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届奥运会最后一棒火炬手

　　他们仿佛消失了

　　一对花样年华的少男少女同时举起最后一棒火炬，肩并肩绕场跑一周，然后点燃圣火台。

组织者想用他们来象征国家团结和族群融和。

　　★ 本刊记者/王艳

　　严重超支的运营费用，永远都在维修的体育场，30年才还清的巨额债务——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常常被当作反面教材，警告以后的奥运主办城市。

　　简朴而有意义的圣火点燃方式，可能是蒙特利尔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一对花样年华的少男少女同时举起最后一棒火炬，肩并肩绕场跑一周，然后点燃圣火台。组织者想用他们来象征国家团结和族群融和。男孩斯蒂凡·普雷方泰恩是法裔，而女孩桑德拉·亨德森是英裔。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及种种历史原因，加拿大的法裔和英裔之间一直存在着对立与矛盾。上世纪70年代，法语省魁北克的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蒙特利尔是魁北克最大的城市，市旗由四朵小花组成，分别代表最早期建设蒙特利尔的英格兰、法兰西、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

　　32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寻找斯蒂凡和桑德拉时，他们仿佛消失了。

　　几乎在所有文字资料里，他们的人生都停留在1976年夏天。蒙特利尔奥组委早就解散，挑选他们的人中不少已经作古，加拿大奥委会也和他们失去联系。加拿大奥委会的网站上，斯蒂凡的经历只有7行字，其中前4行是讲圣火仪式。关于桑德拉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只是在介绍斯蒂凡时顺便提了一下。

　　记者在网络上漫无边际地搜寻，直到发现一个与斯蒂凡·普雷方泰恩同名的中年人。长脸，有些相似的眉眼，住在蒙特利尔，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过学。仅凭这些线索，《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给他发去了邮件。

　　第二天的午后，记者收到回信。“是的，我就是那个点燃奥运火炬的男孩。”

　　斯蒂凡长相普通，桑德拉是个胖姑娘

　　17世纪晚期的某一年，普雷方泰恩家族的先辈来到蒙特利尔。历史书上说，蒙特利尔1642年创建，法语意为山下的一个小村。

　　大约300年后的1960年，斯蒂凡·普雷方泰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投资商家庭。老普雷方泰恩身体强壮，热爱运动，年轻时常打棒球、练过体操，还打过拳击。但他从没有参加正式比赛。斯蒂凡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见识了许多运动项目，棒球、网球还有滑雪。

　　“爸爸不断教我新东西，但他从不强迫我练习。事实上，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因为我天性好胜，总是自觉训练。” 斯蒂凡说。

　　普雷方泰恩家的小儿子最后选择了短跑。12岁那年，他开始参加各种比赛。1976年，斯蒂凡成为加拿大400米跑得最快的16岁男孩。不仅运动表现出色，他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好学生。

　　有一天，蒙特利尔奥组委的人来到斯蒂凡的运动俱乐部。在那之前，他们已经面试过许多少年运动员。后来，他们选中斯蒂凡，并让他和来自安大略省的桑德拉·亨德森搭档。

　　除了斯蒂凡和桑德拉，组织者还选了另外一对。他们把4个少年秘密集中在一起，瞒着孩子的父母，共同练习两周。奥运会开始前的最后几天，有人告诉斯蒂凡和桑德拉，你们将是点燃圣火的人。

　　这两个少年很惊讶。斯蒂凡长相普通，桑德拉是个胖姑娘。

　　“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或许我们的性格更好。”斯蒂凡至今仍然觉得奇怪。

　　走到圣火台前的那一刻，斯蒂凡只感到紧张，没有任何别的情绪。他一度以为操作失误没有点着，直到火苗高高地燃起来，才长舒一口气。

　　奥运会后不久，意气风发的斯蒂凡突然被伤痛困扰。他尝试各种治疗方法，效果都不理想。接下来的4年，曾经的希望之星几乎放弃所有的比赛。

　　出席莫斯科奥运会，是斯蒂凡人生中最后一件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事。

　　1980年，为了表达加拿大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愤怒，加拿大政府劝说奥委会和运动员们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于是，会旗交接成为了问题。奥运会开幕式上必须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由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市长将会旗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主席再将会旗递交当届主办城市的市长。权衡之下，蒙特利尔市长只好请斯蒂凡和桑德拉代表自己出席。

