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放权让利 给基层更大发展空间

　　当地政府的触觉比上级政府更灵敏，对具体细节的把握更及时、准确，做出的决策可能更符合实际

　　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我国30年经济奇迹。转型到今天，需要碰触更多旧体制，作出更多新安排

　　从1992年起开始试行的“省管县”改革，至今已有20多个省先后试行。改革的内容一般包括：管理体制上，把更多权限直接下放到县；财政收入分配上，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县里。这样的改革，实为推动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安排，带有浓厚的计划风格。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主导着各地发展。这种行政权力的安排确立之后，就会按照其自身逻辑运行，发出行政命令的中心，往往也是吸聚资源的中心。每个省都通过行政命令集中很多重点资源到省会城市，下一级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地级市，也通过行政命令吸纳周边各县的资源。因此，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人们看到的就是省会城市、行署所在地无可置疑的地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崛起了深圳、青岛、厦门、东莞等非行政中心的城市，但这还远远不够。推行“省管县”，取消“市管县”，就是取消了众多中间层级的行政命令中心。这就把更多的管理权限、财政收入赋予了县一级，为县域经济的加速发展解除了一重障碍。同时，让地级市和县平等发展，也有利于恢复地级市的正常城市职能。实行“省管县”，行政体制扁平化，省级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这种体制就会硬性要求省级下放更多的权力，尽量只管理那些涉及全省局面的事务，否则就会管不过来。省级在规则上明确划定管理范围，减少领导的随意指挥，这也更符合现代行政的要求。

　　把更多的当地经济事务交由当地处理，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当地政府的触觉比上级政府更灵敏，对具体细节的把握更及时、准确，做出的决策可能更符合实际。

　　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成果都是地方先摸索出来，然后再得到上级的承认、推广。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突起、90年代民营企业的崛起，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省直接放权让利到县，就使县一级有了更多的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也使比较优势原理在更基层、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有利于催生更多的有本地特色的强县、强市。因地制宜的典范，莫过于广东东莞市。东莞发展的特点就是藏富于民、藏富于基层。东莞的每个镇都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样安排行政权力的结果就是，在东莞不但看不到中心市和市外各镇的发展反差，甚至很多镇比市内发展得还好，这在其他地区是少见的。

　　“省管县”也把改革开放以来蓬蓬勃勃的地方竞争直接推进到县一级。地方竞争，竞争在谁能创造更好的市场条件。那种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行政干预市场的做法，是吸引不来企业的。“省管县”使县一级直接受到相邻县的竞争，就使每个县都有了更多的向市场让步的动力，这是企业发展的福音。另一方面，“省管县”节约了大量行政成本，使企业面对的中间审批环节减少，这在经济学上，即是减少“交易费用”，使市场运行更畅。

　　毋庸置疑，权力下放也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县级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就是个大问题。不能让权力一下放，就进入失去制约的真空地带。有权力，必然有监督。决策者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当然，问题应该在实践中解决，在发展中解决。

　　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我国30年经济奇迹。转型到今天，需要碰触更多旧体制，作出更多新安排。很多发展中遇到的复杂问题，都是在制度创新的利器下解决的。“省管县”实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