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话题：保卫山寨精神

　　骂者有，赞者有争论且争论，山寨精神还是值得敬佩，他们不仅创意十足，不仅娱乐精神十足，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挑战大公司的统治和势利。他们使得平民共享科技成为可能，他们让手机变白菜成为现实，而这才是消费社会的自由本质。

　　名词解释

　　山寨：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这个词被用于那些数码产品的生产模式上。它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模仿、快速、平民，涉及手机、数码产品等不同领域。

“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创新恶搞和非主流的烙印。

　　山寨手机及一般国产非智能手机使用的解决方案以台湾联发科(MTK)解决方案为主，其平台也有出现，而山寨智能手机主要采用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

　　Donald在广州的中华广场附近卖了五年的手机。他半站半坐地呆在档口，耷拉着脑袋向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推销手机，没顾客时，会埋头在互联网上搜猎IT论坛上的各种时尚机款。

　　Donald用过的手机不计其数，他每个月都会换着机型玩弄，在这个炎热的7月里，他拿在手上摇来晃去的新宠，是一部黑色大哥大复古外形的“BlueTop”牌手机，而几乎每个来看机的顾客，都会好奇地把这个玩意儿拿到手上看看。

　　“要一个吗？山寨机。大家这么熟，500块钱吧，半买半送给你，”他对《南都周刊》记者比划着说：“双卡双待，超有手感，用来砸人都值了。”

　　Donald接触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山寨机，但那些机子的款式与“品牌”转换之快，经常让卖手机的他应接不暇。不过Donald还是时常进货，囤在档口附近的仓房，以备顾客的不时之需。囤在仓房的机子，还有高仿机(仿造名牌的手机)、水货机(走私机)等经常被工商部门扫荡的“黑手机”，它们比正厂产品也便宜得多，但Donald不认为它们是山寨机，“因为没有设计原创在上面。”

　　在2007年底，中国废除手机生产核准制度前，山寨机和黑手机一样，同属于手机中的非法公民。除了疑似侵犯各大手机公司各式各样的专利，它们还没有到信产部交钱做入网检测，逃避了工商税收，让监管部门和名门正派的内地手机企业恨之入骨。

　　不过，山寨机已然是“中国制造”在市场竞争里创造的又一个摆不上台面的神话。如果不是有中国山寨机在巴基斯坦集体“死机”的报道，人们还不知道山寨机已经冲出国门，就像当年的温州打火机、中山节能灯，甚至华为等“狼性”通讯企业海外发家那样。

　　山寨机的兴盛是市场选择的。随着手机平板、零配件和台湾联发科、芯片商等日渐紧密组成的低价产业链，在珠江三角洲这个世界制造中心日渐成形，山寨机的生产成本逐年降低，市场价格甚至比国产低端机型还要低至50%；山寨机紧贴市场、高度个性化的设计，让很多喜欢新潮或者追逐手机换代潮流的年轻人都乐于购买，而对于Donald这样的卖家来说，他有时卖出一部山寨机能赚到进货价两成到三成的利润，也是乐此不彼。

　　山寨机冲击了通讯业界，乃至整个IT业界传统的商业秩序，让大小手机巨头们如芒在背——年轻人们每天阅读IT产品报道，然后辛苦攒钱高价换代的时代已经过去——山寨手机，以及同出一辙的山寨MP3、山寨PSP、山寨WII，甚至山寨网络游戏，把企业们刻意制造的消费时尚门槛化为乌有，向传统的IT商业规则发出了挑战。

　　这是一段由下而上、平民创造力挑战商业权威的颠覆链。

　　被围剿的山寨手机

　　在6年前，Donald还只是个手机技术迷时，他曾试着给一部二手3310装了个内置双卡，摆在大沙头的朋友档口，放了半天就被买走。“当时的手机卖得贼贵，但找遍各种价位的机子都找不到一个双卡的，但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用两个电话SIM卡了。”

　　跨国企业，以及跟随跨国品牌的民族企业们不屑一顾的市场需求，逐渐成了一些地下手机生产线上马的动力。现在，几乎满街都可以找到双卡机——很多都是“山寨机”，不但有双卡双待等内在功能，还有层出不穷的外观设计。现在，行家和手机发烧友都知道，“满街都是”的最好表现，是深圳的华强北。

