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理由不知道奥运会对空气和环境的苛求。于是，这个城市7年来勤勉努力、知难而进，尽管，其间波折多于平顺，忐忑多于从容。奥运会，也没有理由不令举办地脱胎换骨——重工业外迁了，呼吸顺畅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了。
再次回望首钢搬迁，实则事关首都如何收复上空。
这是北京对“绿色奥运”承诺的兑现，也是这座城市的自我环保救赎。
2005年7月，工人们依次从首钢5号炉膛前走过，和它惜别。（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范继文摄
揭开黑盖 没有人来的时候，宋金龙会望着眼前这座像楼房一样高耸的百米炉体，怔怔地出神。
位于首钢厂区北侧的4号高炉停炉之前，宋金龙是技术安全员，但那是半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护炉员，炉子不烧了，还得有人看着。
和三年前先行停产并拆除的5号高炉一样，4号炉的退役被更多地解读为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结果——高炉产铁，但也产生大气污染物。
“北京市的上空有个黑盖，黑盖的中心就是石景山。到了晚上就往市里移，往下沉。”早些年，专家学者这样描述首钢-石景山-北京三者的污染因果链。
一份来自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首钢所在的石景山区全年二级（即蓝天数）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仅占全年的一半。这一数据在全市处于倒数之列。
“黑盖”终究还是要被揭掉，这其实无可妥协，因为“绿色奥运”是主办城市的底线。现在已为公众所熟知的是，首钢正在按部就班整体搬迁。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并说不好首钢搬迁究竟会对北京的空气质量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善，“一些专家考证说有6%到8%，这些都不确定，但搬迁改造肯定会给北京的空气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同样说不清楚的还有古城南里社区的居民。这里距离首钢两站地。就在上个月，几名居民表达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还没有明显感觉到空气质量有什么变化，估计得有专业的检测仪器才能测出来吧。”但他们也总会附带一句，“环境应该是变好了。”
实际上，变化实在地发生了。
一组数据显示，1998年，北京蓝天数不足100天，2007年全年达到246天。另一组最新公布的数据是，今年6月份，全市达标天数创纪录地达到24天。
7月8日，距离奥运会开幕一月。首钢群明湖上，微风轻拂，吹皱一湾碧水。这里，是具有迁徙习性的绿头鸭冬日的居所。这些颈部有白色项圈的禽鸟，几年前南飞迁徙过冬途中发现此地。群明湖水是铁厂高炉的冷却用水，经循环后水温适宜，冬日湖面也不结冰，几千只绿头鸭遂在此安家避冬。
首钢停产搬迁后，群明湖水渐渐凉去，这些禽鸟恐要恢复原有的生态，冬夏复飞于南北之间了。
去它们该去的地方。这其实也是首钢答过的选择题。
搬迁与否的争论 “首钢搬家”的话题被较早提及是在1999年初北京市人代会上。十几位代表指出，首钢对大气的污染和水资源的污染必将“影响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影响奥运会的申办”。
在外界对于搬迁问题争论之际，宋金龙所在的首钢依然希望通过企业转型和加大环保力度来折中，避免搬迁。他大体记得，那时候，首钢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尽量偏重于选择没有污染的高科技产业及项目。
2002年冬，新华社发了一张图片，说由于首钢加大治污力度，北京大气状况改善，站在城区西眺，又能重新看到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了。
但空气改善与否，非“西山晴雪”所能科学定义。环保界依然紧盯首钢搬迁不放。
申奥成功后，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召开环境论证会。以北大环境工程学院的专家为代表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便首钢的一些环保指标达标了，也不意味着就不排放污染物了。
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亦上书谏言北京市政府，促其抓住奥运这个难得的机会，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这个大污染源，“否则必将后患无穷”。
有媒体报道说，几次上书未见效果后，梁从诫心生无奈，不愿再对媒体就此多发表意见了。
那时候，奥运会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更多的仍是7.13那个夜晚的肆意狂欢。一觉醒来，人们似乎猛然发现，奥运没有在门口唾手相候，相反，像是经媒妁之言命定的待嫁闺秀，她将自己登堂入室的时日约定在了远远的7年之后。未来的7年里，她尽可以审视，尽可以评判。
被审视和评判的，是将把奥运“娶”入家门的北京城。而环境问题，注定惹眼。
申奥陈述时，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用熟练的英文承诺，北京将成就一个“绿色奥运”。但仅仅在次年12月份，糟糕的空气质量，就挑战了主办方的信誓。
彼时，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全会期间，委员们来到了凯迪克酒店顶层，了解奥林匹克中心区的情况。时值隆冬，站在高处俯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得能见度很低。现存的影像资料显示，烟霾像一张厚厚的大网，从奥林匹克中心区上空罩下来，北京奥组委随行的官员们面现尴尬。
实际上，环境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京奥运会。
1984的奥运会主办城市洛杉矶，是当时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拥有600万辆机动车，洛杉矶不得不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对机动车限行。1988年奥运会之前，主办方汉城的燃煤污染问题同样严重。