　　对于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20岁的斯蒂凡不仅一点没有抗拒心理，而且十分向往。出发前，他自学了好几百个俄语单词。

　　从莫斯科回来，斯蒂凡终于下定决心，忘掉运动员的梦想，把热情转到学业上去。

　　他先是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法律，获得学校最高荣誉“院长奖学金”。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取得法律学硕士学位。再后来，他来到巴黎。在巴黎政治学院，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哲学，只用一年就拿到博士头衔。巴黎政治学院是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几乎所有法语国家的总统、总理都曾是它的学生。

　　因为做过运动员，斯蒂凡总是显得精力旺盛。攻读博士的同时，他还选修夜间课程，而且顺利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完成学业后，斯蒂凡的第一份工作是普雷方泰恩家族企业理财师。2004年，他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投资公司，为个人或企业提供投资服务。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斯蒂凡很少跟人说起奥运会那段往事。上大学时，他没有把它写进入学申请表。无论在纽约还是巴黎，他都不愿向同学炫耀。在普雷方泰恩投资公司的网站上，也找不到奥运会这个词。

　　“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不管怎么说，它都和我现在的生活、事业没有关系。” 斯蒂凡说。

　　桑德拉的邮箱地址还是10年前存下来的

　　记者还是找不到桑德拉。

　　斯蒂凡说，1976年，桑德拉15岁。她曾是多伦多的一个体操运动员，还曾在国际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前些年，她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莫斯科奥运会后，一家加拿大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当年点燃火炬的少男少女不仅保持着联系，而且还结婚了。加拿大的法裔和英裔完全可以像他们一样和平共处。

　　“我没有和桑德拉结婚。媒体总是喜欢无中生有。”虽然有些无奈，斯蒂凡并不感到生气。

　　那条假新闻是媒体最后一次对他们显示关心。

　　随着斯蒂凡出国留学，两个人自然而然疏远了。斯蒂凡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和桑德拉联系的确切时间。电脑里，桑德拉的邮箱地址还是10年前存下来的，她恐怕早就不用了。记者试着发了两封邮件，没有得到回音。

　　“她已经结了婚，生育了孩子。”

　　斯蒂凡相信，桑德拉现在一定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幸福地生活着。

　　阿里的帕金森病的特征是脸部肌肉僵硬，此后被诸多崇拜者追捧为坚毅

　　★ 本刊记者/秦轩

　　1996年7月19日夜，美国亚特兰大中央奥林匹克体育馆。

　　美国游泳名将Janet Evans跑上3层楼高的主火炬台点火处，将火种传递给最后一位火炬手，穆罕默德·阿里。

　　拳王阿里将燃烧的火炬缓缓举起，向台下观众示意。10余年帕金森症的困扰，让他的手、身体不停地剧烈抖动。阿里的帕金森病的特征是脸部肌肉僵硬，此后被诸多崇拜者追捧为坚毅。

　　台下尖叫声叠起，众人开始呼喊他的名字——阿里，仿佛当年他在拳台上击倒对手时一样。

　　他将奖牌扔进了俄亥俄河

　　1942年1月17日，阿里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城。这座城市在美国南北部之间，被称为通往南部的城市。城区分为两部分，西区多是黑人居住，东部则是白人社区。此时这里是种族歧视盛行的地带。

　　阿里出生时的名字为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这一名字取自19世纪一位主张废奴主义的政治家。阿里的父亲以画户外广告画为生，母亲为家庭主妇。父亲是一名基督教卫理公会派信徒，但同意母亲将两个孩子培养为浸礼会教徒。

　　22年后，浸礼会牧师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卡修斯却改入伊斯兰教社团，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这一社团创建于1930年，从彼时起就带有黑人民族自觉的色彩。在历次黑人人权运动中，有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社团不相上下的影响力。