　　Donald过去每个月都会到深圳去一趟，观摩一下山寨机。“就像参观玩具展一样，”他说，“你没法想到手机还能这样那样地做。以前以为只有固定电话才能做成加菲猫的样子，原来手机也可以这样搞出来。”

　　与普通手机卖场不同，华强北的各大通讯城，不但有密密麻麻的手机销售档位，还有各种一般消费者根本用不着的零件批发。“譬如，在一些销售区，你会发现到处都可以买到耳机线里的金属芯线，很明显就是为了供给生产用的。你想帮手机换条耳机线，对方会告诉你：没有。”

　　这个夏天，各地媒体不断地造访华强北，把这个制造－批发－销售一条龙的山寨机、黑手机王国暗访了多次，然后是深圳副市长带头的政府人员对华强北进行了多次的公开扫荡。7月最后一个周日的傍晚，Donald带着记者到华强北的某个数码城闲逛，这里的大街和卖场里的警示标语比过去更多了，譬如“严禁销售任何来源不合法的产品”。

　　山寨机产业最被诟病的是逃避政府管理。由于不交税，不打广告，也不需要到北京的信产部指定公司交数十万做入网测试(中国负责手机检测的唯一机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曾公开指责“山寨机像癌症一样不合理”)，因此出厂的机子都有很强的价格优势。

　　对山寨机指责得最多的就是国产大厂，他们普遍认为设计新颖而价格低廉的山寨机是流氓产品，要求政府严密监管。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认为：“山寨机就像坏的柠檬，把好的柠檬挤出去了，“最后整个市场上剩下的全是坏的。”与之相反的评论则认为，手机的技术与生产门槛已经非常低，未来的手机跟快速消费品将会没什么两样，“用坏了再买一个”将是主要的消费形态。

　　对于Donald来说，手机能卖出去就是硬道理。“很多手机好不好的标准，其实都是厂家主导的，它在报纸上说什么是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它说什么是尖端设计什么就是尖端设计。关键是顾客认为手机是什么。什么是好手机？顾客喜欢的就是好手机。”

　　待售的山寨手机样板，造型是法拉利。店主很警惕，用纸挡住柜里的机型。 见习记者 孙炯 摄

　　山寨设计如疯长野草

　　Donald的朋友的朋友，半职业的“手机设计师”罗伟明(音)长期在华强北一栋办公楼里工作。他所在的公司，现在门口总是垂下铁闸，就好像没有在运作一样。罗是山寨机产业链里上千家设计公司中的一员，专门进行贴近市场的设计。

　　“贴近市场的意思很多，”罗伟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所有山寨手机设计者都知道。人们喜欢新奇有意思的创意，也追求国外品牌那些最尖端的设计。”他刚在朋友那拿了一台“水立方”研究，因为奥运马上就来了；但他有时也得研究超贵的国外手机，因为很多IT迷迫不及待地想要廉价的高仿替代品。

　　罗伟明很清楚高仿机是抄袭，但他说，如果他自己做设计(他经常笑称为“玩具DIY”)的话，同样有人会买他的创意。大品牌的机子一做就做几百万台，产品上市周期很长，必须长时间地保持在市场上的IT潮流时尚的顶尖；但他公司的方案多是一千几百台的制造量，说改就改。

　　资料显示，中国的手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拥有10%-12%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用户是最有体验感的用户，中国人的换机频率是全球最快的。相应的是，在手机产业链中，正规品牌手机从策划阶段到最后的投入市场，一般需要半年到10个月的时间，山寨机却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源源不断地推出多款新产品，适应变化越来越迅速的市场需求。

　　在罗的公司，传统手机品牌厂商庞大、缓慢的设计研发流程已经被简化成几个人的零敲细打。这里没有结构设计师和工业设计师之间对样品在美学、使用性和市场前景方面的激烈争论，公司的附近，软件、摄像头、视屏、马达、听筒、壳料……什么制造作坊都有。“若我想把手机造成水立方+天文望远镜的样子，一两天就可以把样品搞出来。”

