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委书记“大接访” 严控非正常进京上访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全国范围的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从7月开始次第展开。根据要求，各地将对各种矛盾纠纷集中进行拉网式排查和化解，对反映出来的问题，要求登记建册，落实责任，跟踪督办。区别于过往的历次大接访，对排查出的重大疑难案件，此次还将实行县(市、区)委书记带头包案制，全程参与，直至彻底解决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尤其“事要解决”，“要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后，中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先后出台《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正式实行信访工作领导“问责制”，16种信访工作中的违纪行为将被追究领导责任。

　　这是中国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也是近年来第一次对某一领域违纪行为，同时发布党纪、政纪处分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在基层“前沿”，一个县委书记如何解决复杂的信访问题，大接访的效果又如何？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进了河北省元氏县的现实。

　　严控非正常进京上访

　　元氏县是石家庄市23个区县之一，古属赵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老县，因为曾是赵国公子元的封地，故名元氏。“农民好习武，民风淳厚、强悍”，是县里一位副处级干部对此地民风的评价。

　　站在县委大楼8楼办公室，可以看到对面市民广场上有居民带着孩子散步，“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稍有粗心就可能出乱子。”中共县委书记李义增皱了皱眉头。

　　进入7月，全市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李义增就再没有回过他位于石家庄市区的家，“吃饭在一楼食堂，上班和睡觉都在8楼办公室”。

　　“全县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安保和稳控上了。”虽然远离京城，但奥运同样牵动着这个县级政权的每一根神经。

　　李义增把全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全部排班，轮流到信访局接访，除了每月一到两次的接访外，四大班子更多要下到所承包的乡镇去排查“潜在的上访户”。

　　“每个周末都有人加班，许多下乡排查的干部干脆就住在了乡下。”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勇军说。

　　全县久拖难决或多次上访的重点户，李义增都烂熟于心，已派出专门领导包案解决。

　　但是，不断传来的各地进京上访的简报仍然让他紧张。

　　6月28日下午3点，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召开了“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中央国家机关在奥运会期间组织干部下访工作，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事要解决”。河北省和石家庄市规定，凡发现进京“非正常上访”，相关责任领导须带着“检查”进京接人。

　　按信访条例规定，上访者不得越级上访，并且要到规定的信访部门，因此相当一部分进京上访者由于不了解这些规定，被作为“非正常”上访者，由当地政府接回。

　　“从7月10日开始，全省已有十余个县、区因为非正常进京上访而被通报。”李义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此以外，河北省还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凡是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落后或群体性上访后果严重的，相关责任人的“评先”资格将被一票否决。

　　盯事——元氏县的“稳控”努力

　　与其他距京较近的市县一样，元氏县也有上访的“传统”。

　　“村民都很淳朴，但性格很犟，喜欢认死理。”县委办主任王勇军说。从元氏到石家庄有30公里，到北京也只有300多公里，村民花30元钱就可以进京。很多村民“一有事就要上北京说”。

　　县委书记李义增认为，导致上访的原因，主要是利益调整和资源分配引发的矛盾，“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够、处理能力差也成了上访的另一促因”。

　　“只要不是权限不够，村民的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李义增说，“一些干部处理问题不公开、不公道、不作为、有私心。”

　　曾担任县信访局长的张月辰说，元氏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土地问题是导致上访的主要矛盾。2004年以前，村民因耕地被占或土地纠纷而上访占总量的40%以上。

　　“产业园的建设、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建设也加剧了土地纠纷。”张月辰说，许多占地补偿款被乡镇挪用，或分期偿付，为村民上访埋下了隐患。

　　同时，随着石家庄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约数十家化工医药产业转移到元氏落户。大批企业的涌入为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税的同时，给环境也带来压力，企业与村民之间矛盾不断。

　　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城市拆迁，2003年左右，元氏县曾一度成为石家庄有名的上访县。高峰时，每年上省进京上访达数百起。

　　“居民上访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在李义增看来，稳控的精力不是放在盯人上，而是放在盯事上。

　　从2004年起，元氏县尝试把信访关口前移，实施法制指导员和村民事务代理制，要求县领导负责到村，以求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李义增还立下规矩，县委、政府领导干部每两月至少到信访局接访一次。

