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式”解说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特约嘉宾：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支玲琳：奥运期间，老将宋世雄重出江湖，他经典的“A号传给B号，B号又传给C号，C号突破后射门，球进了”和“急促、高亢而尖利”的声音，是多少中国人的回忆。而网上流传的虚实参半的“韩乔生语录”，虽然口误连连，倒也形成了一种意外的幽默效果。还有2006年世界杯激情洋溢的黄健翔，在让不少人酣畅淋漓的同时，也引发了强烈争议。您对这几种类型的解说员怎么看？

　　杜骏飞：这个分类我不是很赞同。我个人理解，如果按媒介时代来分，应该是这样：第一个时代是听觉型解说，解说员通过声音来表现赛场的实况，让人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感受和想象。第二个时代是视觉型解说，在电视普及之后，解说员根据赛场的基本画面配上自己的解说，这要求画面与解说之间要相得益彰。第三个时代是互动解说，这实际上是互联网所引发的，试图形成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三角交互，在这个时代要做好一个解说员，必须关注的东西更多———既能传达赛场实况给观众，也能够驾驭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同时解说员自己也得介入到这两者的关系当中去。这对解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解说的时代还会往前发展，未来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应该更具有思想性，不仅有说明，还要有理性批判；不仅要有体育素养，还得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我期待在北京奥运会的解说台上，能够涌现出这样的新闻人才。

　　支玲琳：这个“思想型”会不会是一种苛求呢？体育解说员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工作，在比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能把人头认清、把技术说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杜骏飞：当然，我们要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解说和奥运解说分开来。奥运不常有，在四年一度的盛况压力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的要求下，很难想象能出多少质的精品；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有足够的量，也许能出好的解说精品。

　　我所希望的是，体育解说员必须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大脑肯定要有左右两个半区，一个是感性的半区，一个是理性的半区。所以，有思想就反映在：要么有理性精神，要么有感性力量，最好的结果是兼而有之。就说黄健翔吧，他的解说并没有达到一些人歌颂的高度，但他的确破除了解说员必须“冷血”，戒绝内心情感的迷信。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颇多评论员开始试图效仿激情解说，不过，笨拙的模仿居多，因为激情是有感而发的，不是技巧型的。

　　支玲琳：不过对奥运解说来讲，规矩可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可能是宁可不出彩，也不能出错。过分的激情洋溢，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杜骏飞：奥运会不同凡响，要求体育解说员不出错，完全可以理解。但解说员的个人倾向、群体倾向甚至国别民族倾向，确实很难避免。在北京奥运解说中，当然可以投入体育激情，但是绝不能体现出民族主义。不要把体育与政治搅到一起。激情不代表狭隘的偏激，开放也不代表无所顾忌。

　　支玲琳：就您个人而言，有没有比较欣赏的解说员呢？

　　杜骏飞：我看的比较多的是篮球、足球、乒乓球，较为欣赏的体育解说及解说顾问，像徐济成、张卫平、苏群、张路、杨毅等，他们的特点是非常专业，非常敬业，诚实而又有分寸感。另外，像黄健翔，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激情解说，因为在“解说门”以前，黄健翔并不是以激情著称的。黄一贯的解说风格是不做作，就像在客厅里沙发上，作为一个懂行的朋友在跟你谈球。他是互动媒介时代一个良好的样板。而有些解说员，让我感觉他特像一个干部，特像一个普通球迷，或者特像以说话谋生的人，有的还很外行。新闻领域的不专业，还有如一些体育记者在赛场上动不动就是“你拿了冠军高兴吗？你现在感觉累不累？”……这些没头脑的发问，希望今后少些。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