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雄伟的鸟巢相比,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瑞士巴塞尔的事务所显得过于简朴。 |
央视解读西方建筑大师
贝聿铭的家位于曼哈顿的富人区,邻居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和靳羽西夫妻。李冬梅和杨冬江在哈得逊河北岸的墨西哥人聚集区找到一处便宜的旅馆,环境很乱,但两人的心情都不错,按约定第二天他们将登门拜访贝聿铭。从中国到欧洲再到美国,采访了多位西方建筑设计大师,困难重重,这一次的“优厚”待遇似乎预示着一切终将苦尽甘来。
耗时两年完成的纪录片《为中国而设计》正在央视十套《人物》栏目播出,这是央视首次系统介绍当代西方建筑大师以及他们为中国设计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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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而设计》赶在奥运到来时特别推出,让李冬梅感到欣慰。她回忆,拍摄《为中国而设计》一开始曾被同行称为一个疯狂的举动。“我和杨冬江的这个创意,很多人并不看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采访一位设计师都很难,何况是采访九位,再何况跨国采访的经费也是个大问题。”李冬梅和杨冬江擦出的火花没能燎原,但也没有被各种反对意见扑灭,杨冬江超强的“化缘”能力很快给了李冬梅信心,“他竟然一下找了十多家赞助单位。”
杨冬江承认,支撑着他们一路往前冲的是心中的使命感,“因为当时社会上对这些建筑的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了西方建筑师的实验场,但有争议就有意义,很多赞助商都有远见卓识,都希望有人能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建筑文化进行一次梳理。”杨冬江把纪录片的意义定得很高,这一招很灵,虽然赞助额并不算多,但这个疯狂的计划能顺利启动了。
将创意变成现实,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与建筑大师们取得联系,李冬梅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当时的困难,“先查到各事务所的网址然后给每家发电子邮件,然后等待答复,很多次采访要求都石沉大海。”李冬梅已回忆不清这九位大师是如何一位一位“磕”下来的,只记得当时等待的焦灼与采访信言辞的诚恳。
赴欧洲采访,从巴黎、巴塞尔辗转伦敦、鹿特丹,杨冬江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提着装有拍摄设备的沉重行李箱小心翼翼地挤地铁;另一件是,建筑大师事务所超乎想象的简朴。“建筑大师的风格太不一样,除了设计机场三号航站楼的福斯特的事务所在泰晤士河边宽敞考究之外,其他的设计大师的事务所小得惊人,与他们张扬的建筑形成强烈对比。像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的办公室在瑞士巴塞尔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楼里,装修非常简单,央视大楼设计者库哈斯的设计室在鹿特丹一个很陈旧的写字楼里,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的事务所是一个半地下室,看上去很像一间复印室。”
“像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特别注重建筑的外表,手法前卫,但他本人却不太修边幅,着装简朴,他俩接受我们采访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另外,像广州歌剧院的设计师扎哈,人与她的建筑一样前卫,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兴与不高兴全写在脸上,毫不掩饰,到点立刻结束采访,多一分钟都不给你。”在整个横跨欧美,对建筑大师追根溯源的采访中,李冬梅既感受到了大师们率性真诚的一面,当然也体验到了“公事公办”的前提下,大师们对媒体表现出的圆滑。
紧张的心态在纽约得到了舒缓,采访贝聿铭,走进贝老家时,茶已沏好放在桌上,这一情景让李冬梅回想起来仍觉得温暖,“贝老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人,很儒雅也很真诚,他说到了他不满意香山饭店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还没有吃透,设计苏州博物馆时,吸取了教训,很多设计都是拿着米芾的山水画作参考,对中国传统充满敬意。”
杨冬江一直是西方建筑大师和他们作品的支持者,他说,虽然最终成片的《为中国而设计》并没有直接呈现西方建筑师作品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但这一争议是不容回避的,经过两年的采访,他越发肯定了这些作品的积极意义。“以前说外国建筑师不了解中国文化,其实像鸟巢、国家大剧院、水立方这些建筑,都是充分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同时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什么是世界一流的当代建筑艺术,这表现了当代中国的包容与胸襟。”本报记者 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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