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第一站”今日启用 首趟列车中午发车(图)

在2006年5月9日晚，当南站最后一列火车驶离车站后，一位乘客离开南站。（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董世彪摄

新的北京南站，已成为亚洲第一大站。 本报记者欧阳晓菲摄

　　50岁南站的历史转身

　　曾经，它是北京这个现代化城市中的乡村车站。它的特别，正在于它的普通，它的狭小，还有它几十年没改变过的模样。

　　未来，它将以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超大体量和吞吐量，成为亚洲最大的新型车站。

　　无论现代化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人们的乘车体验，对于曾经和老南站牵手而行的人来说，那一段50年的岁月，不会改变。

　　新旧相望

　　2008年6月28日，一列正在试运行的京津城际列车，沿着弧形的铁轨，呼啸着驶过正在施工中的建筑群，分隔了北京南站的过去和未来。

　　弧线内，一座由钢筋、水泥和各种新型建材组成的巨大建筑，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远远望去，工人们只有蚂蚁般大小，忙碌地穿梭于巨大的工地之中。一排排支撑电气化列车运行的白色电线杆，士兵般整齐地排列在铁轨周围。仅站在铁轨边，很难看清这个和20个足球场、1.5个鸟巢一样大的银灰色现代建筑的全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有一只巨手把天坛压扁，就是新北京南站的外形。

　　地面所见，仅是一隅。完整的车站分为5层：地下3层、地上2层,包括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在内的24条高速列车将在这里停靠。到2030年，每小时将有3万人在这里上下车。“全亚洲最大火车站”，将是人们提到它时最愿意使用的代名词。

　　弧线外，一栋已经没了顶棚的低矮平房，静静地伫立着，留下老南站唯一的痕迹。

　　午后的阳光，穿过锈迹斑斑的棚顶和一条条撕烂的蓝色篷布，洒落在满是垃圾、粪便和废旧衣服的售票大厅地面上。

　　房子不到十间。每间窗户上，都用木板隔出仅能容纳一个头的窗口，旁边用红色油漆手写着“售票处”三个字。整个房子的正面，都曾涂满明黄色和明蓝色的油漆。如今，在岁月的反复冲刷中，只剩斑驳旧迹。

　　过往

　　关于老南站，肖丽梅瞬间能记起的，是破旧不堪的房子，凹凸不平的地面，混合着厕所味、泡面味以及各种说不出名目的难闻气味的候车室，以及候车室里几十年没有变过的昏黄灯光。从19岁开始，她在这里工作了29年。

　　建成于1958年的老南站，原本只是个计划使用十年的临时车站，却在北京南城二环边的角落里，坚守了半个世纪。

　　肖丽梅和老南站同龄。去年，她从南站副站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1977年底，刚刚高中毕业的肖丽梅，扎着两根麻花辫，背着军挎书包，到离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永定门火车站报到。

　　她看到的南站，只有一个候车室、一个售票处、一间行李房、3个没有雨篷的站台和几排老杨树。

　　一辆辆开往河北、山东等地的绿皮车，不停地驶入和离开。汽笛声中，多少人有关离愁别绪的记忆，和用毛笔工整书写的乘客须知及夏天鼓噪的蝉声一起，被留在了南站的站台上。

　　肖丽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客运员。在师傅的严厉教导下，她在26天内，背会了经停南站的二十几条线路的所有站名。没有客车停靠的时候，她要像男同志一样，抡起一人高的大扫帚，收拢站台上的片片落叶，或者清扫厚厚的积雪。

　　火车来了，她要拿个红色的小旗子，到站台上迎接乘客。火车走了，她要拿个大喇叭，到站台组织下一列车的乘客上车。那时候，使用的还是硬版的常备票，不对号入座，乘客多，挤得很。冬天，爱美的肖丽梅，要穿上厚厚的老棉裤和臃肿的棉鞋，带上能捂住耳朵的棉帽子，拿着喇叭，在站台上扯着嗓子喊。听到她透亮的嗓音，有乘客扭过头问，“当播音员的材料，怎么干了这个？”

　　见证

　　肖丽梅自己也不明白，近30年漫长的岁月，她怎么就在南站一直干了下来。

　　想了想，她觉得，南站的生活，虽清苦，但自有很多乐趣。

　　虽然每天都在这个只有一个院子大的站台转悠，连通各地的铁路线，却让肖丽梅时刻感受着外界的世事变迁。

　　经停南站的列车，主要是开往河北、山东、陕西等北京周边城市的中短途慢车。票价便宜，停靠的小站多。铁路，为沿线的农民，打开了一条通往城市生活的通道。起初，三三两两的农民，拎着山里的核桃、柴鸡蛋，坐着火车，到城里来换回挂面和大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农民进京打工。河北保定、衡水的农民，扛着铺盖卷儿，在家门口挤上这个当时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懵懵懂懂地来到北京，形成了北京最初的民工潮。