　　在中国，手机潮流的塔尖一直被摩托罗拉等手机厂商，或新近的苹果所把握。IPHONE等产品占据着时尚消费杂志的版面，而那些邯郸学步，追求品牌、追求技术壁垒、追求设计模仿、追求规模的国产大厂却是每况愈下，近几年全线陷入了价格战的泥潭。

　　罗伟明们没有在CBD区西装革履地上班，也没有严格的研发流程要遵守，但是，他们看似粗糙的民间创意，因为快速，形成了如野草蔓延般的规模，冲击了整个手机市场。

　　“NOKIA等以1/5的生产成本索取高额的知识产权利润就是别人制定的规则，山寨机要生存，就必须破除这些规则。”一篇博文评论道，联想——拼命想占挤入西方商业规则与文化，又请国际CEO又搞国际并购，在媒体上频频亮相的IT企业——实质上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山寨电脑厂家(组装兼容机)。但它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

　　在中国制造扬威世界的历史上，从最简单的打火机到最复杂的通讯交换机攻占地球的故事里，那些源自草根智慧、群起攻城拔寨的例子比比皆是。狼性、创新、迎合市场的山寨精神，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山寨不死，草根永存

　　罗伟明有时要把模具送到附近的山寨机作坊，但他不愿意带记者前往。“山寨机厂很隐蔽，”Donald解释说，“几十人或者几百人都可以构成一个工厂，想转移也非常容易。”

　　“山寨”，据说原先是广东话的说法，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在其它产业，“山寨厂”多是表示那些供应正规厂上游配件的非正规作坊，或者生产成本低、质量不稳定产品的草莽厂家。“有句行话叫‘这种产品连山寨厂都能做’，经常表示这产品的设计、技术、生产门槛已经很低了。”一个照明企业的副总对记者说。

　　2006年后，中国台湾的芯片商联发科，开发出了一个手机芯片，研制出了廉价的MTK手机芯片，使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门槛，也使手机变成了类似兼容机那样的IT产品，“DIY”变得简单起来。一个开玩笑的预测认为，今年中国山寨机的出货量将达到2亿台——因为今年联发科MTK芯片的出货量大致也是如此。

　　很多评论已经在建议客观评价山寨机，以及其背后的商业精神。有消息说，深圳工商局和福田区政府联合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这个建议的大意是政府放松对手机产业的各种管制，让部分对质量有些追求的山寨机接受转型，变成正规的手机企业。”

　　有理想的山寨厂主们，还要求改变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市场管制。深圳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邓志新评论说，政府规定的手机检测程序复杂又低效：“时间冗长，费用太高，效率低下，耽误了许多企业的商机。”

　　“山寨效应”在IT业界将蔓延得越来越广。有调查指出，数码相机技术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市场上已有现成的芯片、镜头模组供应，芯片厂商已能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使今年“山寨数码相机”数量增加，“山寨”数码相机将会显示出强大的市场力量。

　　在“山寨”的理想，基于自上而下的生产力，就是最先进的生产力，阻碍它的一切壁垒，终将灰飞烟灭。在商业以外，山寨文化的影响正在扩张。一个被评论为充满山寨精神的网络游戏，调动了市面上各种热门游戏的引擎、造型、头像、地图……一个农民自制一架飞机，在网上引起不小轰动，被网友们戏称为“山寨飞机”。只要是发自草根创意的原创品，无论是否拿去卖钱，人们都会亲切地叫一声“真是很山寨”。

　　“不怕丢人，就怕功能不全，不怕便宜，就怕不能满足需要。你没有需求，也给你创造需求，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简言之：不怕雷到你，就怕囧自己。说到狼性，李云龙的独立团还真没法跟山寨比。”在那些故作玄虚、呆板无聊的传统国产品牌手机备受冷落之时，近年来一直扎根底层的山寨手机，正以出身不正、散漫不羁而又天马行空、无孔不入的“草根”形象大行其道，在受到无数人追捧的同时，也遭受着大量的讽刺。有人说山寨精神是一种特立独行的非主流精神，有人就说这个东西太低俗，有人说山寨机平民化并有一些造反意味的精神内核，有人偏说这是小人乍富的心态，有人说山寨机玩的就是创意、富有创新和挑战精神，有人当然也会说山寨机是窃贼行为的结晶。

