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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桂珍站在东四四条61号院向记者介绍情况。本报记者夏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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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前，在62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一次旧城改造的尝试在悄然进行。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徐苹芳曾说，北京旧城，是尚保存于现代城市中继续使用大面积古代城市街道规划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它相比。
在10亿资金的支撑下，人们试图让四合院恢复到他们曾经青砖灰瓦的传统模样，作为千年古都北京献给奥林匹克和四海宾朋的文化名片。
东四四条61号 坐在夏日午后的斜阳里，75岁的刘桂珍指了指自家的房子，那是东四四条一个普通院落里的三间东厢房，30多平方米，去年10月份刚刚完成改造。
即使已经过了半年多，修缮的新迹仍随处可见。平滑的青灰色外墙，鲜亮的红色油漆，白色腻子溜缝儿。拉开一扇塑钢推拉门，屋里四白落地，阳光穿过塑钢玻璃窗，打在大理石地面上，清澈透亮。
这个编号为东四四条61号的院子住着11户人家。
刘桂珍和这个院子相关的人生，从她18岁嫁人开始。
她还记得这里最初的模样。踏进门楼，下台阶儿，先是南房。往前走，就是一个垂花门，阻隔着家里女眷和外面的世界。门不轻易打开，要走旁边的抄手回廊，经过刘桂珍住的东厢房或者对面西厢房门口，才能到正房。正房门口，两棵海棠树开得茂盛，再往后走，经过耳房，就是5间后罩房。
57个春夏秋冬，渐渐改变了小院儿的模样。
文革期间，垂花门被拆掉，院子中间的空地被挖成了防空洞，两棵海棠树不见了。雕花木隔断变成了水泥墙，纸糊的窗户变成了玻璃窗，木头瓦片渐渐腐朽，漏雨更是家常便饭。院子里是乱得不能再乱了，曾经闲适的四合院生活，渐渐成了人们记忆中诗意的想象。
修旧如旧的挑战 在刘桂珍的记忆里，这次改造，是几十年来，61号院最大规模的修缮改造。
东四房管所所长张德福的说法印证了刘桂珍的记忆，他所在的单位，是东四街道此次四合院改造的直接实施者。在张德福负责管理东四四合院公房的几十年里，北京的老房子基本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
“以往就是谁家漏雨了，我们就去修修，哪里有火灾隐患，就去检查，一些个别属于危房的老房子，我们就拆了翻建。”
在古都风貌保护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年代，这些修缮和翻建简单而粗暴。
“就用红砖，也没有保留老样子的意识，翻建的房子，都建成了一个样式。”张德福说。
刘桂珍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把纸窗户换成玻璃窗时，他们家坚持没换，“房管所改的样子太难看了，老味道都没了。”
如今，在这场以恢复四合院风貌为主旨的大规模改造中，老材料、老工艺的使用被格外关注。“不同年代建造的四合院，屋檐的花纹、砖雕的样式都不一样，必须按照四合院原本的样子修，青砖、蓝瓦、木构件，不能全恢复成一个样子。”走在修缮后光影斑驳的东四四条胡同里，张德福指着一座座刚刚改造完的四合院说，“包括文革时改造过的院子样式，我们也保留了，充分尊重历史。”
“修旧如旧”的背后，是一笔现实的细账。
“以前修房子，用红砖，一块砖3角钱，现在必须用青砖，一块1.3元，而且青砖是黏土砖，北京为了环保，已经早把黏土砖窑取缔了，现在大批量要用，只能到河北拉，成本高，砖场都借机涨了钱。”张德福说，为了节省成本，也为了确保院子的原貌，一些尚能使用的材料都被尽量利用。
除了材料，人工也不好找。“能修四合院的老手艺人，在北京越来越少了，得到河北去找，南方的工人，不了解四合院的特点，做的活儿交不了工。”张德福在劳务市场找了1000个工人，管理的工作，则全部由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承担。虽然整个工程的造价仍在最后匡算中，但张德福估计，“和原来的修缮方法相比，总体算下来，造价至少要高三分之一。”
政府将为这个修缮工程买单，10亿政府资金将用于全市1474个院落的改造。
以往，平房院修缮和改造的资金，由居民每月缴纳的1.6元每平方米房租承担，这是一笔捉襟见肘的经费，难以支撑如此规模和规格的改造。
“如果不是政府财政投入，这样的改造很难进行。”
翻修时的邻里矛盾 还有另一些麻烦，比资金、人工更加现实。
刘桂珍住的61号院，是东四街道最早启动、最早完成的改造院落，整修了三间北房的屋脊，西房进行了大修，西房北耳房按老样式进行了翻建。
“本来，我们院子要全部翻建的。”刘桂珍说。
在去年7月份全院居民参加的“民意会”上，所长张德福亲自把房子要修缮的消息，通知了61号院的11户居民。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房管所想把这个院子当作试点。“这个院的居民关系比较融洽，一些问题好协调。”
会上，刘桂珍记住了一句话，“房子都要拆了，按原样重建，居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有一个居民不同意，改造也不能进行。”