　　一些小旅馆、小饭店、小卖铺也逐渐兴起。他们杂乱无章地生存在南站周边，为并不富裕的农民乘客，提供最实惠的服务，也让当地管理者头痛。南站地区，渐渐成为北京“脏乱差”的死角。但在肖丽梅的眼里，这里是平民的天堂。

　　1984年，快车进入南站，改变了南站的客流结构。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黄金周制度的实行，出去旅游的乘客渐渐多起来。1999年，南站在京原线开行了通往野三坡、云居寺等景点的郊游78次列车，每到五一、十一，背着行囊出去玩儿的乘客便挤满了车厢。忙的时候，售票员只能两班倒，吃饭都在岗位上。

　　为了适应不断增加和变化的客流，南站也在局部进行了简单的完善。延长了站台，增建了一个候车室、一个乘客通行的天桥和一个售票处。上世纪90年代初，更换了电脑售票系统。

　　然而，这些完善，并没能改变它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离开

　　自从19岁那年兴高采烈地到南站报到，肖丽梅和南站不可分割的人生就已经定格。近30年的日子，一眨眼，就过来了。19岁的客运员，变成了年近半百的南站副站长。她几乎干过南站从客运到货运、从一线到行政的所有行当。提拔升迁，结婚生子，人生中每个重要的时刻，肖丽梅都在南站度过。

　　不是没想过离开。

　　能调到北京西站和北京站两个大站工作，是所有南站职工最期望得到的机会。肖丽梅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她都放弃了。“别人问我，我就说，没别的原因，就图南站离家近。”

　　如今，因为南站拆迁改造，她却不得不离开了。

　　2006年5月9日晚11点09分，天津到乌海西的2141次列车拉着汽笛，徐徐驶离北京。从此，老南站停止所有运输业务。新南站的筹备工作，渐渐步入正轨。

　　那一晚，所有南站的职工都来到了站台。大家用全员到岗的方式，和老南站告别。

　　“传了十几年要拆，那一刻终于成了真。”肖丽梅说，“也留恋，也难过，但并不是不愿意南站拆迁，而是二十几年的青春见证，瞬间就不见了。”肖丽梅难以解释自己面对南站拆迁的复杂心情，“用什么词，都说不清楚。”

　　离开的那个晚上，一直刺激着肖丽梅的神经，以至于两年后提起，她仍流下眼泪。“人没了，吵吵闹闹的站台一下子安静了。第二天，天桥就炸了。铁轨一搬走，什么都没了。”

　　转折

　　还没到退休年龄的肖丽梅，起初被留下筹备新南站的建设。2007年底，又被安排到市铁路局的综合服务中心工作，这意味着，她不再有机会为新南站工作。

　　南站最后一列火车发车后，肖丽梅和同事每人留了一张这趟列车的车票。新站长上任，肖丽梅把这张票留给对方做纪念，自己则到服务中心报了到。如今，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帮朋友打理一个酒店，“肖站长变成了肖总”，她也没觉得多不适应。“我的心态挺好，不需要调节，哪个年龄就干哪个年龄该干的事儿。”

　　两年的时间，肖丽梅已经渐渐适应了离开南站的生活。

　　“如果在2006年5月9日就告诉我这个消息，肯定接受不了。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也能理解了。在铁路系统工作了几十年，明白个人要服从大局的道理。”肖丽梅说。

　　今天，新南站就通车了，但肖丽梅一直很忙，还没有时间去看看新南站的样子，“但无论我在哪儿，都会停下脚步，向着南站的方向，看一眼。”

　　她一直试图回想起以前在站上时，经常喊的一句口号，她认为那句话最能表达南站人的精神，但两年没喊，怎么也想不起来。时光变迁，总有些记忆在不经意间丢失，但无论如何，南站已经在肖丽梅的人生里，留下重重的烙印。

　　和肖丽梅一样，南站停运后，先后有500多名老职工，被分流到铁路系统的客运、后勤、外勤和机关等各个新的工作岗位，考虑到他们50年来的辛勤坚守，很多人被安排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工作。

　　和北京南站一样，他们也正站在人生过去和未来的十字交叉点上。

　　新记忆

　　如今，老南站已经停运两年，新南站拔地而起，开门迎客。

　　常有附近的老居民，到这里遛弯儿。

　　“这老站和新站，根本没法儿比啊，不在一个级别上。”

　　“这新站可真气派，用那么多玻璃，看着就透亮，和机场一个样。”

　　“太大了，我要是进去，非得迷路不可。”

　　有记者提前体验了新南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售票和检票都实现了自动化，大厅里装了30多台自动售票机，自己投币选择站点，自己买票。检票也不再是人工检票，乘客只要将票插入机器里，抵达站点、乘车时间都会自动检测和显示。”

　　曾经，售票和检票，是肖丽梅必修的基本功，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清票面信息，要花大功夫才能练成，如今被机器轻易完成。

　　自动化为新南站节省了大量人力，260名来自北京站和新招聘的职工，已经准备好为新南站服务。他们都是35岁以下的年纪，仿佛30年前扎着辫子来到南站的肖丽梅。

　　不过，和过去的50年不同，未来，新南站将给他们留下更多关于出行方式的现代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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