　　反传统的叛逆

　　山寨机厂商的职业不是占山为王、就近打劫，而是生产曾经的“高科技”产品——手机，而且很多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会觉得被“雷”到的手机：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在其“车头”的前灯里面，竟然暗藏着一只手写笔；一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为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而被称为“防狼手机”；一个“手雷”握在手里也不用害怕，只要一掰，它马上就可以拨打电话了！

　　从来不缺乏幽默细胞的中国人这样评价山寨机：外观极其新颖、功能极其丰富、价格极其低廉、质量极其不可靠。实际上，在台湾的联发科推出集成芯片之后，山寨厂商只要多花点功夫，它们的产品并不会有太大的质量问题。当然，在有着浓厚“草根”色彩的山寨精神指导下，山寨厂商里不免会有偷工减料的不良分子。有人开玩笑说，那些不幸买到了劣质山寨机的用户，在通话时说得最频繁一个字就是——“靠！”，后面接的往往是“又听不清了”、“又没电了”……

　　更多的时候，山寨精神是以“便宜又好玩”的姿态出现。对此，在广州一个小区从事保安工作的陈国辉用行动做了阐述：他将自己那部有着两个大喇叭的山寨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一阵让人心跳加速的歌声马上惹来了他周围同事的笑骂声。“要是在晚上放这么大的音乐，能把屋子里的人全部震翻”，陈国辉坏笑着说。

　　除了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山寨机也吸引了不少白领的目光。那些被压抑的办公环境、无数的文件、会议折磨得无比痛苦渴望叛逆的城市白领们，同样需要适当的“玩具”来抚慰自己紧张得发麻的精神。而山寨机似乎正是一个适合的选择。

　　“就像从小被教育要注意言行举止的女孩子看见男孩们比赛使劲吐口水时的感觉，很酷、很刺激”，一位几乎用过所有大品牌手机的报社女编辑这样形容山寨机表达出的不拘精神。这位常常在电脑前忙得两眼发黑的编辑最近已经购买了一部山寨机——跟红遍全球的苹果公司的iPhone在外观、功能上很相像，但它的名字叫HiPhone。

　　在花便宜价钱买了HiPhone之后，这位编辑成为了不少使用着高档手机的同事们“仰慕”的对象。那些使用着高档手机而又对这台HiPhone充满好奇的同事们展开的热烈讨论和发出的阵阵欢笑声，让她“感觉自己的消费观念都被颠覆了”。在她眼中，这个新“玩具”散发着一种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在这个爱情可以复制、眼泪可以包装的时代，这样的精神往往既搞笑而又可贵。

　　不过她也承认，有同事对这样的山寨机很不屑，“特别是那些一本正经的领导们，会认为用这样的仿造手机有失身份。”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曾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山寨机的赞赏态度，他认为山寨机的出现，是我国手机产业的一大创新，是对手机产业链的一项重大革命，而且在世界上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符合三个代表，尤其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代表某种劣根性

　　同样是大学教授，有人就不这么看了，某大学中文系教授老叶就觉得自己的V3比山寨机要更有文化内涵，其设计的轻薄与精致，绝不是山寨机所能比拟。老叶对那些把什么名字、生辰八字，甚至关老爷的头像都刻在手机上的行为非常鄙视。他觉得那就是土包子小人乍富的显摆，除了再次印证国民的劣根性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在知名手机品牌的眼中，山寨机的生产厂商可能就像一群暗处里的“小偷”，随时觊觎着品牌们的商标、外观、功能。不久前，摩托罗拉移动终端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任伟光措辞激烈地批评山寨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他认为市场上的很多山寨机存在偷逃税、未经入网检测、缺乏售后服务等问题。对于这家近几年来销量不振的国际品牌而言，它不希望在利润微薄的低端市场跟这些“游击队”一样的对手竞争。因为这些对手的成本更低。

