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寻被拐卖孩子建民间联盟 到处发寻子扑克

　　国家力量缺失

　　孙海洋说，每找到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但民间力量终究薄弱，它只是寻子家长们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正式实施。该计划提出，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反拐工作的指导文件，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领域。

　　深圳市公安局打击拐卖儿童专案组应运而生。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专案组共解救出来八名被拐卖儿童。

　　但在家长们看来，公安机关的力度还是太小。有些案子报了几个月，一直没立案。“再等等”“给催催”这样的字眼，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南都周刊》2006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历年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失踪儿童中，经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被找回。

　　7月30日，本刊记者以寻子家长的名义进行暗访时，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刁广东介绍说，现在他们已经出动了大量的警力，“我们专案组固定有20个人，原则上是不出差的，可现在八九个人都在外面跑着帮你们找孩子。我们现在在潮州找一些可疑团伙挨个调查，工作量很大，这些你们都看不见。只要你们的孩子找不出来，我们干什么也都没用。”

　　刁广东透露，在2004年，震惊深圳的“9·09”草埔特大拐卖儿童案后，深圳市的被拐卖儿童数量呈下降趋势，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私下告诉《望东方周刊》，这种案子10个有1个能破就很不错了。

　　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宽容”，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人口买卖行径。

　　现行法律中，只要拐卖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就可免于刑事责任。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尺度放得有些宽，“实际上，有些买主是主观恶意的。他明知道孩子是卖的，还要去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构成了拐卖行为。如果不从买方市场控制，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广东潮汕地区就是个庞大的买方市场。全国人大代表、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主任科员杨剑昌曾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被盗抢的孩子90%都是男孩，买去为了传宗接代。在当地，如果一家没有一个男孩，会被别人看不起。有的即便有了儿子，也会再买一两个，他们相信“多子多福”。

　　孙海洋说，他曾到过一个广西人的家里，一家四个小孩，三个是买来的。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很多孩子亦被转手多次。杨剑昌透露，一个马仔花两万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孩子，几次转手后，很可能卖到七八万。暴利让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人趋之若鹜，“女孩则便宜得多，基本上几千块钱就会出手。有些人贩子把女孩当男孩抱走后，发现抱错了，可能半路就会把孩子扔掉。”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验货”。

　　此外，对人贩子的惩处也显得有些“宽”。全国妇联和公安部联合起草的《关于沪、苏、鲁三省市除“六害”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山东高唐县一治保主任一年抓获人贩子150人，但检察机关一审查，这些人贩子或只具备拐的情节，或只有卖的情节，故认为构不成拐卖罪，全都释放了。”

　　建立救助体系

　　王大伟对《望东方周刊》表示，理想化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应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的救助体系，“失踪儿童的根源在于社会，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并且以此力量为主。丢了孩子去报警，对不对？对，但收效甚微。所以要辩证地看，一是要找公安机关，二要靠社会救援，三要调动人民群众自救。”

　　这种说法在社会学家看来则有推诿之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拐卖儿童属于犯罪，公安机关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向本刊记者指出，社会这个层面太过庞大，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可以归因到社会，“但社会总得有人来出面吧，所以应由政府出面，由公安机关出面。”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制度化的救助体系。

　　一个多月前，杨剑昌上书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基金会，通过专设的互联网DNA数据库统计失踪儿童和寻儿父母的DNA，对其进行比对来寻找失踪儿童。

　　深圳市龙岗区义工联常务副秘书长郭流昌则表示，作为志愿者组织，他们很愿意加入到寻找被拐卖儿童的队伍中来。“公安部门完全可以和NGO组织合作，单深圳就有54万名义工，一旦行动起来很了不得。”郭流昌对《望东方周刊》说，如果把失踪儿童的救助用“希望工程”的模式做出来，会起到很好效果。

　　“看好孩子”是王大伟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比如教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从英国传过来的，很多拐卖行为都是由说话开始的。再比如给孩子做身份识别卡，这是澳大利亚的方法，卡片上留有孩子指纹、血型、生育特征，这样即便丢了，也好找一些。再一个，就是家长要提高警惕，人防不如心防，别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孙海洋就是“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的人。事情发生后，他设想出不少如果，“如果我没来深圳，如果我那天没睡觉，如果我当时找对了方向，如果……”

　　但如今，他只能留在深圳，在绝望中继续等待他的儿子回家。尽管，他恨透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