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恭王府历尽风雨又开放 重修是周总理遗愿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米艾尼/北京报道

　　恭王府往事

　　2000年3月18日,谷牧再一次到了恭王府。那时候他已经是90多岁高龄了。老人站在府邸大门口,一字一顿地对两边的陪同人员说:“这个工作不完成,我没法向总理交代”

　　和着管弦丝竹,珠翠头面精光四射,粉面酡红的百花公主婉转唱着“莫将老梅来折损,待他乘月泄春光”。

这是昆曲《百花记》中最华美的一段。

　　北京城中心地带,恭王府花园里的大戏楼,上一次这样的演出是在72年前。如今弦歌再起,似乎在为即将向公众全面开放的恭王府暖身——昆曲、古琴,在过去半个多月间轮番上演。

　　墙外一箭之地就是后海喧闹不已的酒吧。墙内扶疏的花木、精巧的池塘和幢幢被纱灯映照的屋脊,却筑起了另一个世界。

　　百花公主身后,挂着“赏心乐事”的牌匾。大戏楼轩敞的空间里,从柱子到墙面再到屋梁,手绘的紫藤萝婆娑着,一直开上了顶棚,似乎还在悠扬的乐音中攀援。而窗外的月色里,一架无花的紫藤萝却在初秋的凉风里静默。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走过230余年的这座大宅院,有这样一句精炼的概括。从乾隆朝的和宅第,到嘉庆朝的庆郡王府,再到咸同光宣朝的恭亲王府,高墙隔开了绝大多数人的好奇窥探,戏说和掌故却让人欲罢不能——狡黠、贪渎的和,力倡洋务又似乎与宫闱秘闻脱不开干系的“鬼子六”奕訢,在这个大宅里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清王朝覆灭,恭王府的正宫门就此闭合。直到1988年,人们才得以从小小的侧门重见恭王府后花园曾经的繁茂华丽。但是府邸的大门始终紧闭,两只汉白玉石狮子似乎在守护着一个秘密。

　　这所宅子华丽而不冷漠

　　谁能想到,垂条依依、通往后海的柳荫街,在清乾隆年间还是一条曲曲弯弯的河流。十几个“板爷”在装饰得花团锦簇的三轮车边儿蹲成一排,吆喝着:“上车吧,带你看胡同,看北京最大的王府,大贪官和的家……”

　　8月20日,随着总投资高达2亿元、150年来最大规模修缮工程的完工,恭王府府邸,这座京城现存最完整的王府建筑群,首次向公众全面开放。

　　柳荫街的老街坊说,又赶上奥运会,这条街肯定要“火”了。家住在恭王府正门对面的一位张姓老人告诉本刊记者,他家的房租最近翻了一倍,“我们沾了王府的光”。

　　“在8月20日试营业之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各个国家的奥运会代表团,还有各国元首、官员,接待任务很重。”恭王府文化发展部主任侯芳忙得一头是汗。

　　恭王府始建于1776年,府邸有32260平方米,整个王府由好几个多进四合院构成。8月20日起,参观者可以看到王府里的全部六个正殿。

　　恭王府的工作人员胡一红,带着本刊记者从正面的红棕色仿古大门,进入了这座大宅。

　　走过二府门,沿着恭王府的“中路”一直往北走,正对面是一座高大的正殿,取名“银鸾殿”,胡一红咋舌道:“看看,这么牛的名字,可见和当年有多火!”

