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加州上海:三地交通记(中)

　　文/金爱美(Amy Goldman)(美国)

　　巴黎加州上海:三地交通记(中)

　　上海的道路难道都是“杀死比尔”的拍摄场地吗?

　　去巴黎生活之前,我是个很谨慎的司机。这部分是因为,那时候我开的是妈妈的捷豹车;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是个警察之州。

　　这不是开玩笑的。在加州这个汽车王国生活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行人至上”。换言之,“看见人行横道上的任何生物,都要马上停死”。加州的行人如果愿意,大可以不看左右地滑步舞出街沿。行人如同红地毯上的明星,横行霸道。无论是肌肉型男亚当还是金发长腿伊夫,都拥有随时、以任意方式过马路的神赋权力。司机们除了注视叹气,不能、也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你的车得在如此壮观景象前尖声停下,哪怕绿灯已经亮起,哪怕他们过度自恋,请记住我的话:停死。因为只有这样,警察才不会找你麻烦。此外,还要记得把保险赔率降低。

　　当很久之后我从巴黎回到加州的时候,不得不接受严格的交通再教育。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纳帕葡萄酒谷的一名家庭主妇了,家里有学步的孩子、老公和猫需要照料。很快,我就又成了一名正义的美国人,像刚刚被改造的酗酒者一样,喋喋不休于自我约束的重要性。我的巴黎老公呢,则撒手加入了一家被移植到美国的挑剔的法国酿酒厂,唉哟哟,葡萄怎么那么酸!又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酿酒年份。如同我们的婚姻:不知何时,不知何故,就酿成了醋。

　　彼时的加州阳光是那样灼人。或许,这也是现在——飞越过太平洋,降落在上海后现代的街巷、人行道和汽车之中的时候——我神圣的美国式愤怒常常盖过早年巴黎式冷酷的原因。不过,尽管常常弄不清自己身处哪种文化并与人发生冲突,我相信自己还是渐渐找到了所有那些交通冒险记背后的共同逻辑。疯狂冒险的背后是有道理可循的。当我们面对上海时,你就会明白……

　　我的美国学生们刚刚抵达上海,开始一个学期的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学一点点中文和中国文化,和很多很多的生意经——别忘了,现在是21世纪,而中国是个GDP大国。这些学生与10年前我教过的那些对法语无比狂热的中国学生完全不同,他们对浪漫没有任何兴趣。相信我, 他们一落地就开始奔走,即刻就直截了当地问起上海的交通文化:“嗨,教授,这些车是怎么回事?上海的道路难道都是《杀死比尔》的拍摄场地吗?中国人也许不惜命,但是,难道我们也是人体保龄球吗?这怎么行!”

　　他们在等我给一个解释。他们知道,尽管并没有绿卡,但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多年。而且,我教的课程就叫“跨文化交流媒介学”。他们相信,我一定可以用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我于是很务实地给出了以下解释:

　　“是这样的:在中国,你要学会把一种情境与其他情境比较起来看。建立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星期一,某辆发疯的出租车在南京路上差点把你撞死,那么星期三当你站在淮海路路边时,就一定要忘记那些‘应该’和‘不应该’。你要用中国的方式来打比方:‘人行道上,人的命运之脆弱就如同海边的沙滩城堡’。如果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保证安全就是要学会用安全的方法做事’。所以,当你走下淮海路的街沿时,就一定要高度警觉。不要对任何事情想当然,保护自己最重。你一定还想活到明天吧。那不是个前提条件吗?在哪儿不都是吗?”

　　其实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着这些美国孩子——私下里,他们在考虑的,是生命价值的问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我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在上海,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放弃了在出租车后座上四处摸索安全带,因为根本就没有。出租车司机即使在飞速驶过警察监测路口时,也只是勉强把安全带半搭在胸前,并不扣上。

　　不过,我还是试图把道理讲得平衡。我接着说:“在美国,我们都沉迷于不断被强调的‘安全’幻想之中——‘谁敢侵犯我的空间?我们的法律会制裁他’,你会这么想。最坏的情况,不过是你躺在医院的床上告他;你的个人伤害罪律师根本不会管,你当时其实戴着I-Pod,在人行道上手舞足蹈,对一切视而不见。‘法律’和‘权力’的双重魔咒使美国的人行道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它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作者为美国作家,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