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危机裁决 次贷危机预示大时代行将结束

　　美元体系下的危机裁决

　　袁 剑

　　在次贷危机飞灰烟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

　　“帝国”模式下的美元扩张

　　二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正式迁移到美国。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该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

　　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尤其是中、印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共享度最大的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

　　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

　　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的“帝国模式”都必经的断裂。

　　这个“帝国式”链条上的核心脆弱是，没有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但也没有一种民族国家的货币，可以无限扩张。

　　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正是美元，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元——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石，并且将这个体系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先锋，可能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难以量化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但信用却是一个难以被准确测度、永远存在评估风险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过度发行提供了可能。

　　美元的购买力（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相对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尽管每个国家相对过剩产能的生成原因各不相同。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印、俄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印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相对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

　　民族国家与世界货币的悖论

　　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10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印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难以持续的。

　　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

　　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优劣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外界暂时还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地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

　　在2007年至今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

　　但是，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跨国公司和主要国家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需要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

　　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对全球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相对剩余产品的调节器。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但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得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而是美元何时崩溃。

　　榨取未来利润的危机宿命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不幸的是，这一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

　　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愈加突出。

　　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年，金融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联合王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

　　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

　　洞察到这一点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

　　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一位财经评论家曾经经典地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同时，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位置。

　　不过，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它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

　　坏工业化路径中的高危平衡

　　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图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印等国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40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绝不能消灭稀缺。

　　很不幸，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地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

　　但考虑到中、印等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急刹车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隔这一价格趋势。

　　而显然，这在以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是一条现行政治体系的死路，且不论它是否会引导政治被迫转型，寻找新合法性。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都是某些政治体系不能承受的。然而，通货膨胀同样更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

　　在未来的一段短暂时间中，可能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所选择的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社会灾难。

　　毫无疑问，现在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增长，缓解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本国低收入国民无力消费的相对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他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