　　不过,眼前的这座宫殿是在这一次“恭王府府邸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中重新建造的,“正殿在民国初期已经被烧毁了,原本只剩下地基,凭着照片、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我们又让它‘平地而起’。”

　　穿过银鸾殿,就是王府的“神殿”,胡一红介绍说,这是满族萨满教祭神祭祖的地方。正殿上挂着一块匾,上题“嘉乐堂”三字,据说是乾隆皇帝御赐给和的,不过匾上并无题款。

　　中路最后是后罩楼,再往北就是后花园了。

　　恭王府实际上分为三路,各有不同的用途和特点,中路庄严,东路华丽,西路典雅。

　　“我们现在到西路去,这是和居住的地方,后来恭亲王奕也住在这一路。”胡一红指引着,拐进了西面的一个拱门。

　　“锡晋斋”是府邸西路最后一进院落,它就是和二十大罪第十三款中的“僭侈逾制”的楠木房屋。走进堂中,满是楠木沉郁的香气。

　　屋子里还有一些老家具,恭王府文物管理部副主任鲁宁告诉《望东方周刊》,这些家具都是从各地征集和购买的,“恭王府历经波折,多次易主,可移动的家具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我们是按照照片复原了这个屋子,这样的复原室,在恭王府府邸里有两个。”

　　王府还有两个展厅,专做临时展览,这次的开馆展览之一是“丹麦展”。展厅设在东路的“乐道堂”中。湖蓝的墙壁,白天花,正面挂着白色帷幔的长桌上,摆着各种瓷质塑像,还有烛台。

　　侯芳介绍说,这个展览是恭王府和丹麦腓特烈博物馆的合作成果,策划过程历时两年。“腓特烈博物馆的馆长来北京考察了很多地方,包括故宫,最后还是觉得我们两家的地位比较相当。”

　　“恭王府跟洋人的渊源可深了。”恭亲王奕,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多。“我到丹麦腓特烈博物馆,一位外国专家跟我说,100多年前,他们国家的外交部长到过恭王府,那时是被奕请去的,他们的博物馆里还有恭王府那个时候的照片呢。”侯芳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瑞典的大公博物馆,侯芳也看到了很多恭王府的老照片,“他们的资料也很丰富,因为他们当时有照相机。”

　　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曾经把恭王府称为“独一无二的标本”。而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侯芳说,她觉得这座宅子华丽而不冷漠,是介乎于宫廷文化和四合院平民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层。

　　恭王府不开,我死不瞑目

　　上世纪50年代初,公安部每天都有一辆班车穿过长安街,弯弯曲曲地开到一个叫“大观园”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恭王府。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真的就是恭王府吗?对此争论从未止歇。

　　当年红学家周汝昌、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恭王府花园,正巧路过荷花园、怡神所等处,周汝昌认为这几处景致与《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有几分相似。周总理说,无论是否为大观园,都要保护开放。

　　周总理去世前,曾经把谷牧叫来,嘱咐了三件事,重建恭王府,成为与建设国家图书馆、琉璃厂并列的三个遗愿之一。从1978年开始,谷牧就一直为恭王府的腾退和开放而操心奔波。

　　恭王府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吴杰挽着裤管、脚踏黑色布鞋,坐在王府左近管理中心自己筹资买的小四合院里,回忆起恭王府近30年的腾退修复历程。

　　“恭王府的历史非常复杂,奕的儿子溥杰在1921年把府邸和花园抵押给了天主教会,只换来130多根金条。到1937年,它又被辅仁大学购置作为校舍。解放后,曾经住在里面的有200多户居民,8个单位。到现在为止,恭王府的‘龙票’(地契),还押在香港的一个银行里。”

　　1978年开始腾退恭王府的时候,后花园的一部分区域当时是公安部的宿舍。公安部为什么会住到恭王府里去?吴杰向本刊记者透露了内情。

　　“我查过一些历史档案,也有一些老公安部的朋友跟我讲,解放初公安部进驻恭王府的后花园,是有‘政治任务’的。当时后花园住的是外国教师和传教士,但是发现在那里有‘敌台活动’的迹象,为了方便工作,公安部就进驻了后花园,后来就成了公安部的宿舍。”

