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披露奥运示威专区出台幕后故事(组图)

世界公园:在距离天安门广场约半个多小时车程，亚洲最大的大比例微缩景观公园，占地约４７公顷的园内汇集了仿造的环球各国著名建筑。公园制定的应急预案也提出对外国人参与非法集会要“谨慎处理”。

日坛公园：坐落于北京使馆区，被使馆和中央商务区写字楼包围，占地面积约20公顷，曾是明清两朝皇帝拜祭太阳神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被辟为公园，距天安门广场约10公里。这里绿树成荫，古建筑时隐时现，还能见到儿童游乐场等设施。日人流量1000多人次

紫竹院公园：距离奥运会赛场首都体育馆仅百米之遥，占地达46公顷。紫竹院公园每天接待市民在1.5万至2万人次之间。CFP 图

　　倪建平：

　　上海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

　　苏珊·布朗奈尔(Susan Brownell)：

　　47岁，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是圣路易斯密苏里大学的人类学家，作为富布莱特(Fullbright)奖助学者在北京居住了多年。

　　她同时曾是一名田径运动员，接受过五项全能和七项全能的训练，还参加了1980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试训，但未能入选。

1985年，她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研究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她参加了一支北京运动队，出战1986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了七项全能的金牌以及两枚银牌。

　　如今，布朗奈尔在研究当代中国体育方面卓有建树，在西方该领域她是唯一一个会用中文读写的。1995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内容是体育在中国的地位日渐重要。今年2月，她又出版了《北京大赛：奥林匹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最近，她还将何振梁的自传翻译成英文。

　　如今，布朗奈尔正在研究一本关于奥运会如何举办的书，并不时会在博客上写下自己的想法（https://thechinabeat.blogspot.com/）。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请她撰写一个博客，每半个月更新一次。

　　早报记者 马毅达

　　3月底，“拉萨3·14暴力事件”的阴霾尚未消散。家住北京的包苏珊（英文名苏珊·布朗奈尔）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让她给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提些意见。

　　包苏珊的名字在中美学界及体育界并不陌生。这位被誉为“资历最深的中国体育运动研究权威”的专家，曾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的传记《何振梁：五环之路》翻译成英文。

　　在一个名为“中国节奏”的博客里，苏珊和一群国内外的奥运专家和传媒人经常发布一些关于奥运的帖子，述说国际社会如何解读东方。因此，当这位“陌生人”——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邀她向中国政府提意见时，她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一个念头。

　　“我觉得奥运会期间，北京可以考虑设置一些示威专区，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以前的奥运会也有这样的措施。”包苏珊昨天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回忆道，“他听了，说这个主意不错，你可以做做研究，也可以给他写一份文字报告。我就答应了。”

　　就这样，2个月后，一份名为《示威专区建议》的报告诞生，并由倪建平“通过上海有关部门呈交”到中央。

　　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将在奥运期间开辟三个公园作为“示威专区”。

　　结识

　　辗转通过中间人

　　事实上，这份建议报告起初源自倪建平担纲的一个政府研究课题，讨论奥运前、中、后三段时间奥运会与中美关系，这个课题关注两方面内容：一个是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对中国政府在奥运会举办前后做出的一些政策措施的反应，还有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这些政策的看法。

　　此前，倪建平曾以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与香港富布莱特(Fulbright)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共同主持过一次会议并由此相熟。今年3月，正在进行有关奥运会课题研究的倪建平再度与富布莱特的主任取得联系，请他推荐一些该领域的专家。而作为富布莱特2007年度高级研究员的苏珊由此进入了倪建平的视线。

　　“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苏珊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在3月底收到了倪先生的电邮，他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对中国政府在奥运会期间如何应对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提些意见。”

　　5月，倪建平在北京遇到苏珊，两人也开始了就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政策的第一次长时间讨论。倪建平询问苏珊对于北京奥运会有些什么新想法，是否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关于处理西方媒体负面报道的建议。

　　苏珊向倪建平提出，不知是否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在北京设置一些示威专区。“当时，火炬传递的过程并不顺利，苏珊提到在以前的盐湖城奥运会上，有给不同意见者提供示威区的平台。她说，奥运会不光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一个国际赛事，是属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要是对中国有不同意见，是否也该给他们一个表达的平台？”倪建平回忆两人当时的对话时说。

　　苏珊也向记者阐述了自己提出此建议的根本原因，“我之所以提出示威区的建议，是因为中国法律允许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但前提是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如果能够贯彻执行这样的法律，也表明中国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在发展。”

　　倪建平听后，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让苏珊做些深入研究，再给自己写一份文字报告。

　　调查

　　倾听西方的声音

　　很快，苏珊就给出了一份3页的研究报告。但倪建平并不满意，认为过于“学术”，缺乏政治建议，“我写的和他需要的完全不一样。”苏珊笑着说，“他就告诉我，自己需要哪些内容。”

　　苏珊向早报记者回忆说，倪建平当时向她提了三个建议，“一，要评估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示威游行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有这些示威者的消息；二，具体描述盐湖城冬奥会示威区的设置；三，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否能起到一些作用，西方的舆论反应会是怎样，能否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稿的诞生要困难得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模式成为苏珊研究借鉴的重点。