北京也在为此殚精竭虑，开始增加清洁能源和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另一个措施是，改造这座城市的燃煤设施。
当然，首钢的问题，也仍高悬议事簿上。
环保危机年 首钢搬迁的问题，在激辩和论证会中，走走停停。赞同搬迁派，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和奥运会；反对派则更多地出于对当地经济和职工安置方面的考虑。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可供两派折中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北京的空气质量要达标，各类污染源所允许排放总量必须比原来减少三分之二，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个略显漫长的决策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收益交织在一起，包括宋金龙在内的职工的个人命运与企业的关联被前所未有地关注。首钢人带着矛盾的心情等待决策时刻。
僵局被打破，是在申奥成功两年之后。
2003年9月15日、10月22日和次年5月8日，北京市三次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关于首钢实施压产、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此间，国家发改委在对首钢涉钢系统搬迁方案进行评估后，正式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于2005年2月份对搬迁方案予以批复。首钢将分三个阶段完成外迁，截止时间为2010年底。当年，首钢5号高炉停产，搬迁改造正式启动。
但公众似乎对这些日期和数字并不敏感，因为那一年环保大事件频发，公众的注意力和对环保的参与热情，有些疲于应付：
圆明园以节水之名，硬生生地在湖底铺了塑料膜；绿色GDP石破天惊，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环保总局破天荒地刮起“环评风暴”，多个违规大型建设项目被斩落马下；到了年底，松花江半江污水，直接问责省部级大员，环保掌门人解振华黯然去职。
这些事件，和首钢搬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借力于学界和公众的积极推动，终于政府高层从善如流的变革之心。
1.8万吨的概念 首钢的新址，被选定在素有“面向大海有深槽，背向陆地有浅滩”之称的河北曹妃甸。
在产能移师河北的同时，首钢会把污染也转移给新东家吗？
“首钢搬迁绝不是"污染搬家"，整个过程将全面贯穿循环经济理念。”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专门就此向媒体做了说明。
根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另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2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为8万吨，首钢的这1.8万吨，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强。
在朱继民看来，搬迁之难非表面字眼和数字所能概括，其中尤其涉及到10多万职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实现稳定搬迁。
宋金龙当时的态度是“去哪里都行”。但他现在也承认，大多数职工有家有室，故土难离。
整个集团为此做了半年多的说服教育工作。大家最终可以接受的共识是，搬迁调整是为了国人实现百年夙愿，办好奥运会。
另一个让首钢职工更容易理解的现实问题或许是，搬迁调整有利于其长远谋划：北京没有矿石资源，制约首钢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北京人民的长远利益，首钢服从大局。”这样的表述，朱继民在媒体面前多次使用。
同时“服从大局”的，还有北京其他的工业污染源。
在运营47年之后，位于北京东南郊的北京焦化厂也不得不挥手告别。2006年7月15日10时，焦化厂厂长张希文走上一号焦炉推焦台，推出了最后一炉焦炭。此后，人去厂空。
熄灭的炉火 渐渐地，“碧水蓝天”这样的字眼开始出现在官方的宣传材料中，用来描绘北京城。但多数时候，人们还只是将其当成美好愿景，毕竟，这个城市的天空不是装有开关或按钮的大幕，可以人工程序化操控。
2006年春，一场近10年间罕见的沙尘暴突袭北京。新闻媒体的头版标题说，“北京下土了”。有专家分析说，那一夜的沙尘，可以让全城每人摊得20公斤。
据央视报道，在当年的奥运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不得不做了特别解释。他说，那场巨型沙尘暴事出有因，是前一年整个北方地区天气反常，降雨量少所致。意指那并非当下北京环境的常态。
实际上也是，北京和周边省区共同治理沙尘暴的努力从未间断过。通过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坚决实施，近几年来首都已鲜受沙尘侵袭。
但国际社会的担心依旧如影随形。
对此，罗格本人最近一次相关的表态是在今年2月底。他说，“我不能否认现在北京还存在着大气污染的威胁，但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已经做出巨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
如罗格所见，首钢搬迁和焦化厂停产之外，北京为绿色奥运努力多多——
今年3月1日起，北京机动车排放标准开始执行更为苛刻的欧4标准。
7月20日至9月20日，北京对机动车采取限行措施。
而在搬迁中的首钢，连续生产35年的4号高炉，年初熄灭炉火停产，对这座高炉感情深厚的技术安全员宋金龙，变身护炉员。3月份，2号高炉等一批涉钢排污“大户”停产。在奥运会期间，3号高炉也将刀枪入库，熄火暂停作业。
官方的说法是，最大限度减少奥运会期间污染物的排放。
这些努力的背后是北京的雄心：2008年，全年的蓝天目标是256天。 (来源：京华时报)
(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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