　　到1980年,搬迁腾退工作真正开始的时候,因为后花园破损比较严重,而且树木多容易失火,所以公安部宿舍就成为了腾退的“排头兵”。

　　据吴杰回忆说,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老领导,在后花园住了很多年,舍不得搬走。有一次谷牧转到他住的那栋房子周围,发现还有人住,马上把管理人员叫来说,怎么还住着居民?得知住户是一个倔脾气的老红军,谷牧当即便把他找来,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么?这是周总理的遗愿。”老红军听完扭头走了,没过两天,他就搬出了后花园。

　　后花园的大戏楼,腾退前是北京一家工厂的厂房。谷牧直接找到北京市政府要求协调。张百发亲自给工厂选了新址,加紧建设新厂房。北京市政府曾经承诺,在某天之前把大戏楼腾空,结果日子到了新厂房还没有造好。“北京市政府特别有信用,他们一天都没耽误,就把工厂清走了,暂时把机器设备都堆在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直到新厂建好,才恢复了生产。”

　　经过8年的努力,后花园终于在1988年向游客开放。“为了赶在亚运会前,当时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以园养园,我记得那年我们的门票是5元,在当时相当贵了,仅次于故宫。当时园子是按照红楼梦的主题来策划的,效果很不错。2007年,后花园的营业额达到了一个亿。”吴杰自豪地指指自己的办公室说,“这个办公区,我们没占恭王府一分土地,也没花政府一分钱,完全是自筹资金买下来的。”

　　恭王府府邸的腾退和搬迁,就更加曲折,1989年,中国音乐学院顺利搬出了府邸,但是把附中留下了。府邸里还住着几十户居民。“文化单位房子紧张,尤其是年轻人,本来就没房子住,你前脚让这家搬走了,马上就会有人跳窗户撬锁,夹着被窝卷又住进去,‘前搬后占’的现象特别严重。”

　　“一直到1999年,这些住户才真正搬出了府邸。而音乐学院附中最后离开府邸的时间,是2005年。至此,历时30年的恭王府腾退工作才算是大功告成了,不计算物价上涨,国家对恭王府腾退的累计投资绝对不少于6个亿。”

　　谈话间,吴杰一直在提起这些名字:周总理、谷牧、李岚清……他说没有这些领导长久以来的支持,恭王府的开放只是一个梦。

　　直到今天,吴杰还清晰地记得一个镜头。

　　2000年3月18日,谷牧再一次到了恭王府。那时候他已经是90多岁高龄了。老人站在府邸大门口,一字一顿地对两边的陪同人员说:“这个工作不完成,我没法向总理交代。恭王府不开,我死不瞑目。”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夹壁墙”不稀奇,“藏宝地窖”不存在

　　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到了故宫。那时故宫正在为主殿维修做准备。他在故宫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到国外参观了很多古代建筑,它们都保持了一个古建比较辉煌的状态。故宫的修缮,不能越修越旧。可以把“修旧如旧”改一个字,叫“修旧如故。”

　　“这在当时文物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修旧如旧’的观点是著名建筑设计师梁思成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变‘修旧如旧’为‘修旧如故’,是一个挑战。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我们最后决定,把整个府邸恢复到恭亲王时期的形态,也就是同治光绪时期,因为这是恭王府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有原始依据的,按照原始依据修缮;没有原始依据的,按最接近历史根据的进行修缮;既无原始根据又无历史根据的,在专家指导下修缮;专家也吃不准的,按现状保护性修缮。”吴杰像绕口令似的背着,他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修缮原则”。

　　他们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向全社会征集有关恭王府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有一天,一个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说她爸爸曾经拍过一组恭王府的照片。我们奔过去一看,都惊呆了。60多张恭王府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这份资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吴杰说他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父亲正是当年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她当时就把这60多张珍贵的照片无偿送给了恭王府。