　　联想移动总裁吕岩也批评山寨机“没有实验室、没有测试工厂，只是能够打电话”，他认为“山寨机是走不到主流市场上的”。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此前曾被业界称为“山寨王”的天宇朗通去年的销量高达1700万台；另一家山寨出身、不过现在已经有钱大打广告的金立手机，去年的销量据说也突破了700万台。而不少山寨厂商的产品也已经出现在非洲、亚洲等不少地区的市场上。这看上去又有几许反讽的意味。

　　现实很残酷，所以尽管心怀不满，但吕岩也认识到山寨厂商的创新精神“值得学习”。即便是摩托罗拉的任伟光，也表示山寨厂商给了行业“脑震荡的感觉”。

　　一家山寨机的管理人员说：“古时候山寨多是农民为抗暴政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山寨并非纯粹的贬义，它只是一个符号。在我看来，现今山寨产品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市场的反应速度。市场就是猎物，狩猎是狼群的必修课，抓市场则是山寨人的必修课。”

　　草根精神从来就像万花筒一样，不同的角度总能看到不同的色彩。作为其代表之一，山寨精神也是如此：有人从中看到了贪图便宜、低俗粗糙，也有人从中看到了个性创意、大众潮流；有人对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同样也有人对其肃然起敬、乐在其中。

　　保卫山寨，保卫的是一种日渐丧失的自由精神，这种丧失，有的时候是自我的放弃，有的时候是霸权的结果。

　　现代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似乎预示着生活的美好，如果只是单调的数量的增加，就会使得物对人的刺激越来越小，而科技的不停创新并应用，却使得对未来的厌倦不会提前到来。

　　但是，技术并不是掌握在公众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被大公司控制的，大公司决定我们使用什么颜色的胸衣，什么款式的手机，以及何种程度的科技。

　　据说，计算机处理器的制造商将永远会把最好的技术锁在保险柜里，拿出来改善人类生活的总是哪些次等的技术，为的是争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型的手机制造商也总是不愿意马上将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大众使用。

　　寡头们明白刺激－反应的原理。在大公司面前，大众就是西藏的野鹰，不能一下子用太好的东西喂养，要慢慢来才能驯服，必要的时候还要饿上一阵子。

　　我们以为脱离了计划经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钱购买想要的东西，孰不知，国家不搞计划经济，大公司还在搞计划经济，高质量产品的匮乏，是大公司统治年代不可变更的宿命。

　　我们以为抹去了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就可以实现人和人的平等，然而，市场上的产品正在用自身的价格将人们再次划分等级，因为寡头公司控制技术，控制生产，所以他们可以用低成本的东西卖出高价钱，并把出不起这些价格的人划为次等。

　　人们使用物品自由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寡头公司的霸权造成的。而我们正是把这个禁锢当成天然，把这种非个性的批量生产当成潮流选择。

　　山寨从出生到成长，浑身上下是一股草莽的味道。他们的产品是对制服化世界的嘲笑，也是对大公司统治的反抗。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计划者，也不是将技术藏着掖着的伪善者。

　　山寨的作风在于粗犷地好客，好酒好肉都奉上——双卡双待双蓝牙，大声大屏大容量。要是客人不满意，还有最具特色的小菜——有烟盒形、火箭形、汽车形、香吻形、鸟巢形，有人形、狗形、福娃形、有Hellokitty形、Spideman形、Carfield形……

　　寡头公司的作风是小气地精明，虽说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但就是为了这些钱，他们小心翼翼地应对市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批量生产，不敢冒险，不敢创新，不敢出格。学生的校服也是这样生产的，但你会看到校服上总是被涂鸦。

　　在个性的年代里，大公司只会用黄金钻石以及高价来体现顾客个性，而山寨用的却是特色和思想。谁都明白，这个时代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特色的创意和才华。

　　如果你在嘲笑山寨，你一定会同时会嘲笑堂·吉诃德。可是，在没有骑士的年代做骑士的事情，终归是需要勇气的。而时间也将会证明，我们需要骑士，甚至需要龙，尤其在我们对这个一统的世界表示厌恶的时候。