“一开始，大家都愿意，后来，一户刚装修的人家又不同意了，觉得自己装修的钱白花了。”刘桂珍说，我们怎么商量都不行，只能改翻建为修缮。
即使更改了方案，矛盾依旧不少。
刘家想把自建房往前挪点儿，被人告到了房管所，平常关系不错的老街坊心里有了疙瘩。
“在我办公室，就给调停了好几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苦口婆心地劝。”张德福说，他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协调邻里纠纷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影响房子修缮进度的重要原因。”
有好几个院子，矛盾实在调停不了的，最后只能放弃改造。
“好在我们院儿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房子修好了，大家住得舒服了，当时的磕绊也就忘记了。”
自建房的妥协 坐在改造好的新房里，刘桂珍拿出老照片，环顾四周。和以前相比，刘桂珍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建房。
“自建房如何处理，是四合院修缮改造的难题和关键。”张德福说。
刘桂珍记得，建国后，61号院由私产变成公产，更多的人被安排到院子里居住，每家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为了弥补由于正房空间不足带来的功能缺憾，每家都开始抢占有利地形，圈地建房。
刘桂珍家的自建房，是一间8平方米的厨房，紧贴着最靠南的房子，伸到院子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煤炉改成煤气罐后，人们开始需要一个独立的厨房，保证做饭的安全，借着垂花门拆掉后的平台，刘家搭建了小院里第一间自建房。
到了2000年，小院里每户人家的房前，都有了自己的自建房，或作厨房，或当浴室。
这些自建房，并没有正规的建设手续。
刘桂珍没想到，这次改造，政府不仅没有强令拆除这些自建房，居然还会出钱帮着修缮。
“我们当然希望能把自建房都拆了，让四合院真正能有个院子，但现实情况是居民离不开这些房子，也得考虑大家的实际生活。”张德福说。
尽管不能拆除，改造者还是绞尽脑汁，尽量腾挪出空间，尽量让其变得和四合院风格统一。
在张德福看来，“修缮违建”似乎是个有悖逻辑的行为，却是政府在无奈下，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之举。
刘桂珍家8平方米的自建房，被拆了重新翻盖，除了位置的不协调和房顶样式的不同，已和正房没有任何区别，同样由青灰色仿古砖建造，同样高矮，整齐划一。在刘桂珍的要求下，工人在厨房和正房的连接处开了一扇门，两间房子便彻底连为一体，“和住楼房的两居室，没什么区别。”
治本之道的困境 能改成现在的样子，刘桂珍已经觉得满意。
“虽然没有完全恢复成最初的模样，但毕竟有了一点儿院子的感觉。其他很多院子，修完了也还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刘桂珍说。
“要想恢复成最初的模样，根本的办法是迁出一部分人口，把腾出的房间用作厨房、浴室，这样就能把自建房拆掉，让四合院恢复原貌。”张德福说。
即便很想让四合院回到最初的模样，刘桂珍却说，“我可不想搬走。”
她的理由很简单，“住了一辈子四合院，老了，不想折腾了。”
刘桂珍住在楼房的大儿子，很多次想把她接过去住，她都不愿去，“我可不想让楼房把我圈起来，没一个熟人，我住在这儿挺舒服，想出去遛，就出去遛，干什么都方便。”
为调动居民外迁的积极性，此次改造提供了优惠的条件。愿意外迁的居民，可在北四环的芍药居，得到一套价格实惠的经适房，用现有住房面积抵，一间房子给一居室，两间房子给两居室，现有住房面积的两倍免费，超出面积每平方米4000多元钱一平方米。
如此优惠的条件，也没能让东四的大部分居民动心，在此次接受改造的130个院落的862户居民中，仅有98户提交了申请。
除了情感上的难舍，居民不愿搬走，还有很多现实的考虑。
“住在平房院的居民，收入都不高，在平房院住着，除了交点房租，没有其他开支。住了楼房，物业费就受不了，要不就是孩子在城里上学，住的远了，孩子上学不方便，现在不都为孩子活着嘛。”刘桂珍说，她住的61号院，没有一户申请搬走。
修缮后出名 自1975年参加工作，张德福就一直在房管系统工作，四合院的日常维护和修缮，是其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这次改造后，张德福的这两个担心，或许可以稍稍减轻。虽然他还不确定，奥运结束后，政府还愿不愿意继续出钱，把其他院子也修一修。不过，他非常确定，这次改造为今后北京的旧城改造，提供了金钱难买的经验。
这次改造，还让几十年默默无闻的61号院出了名。
一些揣着相机、背着背包的外国游客，也礼貌地敲开门，到小院里拍照。刘桂珍都会热情地和他们讲讲院子的过去，和刚刚完成的这场改造。
她会讲起大地震时，全院子的人一起在院子中间搭地震棚，她吓得3天没吃饭；会讲起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换的第一个煤气罐儿。
每个年代的重大事件，都曾以最细微的方式，影响过刘桂珍的生活。如今，她的记忆里，将增添北京这个热闹的夏天。奥运会开了，她的房子翻修了。
本报记者 刘薇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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