　　吴杰指着“银鸾殿”旁边的两堆残破不堪的石头说,这可不是施工队没搬走的,他们是真正的“宝贝”。

　　“银鸾殿”已被付之一炬了,这两堆石头,实际上是两段当年的台阶。吴杰他们跟施工队说,一定把这个断了的台阶留下来,别管它烂到什么地步,都不能清走。

　　在府邸里,细心的参观者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残骸”。

　　“恭王府墙壁上的彩画是很出名的,但是鱼龙混杂,有清朝的,也有民国时期的,甚至还有解放后的,按照一个王府的规制,后两种都不应该存在,但是我们适当保留了一些。我们想要告诉游客,这个地方曾经属于辅仁大学,或者一些其他的单位,这些壁画就是痕迹。”

　　吴杰说,一座宅子就像一个人,它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我们就要承认它,把所有应该保存的历史信息,都尽量保存下来。

　　对于许多媒体都特别关注的“夹壁墙”和“藏宝地窖”,吴杰笑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原来,所谓夹壁墙在一般的大宅子里是很常见的,不足为奇。而地窖之说,只存在于给和定下的几大罪状。

　　“解放后,恭王府的地下修了好多防空洞,基本上挖空了,都没发现有地窖。”吴杰说,他们在修缮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文物,比如被封在天花板里的精美彩画,还有“水法楼”的遗址等等,这些发现其实都比“夹壁墙”和“地窖”有价值得多。

　　王府里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哪怕是桌椅板凳都没留下

　　在吴杰的记忆里,对恭王府开放后使用方向上的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有人说要改成宾馆,搞娱乐业,还有人说要办成戏曲博物馆,最终决定改成博物馆向外开放,还得归功于一场‘温和的争夺战’。”

　　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在恭王府开放后该归谁管理的问题上,曾有争议。上世纪80年代末,双方都向谷牧打了报告。谷牧在给文化部的回文中说,想让恭王府归属你们管,就要拿出一个更好的未来规划方案。于是文化部在1987年,把一份“将恭王府建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的方案交到了谷牧手里。谷牧把这个方案又转发给了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在回文中是这样写的:同意将恭王府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但是不得挪作他用。

　　北京市政府在搬迁中做了很多工作,而最终还是将恭王府的归属权给了文化部。“文化部曾经有过这个承诺,所以恭王府最终还是以一个博物馆的身份亮相了。”

　　然而,恭王府的“博物馆”之路,走的却不那么顺畅,因为馆藏文物早已流散殆尽,据说约有2000多件。

　　1913年,以恭亲王收藏品为主题的拍卖会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两个城市举办,最终恭亲王700余件珍藏高价流散到世界各地。

　　“这只是恭王府收藏品的极少一部分,流失的文物数量远远不止这些。”鲁宁说,他刚来到恭王府负责文物管理和收集的时候,府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馆藏的文物了。

　　这些文物是如何流走的?鲁宁说起了文献资料上记载的一些情况。据说,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是一个生活较为奢侈的人,在外地生活,还经常要人专程送去北京“六必居”的酱菜和“天福号”酱肘子。他偏又是个自认为有“大理想”的青年,袁世凯当了皇帝以后,他对这个抢了自己江山的人恨之入骨,积极谋划一系列的暗杀、策反活动,想复辟满清政权,为了筹措经费,他把宅子里除书画外的珍藏一次性卖给了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这个颇有眼光的古董商得到了这笔“空前绝后”的稀世珍宝后,火速到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举办了两场拍卖会。从此,这些恭王府文物就风吹云散,不知花落谁家。

　　“这次开放恭王府,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能开放两个复原室陈列馆。主要是因为文物流失太厉害了,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哪怕是桌椅板凳都没有留下,所有的家具,我们都要花钱从民间去征集。但是财力有限,暂时只能还原两座大殿的内饰。”鲁宁的眼神里满是无奈。

　　馆藏文物的多少对于一个博物馆的含金量来说,是重要的指标,“但是实话说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赎回这些文物的经济基础。”

　　侯芳则提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说法:“恭王府的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尽量恢复,让人们可以来看一看,一个大国的王府究竟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