　　山寨的出现，使得囊中羞涩的人也可以共享相对高端的科技。上纲上线地说，山寨主们在客观上造成对平等的促进，对垄断的反对，对众生的善举。

　　但并不是说这些山寨王本质就是很好，不会变坏。一旦他们被招安，一旦登堂入室，或水土不服，死于非命，或不小心成了帝王将相，那时他们也将学会计划管理，也将学会驯服民众。

　　保卫山寨，是在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保卫这种精神，是在反抗现代社会固有的势利。当然，保卫山寨，并不是要认可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高模仿行为，也不是要赞同企业偷税漏税的做法。我们反对招呼客人的时候，去顺手牵羊大鱼大肉，但是我们必须赞赏这种好客且富有创意的平等招待方式。保卫山寨，保卫的是一种日渐丧失的自由精神，这种丧失，有的时候是自我的放弃，有的时候是霸权的结果。

　　现代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似乎预示着生活的美好，如果只是单调的数量的增加，就会使得物对人的刺激越来越小，而科技的不停创新并应用，却使得对未来的厌倦不会提前到来。

　　但是，技术并不是掌握在公众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被大公司控制的，大公司决定我们使用什么颜色的胸衣，什么款式的手机，以及何种程度的科技。

　　据说，计算机处理器的制造商将永远会把最好的技术锁在保险柜里，拿出来改善人类生活的总是哪些次等的技术，为的是争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型的手机制造商也总是不愿意马上将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大众使用。

　　寡头们明白刺激－反应的原理。在大公司面前，大众就是西藏的野鹰，不能一下子用太好的东西喂养，要慢慢来才能驯服，必要的时候还要饿上一阵子。

　　我们以为脱离了计划经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钱购买想要的东西，孰不知，国家不搞计划经济，大公司还在搞计划经济，高质量产品的匮乏，是大公司统治年代不可变更的宿命。

　　我们以为抹去了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就可以实现人和人的平等，然而，市场上的产品正在用自身的价格将人们再次划分等级，因为寡头公司控制技术，控制生产，所以他们可以用低成本的东西卖出高价钱，并把出不起这些价格的人划为次等。

　　人们使用物品自由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寡头公司的霸权造成的。而我们正是把这个禁锢当成天然，把这种非个性的批量生产当成潮流选择。

　　山寨从出生到成长，浑身上下是一股草莽的味道。他们的产品是对制服化世界的嘲笑，也是对大公司统治的反抗。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计划者，也不是将技术藏着掖着的伪善者。

　　山寨的作风在于粗犷地好客，好酒好肉都奉上——双卡双待双蓝牙，大声大屏大容量。要是客人不满意，还有最具特色的小菜——有烟盒形、火箭形、汽车形、香吻形、鸟巢形，有人形、狗形、福娃形、有Hellokitty形、Spideman形、Carfield形……

　　寡头公司的作风是小气地精明，虽说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但就是为了这些钱，他们小心翼翼地应对市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批量生产，不敢冒险，不敢创新，不敢出格。学生的校服也是这样生产的，但你会看到校服上总是被涂鸦。

　　在个性的年代里，大公司只会用黄金钻石以及高价来体现顾客个性，而山寨用的却是特色和思想。谁都明白，这个时代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特色的创意和才华。

　　如果你在嘲笑山寨，你一定会同时会嘲笑堂·吉诃德。可是，在没有骑士的年代做骑士的事情，终归是需要勇气的。而时间也将会证明，我们需要骑士，甚至需要龙，尤其在我们对这个一统的世界表示厌恶的时候。

　　山寨的出现，使得囊中羞涩的人也可以共享相对高端的科技。上纲上线地说，山寨主们在客观上造成对平等的促进，对垄断的反对，对众生的善举。

　　但并不是说这些山寨王本质就是很好，不会变坏。一旦他们被招安，一旦登堂入室，或水土不服，死于非命，或不小心成了帝王将相，那时他们也将学会计划管理，也将学会驯服民众。

　　保卫山寨，是在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保卫这种精神，是在反抗现代社会固有的势利。当然，保卫山寨，并不是要认可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高模仿行为，也不是要赞同企业偷税漏税的做法。我们反对招呼客人的时候，去顺手牵羊大鱼大肉，但是我们必须赞赏这种好客且富有创意的平等招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