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张艺谋联手斯皮尔伯格
■林奕华
很可惜,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没有就奥运开幕式有一次切磋甚至交手的机会
某香港艺人被记者问到对这届奥运开幕式的观感时,他一开腔就说:“幸好斯皮尔伯格没来,不知道他扭开电视看到转播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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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设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斯皮尔伯格是电影导演,张艺谋也是。若论赢得的奖项和赞誉──特别是在艺术电影的领域──后者比前者出道晚上最少十年,但收获肯定更多。票房纪录或许稍逊一筹,只是随着近年《英雄》与《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片在国内的连续破亿,二人中谁能缔造更多奇迹尚是未知之数。当然,斯皮尔伯格的创作地盘是比张艺谋多,但张没有“梦工场”,斯也没有电影被改编成芭蕾舞剧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没有导演歌剧如《图兰朵》与山水环境剧如《刘三姐》。简单的说,即便斯皮尔伯格与张艺谋真是携手合作开幕式,他的长处可能还真比不上张艺谋的手到擒来,既然如此,我们又何须为了“别人做到,我们也能”的前提而给自己压力?
除非,我们不肯定没有斯皮尔伯格“染指”是否也能做得漂漂亮亮,但又不甘心做出来的好成绩要被“掠美”一半。上述心理活动从现在的角度看来当然属于多余,但在开幕式的整体表现未获全球肯定之前,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人在胸中不是只有一口待放松的气,是两口──正如某香港艺人所说:“做到了!而且是不靠外援,自己做到!”
我不是要唱反调,却是由于看见现在的开幕式“很张艺谋”,而想到如果斯皮尔伯格来了,8月8日晚上8时准时诞生的奥运序曲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另一番风景。虽然,我不排除“分别不大”的可能性──张的主要杰作都是“大片”,斯皮尔伯格何尝不是?斯皮尔伯格的作品经常有着人类命运与国家关怀的创作命题,对好莱坞影响深远并屡屡获得奥斯卡的垂青,在芸芸众位大导演中,也数他最懂得“平衡商业与艺术”──一句为了形容“严肃题材娱乐化”而发明的漂亮说法。
斯的电影名符其实是拍来“看”的,大多能做到视觉上的目不暇接。《拯救大兵瑞恩》士兵抢滩登陆一场早成战争片典范,那是导演有想法之余,更要优秀技术配合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人会否定斯皮尔伯格是个擅长制造效果的导演——包括以题材、场面设计与调度来刺激观众情绪。但若论开拓情感的深度,就算是“史诗式巨构”如《辛德勒的名单》,却也只能在好莱坞的电影名单上“流芳百世”。在我眼中,一样是描写战乱和人性,它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便有着明显的艺术水准高低之别。
这样的斯皮尔伯格与张艺谋共冶一炉,这场开幕式可能更精彩:两位大导演,一个是老虎,另一个是帮它从地上飞到天上的翅膀。但当一场为体现奥运精神而摆的“人类盛宴”演变成犹如两部“大片”合二为一时,当全球观众最终会被连环爆发的视觉奇观所征服时,会不会反而忘记了对奥运精神的感悟?
如果斯皮尔伯格把他的高科技幕后班底一并带来,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极可能不止用“人海战术”惊艳全球,因为奉行个人(自由)主义的西方创作人,每每会将全人类不可能的梦想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最后由他来拯救世界,所以西方社会会有“超人”,我们有的则是“历史”——被完成的那个人不是靠着超能力,而是无数人的倒下去。可见同样需要英雄,不同文化自有其不同信仰。西方人相信神话,我们相信民族。西方人相信英雄造就其自身的悲剧,我们却相信是悲剧就造了英雄。
奥运精神本来就是源自西方——不是说我们没有在运动场上需要的意志和决心,只是在歌颂凡人也可成为英雄的这一点上,健儿们作为人类潜能的隐喻,的确是要通过一定的“个人性”来表现。东方文化(或在开幕式所见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则旨在强调齐心、团结与群策群力。这种精神放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来看无疑有其意义,但它的意义是否就能等同奥运精神的意义,还有着不少可待讨论的微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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