　　12岁那年，阿里到警察局报案说有人偷了他的自行车。在那里他遇到白人警官Joe.Martin。Joe的另一个身份是哥伦比亚健身房的拳击教练他决定教阿里打拳。

　　Joe不知道，当时阿里已经有另外一个黑人师傅Fred Stoner。据说阿里鬼魅一样的步伐以及脱凡入圣的拳击技法来自后者。

　　1960年，阿里18岁，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奥运会，获得次重量级的拳击冠军。据阿里在1970年代的回忆录中透露，从罗马回到家乡，在一家餐馆，白人服务生拒绝提供服务。一气之下，他将奖牌扔进了俄亥俄河。

　　从奥运会回来后，阿里转入职业训练，4年后他成为职业比赛的世界冠军。1960年到1963年，他总共打了19场比赛，全胜。这期间，阿里用了很多噱头来吸引观众，比如提前向媒体告知他会在某个回合将对手击倒，而他总能兑现。

　　然而这些都并没能让他大出风头，直到1965年他与Sonny Liston的第二场比赛结束。

　　马丁·路德·金和拳王阿里同时在反越战

　　1966年，24岁的阿里接到美军入伍的通知，此时越战正酣。阿里公开表示拒绝入伍。理由是出于宗教。在1967年的另一次演讲中，阿里说他不会去打越共，因为至少他们不会叫他黑鬼。

　　某种程度上，上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权利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马丁·路德·金和拳王阿里同时都在反越战。年轻气盛的阿里甚至认为，白人和黑人不应该生活在一起，更不应该谈恋爱或者结婚。他还不能接受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到了70年代，阿里改为更为温和的逊尼派穆斯林。

　　1967年3月后，阿里被吊销拳击执照，连续3年被禁赛。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地点就在阿里老家肯塔基州南面、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

　　马丁·路德·金遇刺半年后，新一届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200米跑冠军和季军分别为美国黑人托米·史密斯和约翰·维斯勒·卡洛斯。

　　去时卡洛斯忘记带手套，银牌得主澳大利亚白人选手彼得·诺曼提议两人把史密斯的手套分了。在领奖那一刻，史密斯高举右手，卡洛斯高举左手，两人低着头，脚上只穿黑色线袜，没有穿鞋。诺曼则穿着和他二人一样的奥运会人权项目组织的夹克，平视前方以示支持。

　　事后，奥组委以奥运会与任何政治运动无关为由，将两名黑人驱逐出奥运村。回到美国，两人受到死亡威胁，在恐怖的气氛中，卡洛斯的妻子在1970年代自杀。诺曼回到澳大利亚后也被剥夺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情绪低落，酗酒过度而亡。

　　上世纪60年代末，反对越战成为主流。阿里从被人唾骂的叛国者变为受人同情的反战领袖。

　　1970年，先是有议员帮助阿里在乔治亚州获得拳击比赛的机会，随后纽约州最高法院以及次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宣布吊销阿里拳击执照的行为属于政治迫害，因而违法。

　　“我是最伟大的，我这么说时甚至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

　　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战斗出现在1974年10月30日。这场战斗在1996年被拍成纪录片，由阿里和福尔曼亲自扮演各自，纪录片的名字是《当年我们是国王的时候》。2002年英国第4频道制作了运动史上100个辉煌时刻，第一个就是这场战斗。获过两次普利策奖的作家兼记者Norman Mailer专门为这场比赛写了本书。

　　这场比赛被安排在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首都。在那里，拳王阿里是非洲的英雄。

　　阿里擅长快速移动，他从来不像其他选手那样将双手护住下颚进行防守，而是低垂双手，靠移动躲避对手的攻击。福尔曼的重拳对于其对手而言，则是致命的威胁。

　　比赛第一回合，阿里快速移动，挑衅性的出击。他的移动速度是福尔曼的2倍，靠迅速出拳屡屡击中福尔曼的头部。这也是阿里的特点之一，他只攻击头部。然而这几下对于福尔曼而言丝毫不算什么。