　　据元氏县信访局近三年的统计，从2005年开始，到县信访局上访由557批次下降到去年的372批次。但今年开始，上访再次增加，仅今年1至7月，就有475批次。去年到省市上访共66批次，今年仅上半年就有42批次；去年到北京上访的数字是21批次，今年1到7月份就有9次。

　　进入7月份，信访量猛增让地方官员们担忧，许多多年前的老事，已平息的旧事又重新出现，成为新增上访案件。

　　“书记大接访”将上访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县里，从7月5日到28日，在县信访局登记上访的有97批次。元氏县信访局局长梅庆芳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多，去年7月份的接待量是47批次。

　　“进京接人”的成本

　　官员们承认“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规定的地方登记上访的，比如国家信访局的，一般是不会打电话要求底下接人。”元氏县信访局原局长张月辰说，他们去接的主要是在国家规定的上访登记部门以外，例如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钓鱼台、外国大使馆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张月辰回忆，北京市南三环的马家楼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厂房被改成上访者"分流中心"，每个省都有一间，凡不到规定的地点进行上访的都会被警方送到这里。”

　　张月辰介绍，上访者进入分流中心，都会被一一登记，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驻京办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点关门，关门之前还没有被接走的将给予放行。张月辰说，很多时候，他们接到通知赶到时已到了下班时间，而上访的人已被放走，他们只好住下来，“跑遍京城去寻人”。

　　“一去一回，光过路费和油费就要一千多，期间还不算工作人员在京的住宿费和招待费。”张月辰说，平均接一个人的成本大约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访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进京“告状”，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来，一个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数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张月辰也经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访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环的桥苑宾馆住了半个月。

　　“不仅成本巨大，大多数时间都由包案领导、责任单位负责人和所在乡镇派出所组成一个小组，每次都要四到五个人一辆车，分头在北京找人。”张月辰说。

　　据元氏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勇军说，北京当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发现上访者，都会将其带到派出所进行登记，“民警们登记非正常上访者都会记入考核，有时会帮忙代为看管几小时，因此我们去了，总免不了请人家吃顿饭表示感谢。”

　　有的上访户不愿跟着车子回县里，县里去的人只好花钱在北京陪着，直到将其劝回。

　　王勇军介绍，该县有一对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决，屡次进京上访，其所在的乡镇平均每年要花两三万元去“接人”，而该镇一年的总经费只有20万元。

　　书记“权力”与信访问责

　　7月15日是县委书记李义增的接访日。当天早上8点刚过，他就带着县委办主任赶到信访局。“为了让他帮我记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义增说。

　　据李义增回忆，接访当天，他一共接待了20拨，有七八十人。从上午8点多一直到下午两点，“期间有几次想去厕所，但由于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义增说。

　　“当天来登记的人明显比平时多，”县信访局长梅庆芳说，书记接访当天现场解决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责成相关部门给了明确答复。在李义增看来，县委书记接访能起效，一是因为手中有“权”，再就是他所能调动的公共资源较多。这两项能督促干部责任心，有利于直接解决问题。

　　也有地方的县委书记抱怨，这两项解决问题的“撒手锏”都比原来有所减弱。

　　地方官员的逻辑是，近几年，县里许多职能部门如国土局、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等纷纷“上挂”，其人事、财政都归并到市里或省里。从约束干部这一项来看，县委书记的“权”是在减弱，而随着县办国有企业的陆续改制，党政一把手可调动的公共资源减少了。

　　“与前几年相比，此次大接访更多要依仗书记个人影响和处理问题的协调能力。”李义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现在老百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书记找政策和法律答复问题，不能做"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领导。”

　　信访局的干部，更担心由此而来的上访潮。“书记接访的成效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效应，7月份的上访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计还要多。”梅庆芳说。

　　李义增把书记接访比喻为“大合唱”，不是“独角戏”，能把上访者留在县里，总有办法解决。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陈秋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书记接访，直接的目的是借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问题解决，而更深层次地看，是为推动信访问责制度铺路。书记大接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健还是完善信访制度本身。”（记者王维博）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