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兴奋剂使用历史 兴奋剂检测好似猫鼠战争

　　文/瘦驼

　　兴奋剂的猫鼠战争

　　猫只能在老鼠后面跑

　　兴奋剂，一类特效药物或者生理制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够增强或者辅助运动员增强体能或控制能力，提高比赛成绩，输血提高运动成绩的方法也被归为使用兴奋剂的范畴。

　　以使用兴奋剂为荣的日子

　　人类食用特别食物提高运动员和战士的体能，由来已久。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斯（Berserkers）在战斗前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后人考证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而毒蘑菇据传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最早登上现代体育舞台的兴奋剂是鸦片，英国传统的耐力赛跑则是现代体育使用兴奋剂的源头。1807年，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声称自己使用了鸦片酊才保持24小时一直清醒，击败了其他选手。

　　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参赛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而是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伍德的经验迅速得到推广,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1877年，英国耐力赛的夺冠成绩达到了500英里。一年之后，最好成绩被提高到520英里，即近840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138小时。

　　兴奋剂的奇效迅速在体育界传播。在美国，著名的六天自行车耐力赛的参赛选手大规模使用可卡因是个公开的秘密。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在雅典拉开帷幕，奥运会同样吸引了兴奋剂的参与。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冠军是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他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一直拿着注射器跟随着他。当希克斯精疲力竭之时，卢卡斯给他注射了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并给他喝下一大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它也是早期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兴奋剂。在终点前四英里，再次面临崩溃的卢卡斯又被打了一针。对此，官方报道予以充分肯定：“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

　　环法自行车赛近年屡爆禁药丑闻，其实它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1924年，一位“环法”自行车运动员向记者炫耀他的装备：“这是可卡因，对眼睛有好处。这是氯仿，对我们的牙有好处。这个，是搽剂，能让我们的膝盖回暖。你想看药片吗？说实话，我们是靠着炸药骑车的（意指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可以用来提高心脏的能力。

　　我们不能责备那时的运动员，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兴奋剂的危害。1930年，环法比赛改为由组织者提供经费，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言下之意是，组织者不反对选手们使用药物。

　　兴奋剂露出丑恶嘴脸

　　老鼠毕竟是老鼠，早晚要搞出乱子来。

　　1899年，世界自行车赛冠军马歇尔·泰勒突然退赛，原因是服药造成的幻觉；1904年依靠“士的宁”获得冠军的希克斯再也没有参加正式比赛； 1960年，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罗马奥运会比赛中死亡，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1967年，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死于环法比赛途中，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

　　大量的事例表明，兴奋剂的危害不容忽视。然而，国家力量的参与使兴奋剂蓬勃发展。

　　兴奋剂第一次大发展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4年麻黄素的类似物安非他命被商业合成，商品名为“苯齐巨林”（Benzedrine）。这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立即成了军方的宝贝，因为它可以让人忘记疲劳持续兴奋。二战期间，仅英国就向士兵们提供了7200万片苯齐巨林。

　　兴奋剂的第二次大发展出现在冷战期间。1954年，越南举办了一场举重比赛。一位苏联生理学家醉酒后向美国运动医学专家约翰·齐格勒透露了秘密，他们给运动员使用睾酮。由于恰逢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体育则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之一。当体育不仅与个人荣誉，而且和国家利益乃至意识形态挂钩，兴奋剂的发展几乎难以避免。

　　回国后，齐格勒立即开始给自己和两名举重运动员服用小剂量睾酮，结果十分让人鼓舞：受测者的肌肉更发达，力量更大。由于睾酮有较大的副作用，齐格勒找到了一种自认为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去氢甲睾酮。这种药有个响亮的商品名——“大力补”。

　　以“大力补”为代表的蛋白同化制剂多是雄激素类似物，能够显著增加身体中肌肉比重。身材健美的现任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曾服用过这类药物。

　　冷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兴奋剂事件莫过于近年曝光的前东德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上万名东德运动员参与了一项名为“Komplex 08”的计划。他们被要求服用一种据称是维生素的蓝色药片，而那就是一种“大力补”类的合成类固醇。

　　反兴奋剂正义之剑

　　大规模的发展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力补”导致男性脂肪代谢紊乱、肝功能异常、头痛、高血压、秃顶、前列腺肥大、精液过少或无精、性欲改变、过度的攻击行为等。而对女性的有害作用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其中包括：引起月经不调和闭经、乳房扁平、阴蒂肥大、痤疮、多毛症、嗓音低沉等。更可怕的还是那些尚未查明、潜伏期较长的副作用，例如癌症和胎儿先天畸形等。

　　196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在第十九届奥运会中开展兴奋剂检测，抓捕兴奋剂这只老鼠的猫正式亮相。

　　但最初，猫不够强大。检验人员对当时常用的“大力补”等毫无办法。整个奥运会期间，仅检出一例违禁药物事件。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而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

　　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为反兴奋剂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加拿大人本·约翰逊一举击败卡尔·刘易斯，并大幅提高世界纪录。不过，他的金牌仅仅在脖子上挂了数小时之后，就被宣布查出服用禁药“康力龙”（Stanozolol）。此事推动兴奋剂检测技术取得巨大进步。2004年雅典奥运会，有创纪录的27名运动员栽进了药瓶子。

　　然而，即使到今天，兴奋剂的检查技术仍然跑在兴奋剂的后面。因为反兴奋剂的思路是出现新的兴奋剂，再寻找解决办法，而不能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新药物。这种思路可以理解，因为反之则可能助纣为虐，帮助不法者提供违法的办法，但这一思路也导致兴奋剂检查技术滞后。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近年得宠的新型兴奋剂。它最早是被作为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早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无法检测出这种兴奋剂。

　　随着体育商业化的不断深入，体育里的利益诱惑不断提高，这让少数运动员和生物医学科技人员作为老鼠一方参与进了这场猫鼠游戏。

　　迄今被抓住的最狡猾的一只老鼠是美国巴尔科实验室，这家运动医学研究机构早在1984年就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为ZMA的营养品，声称其中含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能帮助运动员补充矿物质。许多运动员成为ZMA的“受益者”，当年的世界百米飞人科林斯曾经在夺冠后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谢谢你，ZMA！”

　　ZMA的伪装被一支用过的注射器戳穿。一位田径教练把一支残留着ZMA的注射器寄给美国反兴奋剂局，从中检测出了一种新型合成类固醇THG，它的全名是四氢孕三烯酮。这种精心设计的兴奋剂可以逃过此前所有的兴奋剂检测。一支注射器牵出一大串运动场上星光闪耀的名字：琼斯、钱伯斯、加特林、科林斯、蒙哥马利……

　　下一只老鼠是什么？也许是基因兴奋剂，或许是别的什么玩意儿。只要体育仍旧与荣耀、金钱相连，这场猫鼠斗的游戏，就一天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