　　从第2回合起，阿里忽然改变战略，总是退到护栏旁，挑逗福尔曼主动进攻。福尔曼的重拳屡屡打到阿里的腹部。阿里将他推开，同时借机将整个身体重量靠在福尔曼身上，进一步消耗他的体力。一边刺激福尔曼说，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冲过来，乔治。

　　这是阿里在赛前和他的崇拜者们所说的秘密武器。然而当福尔曼的重拳击打在阿里的腹部上时，所有的观看者似乎都听到了击打的声音。

　　到第5回合，福尔曼看上去已经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但阿里和福尔曼都清楚他的体力消耗有多大。有好几次他全力向阿里打去的右直拳都落空，导致他冲过阿里，压到了围栏上。

　　最后一刻出现在第8回合。阿里一记左勾拳将福尔曼的头顶上去，接着右直拳出手——福尔曼应声倒地。

　　这一年，阿里32岁，福尔曼24岁。

　　从此，阿里再次向世界证明他是“最伟大的。”1964年打败里斯顿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时他就这么说过，可是主持人让他冷静，台下只有嘘声。

　　也许阿里自己也意识到年少轻狂和丛林之战的差距。在他的官方网站LOGO上，写着他的话：“我是最伟大的，我这么说时甚至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

　　在墨尔本火车站，两个白人妇女骂已经是州冠军的凯茜·弗里曼是“懒惰的土著”，要求她让出座位，虽然旁边还有空位。她的白人继父巴伯向她们咆哮：“她是我的女儿。”

　　★ 本刊记者/王艳

　　2000年9月15日夜晚，澳大利亚人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奥运主火炬从水中点燃。深棕色皮肤的凯茜·弗里曼，穿着银色连体防火服，站在水中央，点燃水下的圣火台。环形的圣火从弗里曼的周围缓缓升起，四周瀑布飞泻。

　　几年过去，人们不仅记得澳大利亚的浪漫创意，还有弗里曼处变不惊的镇定。她点燃圣火的一瞬间，机器运转失灵，圣火台停在水里。弗里曼没有移动，平静地站在原地等待。幸运的是，电脑重启后，一切运转正常。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动作的意义——它是国家团结的象征，是向土著人发出的和解信号。

　　土著女孩与她的白人继父

　　凯茜·弗里曼是一个土著。

　　她的故乡在昆士兰州的麦凯。1973年出生时，她没有被记入澳大利亚人口。直到1977年，在一次全民公决中，98%的投票者支持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把土著人作为“人”统计在人口之内。

　　对于土著孩子来说，这不是最糟糕的情况。1912年至1960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人实行白澳政策，认为土著居民是低贱无知的，将他们的孩子强行带走，交给白人抚养或送到白人学校寄宿，让他们忘掉自己的语言、家庭、部族、故乡。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弗里曼的祖母就是“被偷走的一代”，她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弗里曼的父亲诺曼是一个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可以在10秒内跑完100码(大概91米)。母亲西西利亚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有土著、叙利亚、英国和中国四种血统。

　　弗里曼三岁时，父亲因为糖尿病失去工作，开始借酒浇愁。两年后，诺曼抛下妻子儿女，回到自己的部落。

　　失去男主人的家庭陷入贫困，直到有一天，一个白人男子来敲门。

　　不久，这个白人布鲁斯·巴伯成为弗里曼的继父。当巴伯看到弗里曼偷偷练习跑步，他决定帮助女儿实现梦想。

　　11岁时，弗里曼在巴伯的陪伴下，频频参加各类田径比赛。因为巴伯在铁路工作，父女二人可以不用为路费担心。由于同时成为100米、200米和跳高的州冠军，弗里曼被昆士兰的报纸称为“来自麦凯的奇迹女孩”。

　　也是那一年，弗里曼生平第一次面对种族歧视。在墨尔本火车站，两个白人妇女骂她是“懒惰的土著”，要求她让出座位，虽然旁边还有空位。巴伯向她们咆哮：“她是我的女儿。”

　　1988年，巴伯终于为弗里曼积攒足够的学费，把她送进体育学校。

　　“我们没有汽车，没有电话，但我并没有感觉到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我与继父关系非常好，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榜样。” 弗里曼后来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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