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面对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不会来得那么快

　　主持人：您最近都在做一些什么呢？

　　嘉宾：像所有人一样，关注奥运会，为奥运做准备。此刻关注的是奥运情绪、怎样解决相关的问题，政府怎么组织这个盛大的赛事，将它往前推进，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对此有很高的期望。

　　主持人：国外记者参与报道奥运会是件容易的事情吗？有什么阻碍吗？

　　嘉宾：你知道（中国）政府在2007年1月的奥运采访规定说我们可以采访任何人，没有限制。现在的规定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权利。

　　主持人：你有别的有趣的故事愿意和我们分享吗？

　　嘉宾：关于什么的故事？

　　主持人：就谈谈你最近关注的报道吧。

　　嘉宾：我认为你的观众可能感兴趣的是在印度——你知道，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爱好，印度观众的爱好和西方观众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认为西方大多数观众感兴趣的是报道是中国人权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

    我想在印度我们有严重的人权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所以大多数印度观众对这类问题的报道非常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印度本身有这些问题。所以像我这样的印度记者不像西方媒体，要充当中国的监督人，印度人对中国的问题很感兴趣，印度本身也有问题，我本不止关注我们本身的问题，还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角度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此刻对印度来说有趣的是我们也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2010年我们也要举办一个运动盛会，虽然比不上奥运会，但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要参加。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到时我们怎样控制交通，控制体育馆建设预算，我们看中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关注中国有什么失误，所以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关注中国的成就以便向你们学习。我认为只是角度不同的问题。因为不同地区的观众关注的也不一样。

　　主持人：你能给我们讲讲2003年你报道非典的故事吗？

　　嘉宾：事实上2003年时我还是个老师，不是记者。我写关于非典的报道不是以一个专业记者的身份。当时我是中国一所大学的老师，见证了中国学校怎样处理这件事、学生对此的反映以及政府的动作。我当时身处这个系统之中，所以写得报道更个人化，更主观，更多关注的是在学校内部发生的事。我写了网络的影响、人们怎么用移动电话沟通。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被隔离了，被隔离在学校里的学生不知道外部事情的进展，电话里也有很多谣言。政府也用移动电话发送信息，以及其它一些有趣的事。

　　主持人：和您的谈话非常愉快。我听说您在中国生了个宝宝？您能和我们谈谈吗？

　　嘉宾：10月中旬我在中国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宝宝，

　　主持人：取名了吗？

　　嘉宾：现在还没有？我想取一个中国名字，我丈夫姓胡，就像胡锦涛。（笑）我想取一个特别的中国名字，你能给点建议吗？

　　主持人：我听说很多中国宝宝取名“奥运”。

　　嘉宾：我不想取“奥运”（笑）

　　主持人：好的。（笑）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