　　苏珊邀请了一批调查对象，其中包括：四位记者——其中有三位报道奥运的首席记者，一位中国首席记者，两位人权活动家——他们都曾生活在中国并会讲中文；一位目前是大学教授的前奥林匹克选手，他同国际奥委会雅典委员会有联系并致力于人权活动；盐湖城组委会的一位成员，他将被其中一位记者以研究名义采访；还有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我给很多人都发送了调查邮件，包括人权活动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中国问题或者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她说。

　　在电邮中，苏珊提问，如果北京真的设置这样的示威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和看法。结果，她发现，除了最极端的人权活动家之外，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赞成设置这样的抗议区。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样做会有力地提升中国形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进步。

　　“而那些极个别的西方人权活动家，都住在美国，这些人跟我都不是很好的朋友，而是通过其他人才要到的联系方式。作为极端的中国批判者，他们自认为对中国和奥运会都非常了解。我认为，对这些极端批判者来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不可能使自己满意。”苏珊说。

　　成形

　　速度出人意料

　　在完成英文提议书之后，苏珊于5月20日左右将它交给倪建平，由他负责翻译成中文，“但我并不了解之后的进程是如何。他应该也会加上自己的分析和信息，最后的提议书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在初期做了一些工作，之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5月底，倪建平再次去了北京。几乎就在同时，海内外媒体报道了北京市丰台区世界公园被划为全封闭式的访民专用区的消息。倪建平当时对这一消息的感觉就是：“这样既可以显现出中国的逐步开放，也可以满足上访者的需求。”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倪建平拒绝透露他此后向北京呈交建议的具体过程，只说“是通过上海有关部门进行呈交的”。“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政治建议。”倪建平说。他透露，呈交的建议书主要包括三方面：示威区概念的由来，西方各界会对能作出的反应，及设立示威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好处。

　　他说，自己在给有关部门提议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如果中国设立专门的示威区，这就是国内政治不断成熟的最好说明，表明我们具备了这样成熟的条件。十七大报告也在强调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第二，如果能结合奥运会这样一个盛事，给西方一些对中国政府持不同看法的人一个平台，就能表现出我们的国家风范和大国自信，也是确保奥运会顺利进行的有效措施。我们就能够向西方社会展示，我们国家在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尊重新闻自由的表达权利，尊重民主参政的权利。”

　　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就在发布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开放三个公园做为示威专区的消息。此时，距离倪建平递交报告仅仅一个多月。

　　不过，他和苏珊都不认为自己的报告对中央开放三个公园的决策起到直接影响。苏珊表示，开放的这三个公园并不是她提出的建议。“据我理解，中国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已经设立世界公园供上访者使用。”

　　倪建平也强调：“我主要是把这份建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希望可以设立示威。这只是我的一个政治建议。”

　　事实上，苏珊的建议也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兴趣。6月初，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提出同苏珊见面，两人就提议书展开了讨论。维尔布鲁根告诉苏珊，他认为这份建议“很有意思”。

　　苏珊表示，通过那次见面，她认定抗议区的设置“应该是中方的决策，不是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要求”。因为她发现，“虽然国际奥委会也认为奥运会期间会发生一些抗议活动，但并没有主动向北京奥组委提出建议，只是一直等着中方就此问题做出自己的解决。”

　　“我和我的被访者都认为，我们并没有权利去评说这会在中国国内产生什么反响，只能分析抗议区的设置，在西方媒体和西方舆论及美国政府的反应，会不会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苏珊坦言。而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做会有力地提升中国形象。

　　“除了最极端的人权活动家，（所有人）都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苏珊说，“我认为对这些极端批判者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使他们满意，他们认为设置这样的抗议区，只能说明在抗议区之外，中国还是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也认为这样做不够真诚。”

　　奥运示威专区是惯例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期间，曾经专门设立了7个“言论自由区”。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的模式。盐湖城组委会的一名官员表示，盐湖城组委会邀请抗议者进行协商并指导他们具体程序。而结果是，抗议者冷静下来，最后没有人去示威游行。

　　根据盐湖城奥运会对于言论自由区域制定的法规，这个区域24小时开放。为了使示威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的公共活动区旁边举行抗议，一个公正、中立、用于抗议者申请的体系为之而建立。抗议者和警卫人员都将得到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指导。记者将可以采访示威者。示威区域将被监督以保证公共安全。法律志愿者，有些是法学院学生，将监督示抗议区域以保证抗议者的人权不被侵犯。不在言论自由区内活动的，或不遵守法规的抗议者将根据国家法律而被逮捕。

　　在1996年奥运会期间的马术项目时，曾有一个为保护动物权益人士专门设立的抗议区域，但最后他们没有游行。

　　在大多数美国城市，抗议者必须在抗议前申请许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曾因混乱的示威游行而导致500人被捕，此后“言论自由区域”和“抗议区域”变得普遍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批准了此项协议。

　　在中国也有同样一个先例，那就是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郊区怀柔辟出过游行示威区，面积为一块操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