当年亲眼见过集体埋葬场面的人说，“一层尸体码好，撒上石灰，再码上一层，直到把坑填满”。
这个场面给唐山人很深的刺激。20余万死难者混在一起，人们再也找不到亲人埋在了哪里。以至于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成了祭奠亲人的场所。
此后唐山陆续出现了几个纪念地震的场所。但多数唐山人认为，“那些地方是公共的，百姓需要一个对自家亲人祭奠的地方”。
在这位老师看来，兴建地震遗址公园，特别是刻有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将成为重建人们心灵家园的契机。
名单主要来自唐山市档案馆的《地震罹难者名册》。这份名册中有22万多个名字。但该馆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份多年来主要通过基层社区征集来的名册，本身并不齐全，而且“当时部分社区办事员抄录名字时，书写潦草，名单也有错漏”。对于一直以来二十四万两千多人的官方数据，他表示，那应该是按照当时公安机关注销户口的数量统计出来的。
鉴于此，筹建地震遗址公园的南湖生态城管委会决定通过媒体，向市民征集未登入名册的名字。登记从6月10日开始，王蕾说，人多的时候能排出500多号。
出生于1984年的王涛承担的是比对名单的工作。如果碰到像“曾祥林之妻”、“曾祥林之子”或是“张大胖”、“张二胖”这样的名字，他会尽量从原始记录中找到这家人，再与其亲友核实真实姓名。
这个出生在滦南县的年轻人尽可能不去看有关家乡的那部分名单。“一行一行的名字，太难受了。”他有时候会想到这些人，“曾经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也有着年轻的生命和理想。”
如今，未曾经历过地震的王涛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小时候，父母说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小学里老师教育，碰到歹徒，不要顾惜自己的生命，要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国家财产。现在他意识到，“生命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失去了，拥有的时候该多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王涛会去对面的南湖公园放生小鱼和乌龟。在他看来，“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好的归宿”。他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些名字准确无误地刻在纪念墙上，“这是他们的归宿”。
第11685个名字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正是32年前那个灾难降临的时刻，在抗震纪念碑前，自发前来的人们献上花篮。一位附近的居民说，“每年到这一天，两点多就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
天空渐渐发白，当广场上的人们走到刚落成的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的时候，已经有八九位老人站在墙前。
这座黑色大理石墙高7.28米，前方的纪念大道宽19.76米，合起来寓意那个伤心的日子。此时，墙面上已经镌刻17万地震罹难者的名字。按照设计师袁野的理念，墙面保证了“匀质化”，“未来24万人的名字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差别，不管生前是做什么的，生命始终平等”。
用于查询的电脑尚未到位，在17万个名字中寻找亲人像是大海捞针。那些老人们开始抱怨，说“墙太高，字不清楚”，但谁也没有放弃。
突然，人们开始向马诚达身旁聚拢，这位74岁的老人在南刘屯的老乡之间发现了女儿的名字，成了“今早上头一份”。
“你看，从下往上数，第九块，马吉红。”在他的脸上，兴奋取代了忧伤。地震那天，18岁的女儿中学刚毕业。“地震前夜我告诉她，你留城啦。”他说着话，眼睛始终注视着女儿的名字，“唉，那时候不会起名字，爱看《红岩》，女儿叫吉红，儿子就叫吉岩。”
向纪念墙走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突然把话筒指向地面。“你仔细听，这些急促的脚步是不是他们寻找亲人的那种心情？”
71岁的崔占忠安稳地坐在小马扎上，仰着头，手里还举着从女儿那里拿来的望远镜。一行600个名字，他从上到下看完用时一刻钟。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来了，他要找亲家的名字。昨天没收获，第一天他找到了妻子。
他快步领着人们往路北区那片走，从右往左数到第二十行，“正数第八块，倒数第七块，右上角，看见没，刘淑英。”他的一个邻居说，前天是老爷子最高兴的日子。
在场有人算了一下，从路北区的第一个名字开始，数到他的妻子，是第11685个名字。(蒋昕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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