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8月，张金书都要和丈夫轮流守在一顶两米高的帐篷里，片刻不离。
帐篷搭在河北省涞水县东水北村的农田里，离“鸟巢”200公里。不远处，是一座高压输电塔，从这座电塔上延伸出去的输电线路，担负着北京全市近50％的电力供应。
张金书是东水北村的农民，也是河北省近万名“农民志愿者”的一员。他们住在农田、路边或深山里，义务看护这些电塔，为北京奥运会贡献力量。
帐篷里没电视，张金书翻出一台巴掌大的黑色收音机，收听奥运新闻。“中国有50块金牌了。”8月24日下午，她坐在帐篷里听完广播，告诉记者。
白天，帐篷里闷热无比。晚上，手电是他们唯一的照明工具，周围的蚊子和飞蛾看到光亮，纷纷飞进来。
8月8日开幕式晚上，张金书没有开收音机。南风吹来玉米地和花生地里传来的香味，周围很安静，除了小虫的叫声，她仔细聆听，还能听到头顶上电线里电流流过发出的嗡嗡声。
电流涌向北京，其中一部分也许会输送到“鸟巢”，照亮开幕式的现场。这么一想，张金书就觉得奥运会离自己很近。
张金书等人，只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一小部分。奥运会举行前后，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选拔的共170万名志愿者，用自己最美的微笑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中外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误解到了解 与张金书比起来，林路与奥运会的实际距离要近得多。这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学生报名成为医疗志愿者，工作岗位就在“鸟巢”。
开幕式当晚，不少人给她发来短信，询问她是不是看到了开幕式。
事实上，林路看不到开幕式。她整夜守在“鸟巢”地下一层的一辆医疗车里，面对着四周裸露的水泥地面和白墙。唯一与开幕式有关的，是隐约传来的现场声音，以及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上场和下场的演员。
整个奥运会期间，她甚至无法看到一场比赛。和想象中风光无限的志愿生活不同，林路的工作沉闷而单调。每天，她花一个多小时乘公交车和地铁来到“鸟巢”，赶在比赛开始前坐到医疗车里，一直到比赛结束。
她的任务是，当有受伤的运动员被送来，她要在旁边向医护人员做简单的翻译，然后一起将运动员送往诊所。十几天的志愿生活，给她留下的难忘细节很少。她只记得，几乎每个受伤的运动员都伤心地哭了。
许多人，甚至包括志愿者本人，一开始都对奥运志愿者的身份存在误解。一名高校团委负责人表示，许多志愿者最初报名的时候误以为，当了志愿者就像拿到了一张“免费奥运门票”。
十几天的奥运会，让大家对志愿者慢慢了解了。
其实，大多数志愿者都站在了电视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在奥运村里，一些志愿者要连续几小时，笔直地站在烈日下的路口。另一些马拉松志愿者，则要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站完比赛全程。
在北京市几乎每个路口、地铁站、公交站，甚至社区、村庄或单位出入口，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比赛现场服务，志愿者也很难有时间欣赏比赛。北京体育大学的鲍克，在举重赛场担任“加杠员”，每场试举结束后，他和其他几名志愿者都要跑上台去给杠铃换片。
加杠速度直接影响赛程，所以加杠员必须时刻集中精力，争分夺秒。“有时候我还没跑下场，新的重量又报出来了，为了一次试举，可能要跑好几次。”比赛到底怎样精彩，他根本无暇顾及。
在蜕去最初的光环之后，志愿者工作逐渐回归到本来的色彩：辛苦而没有报酬的付出。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口号说起来轻松，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奥运会为中国人了解志愿者、了解志愿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尽管因为刚刚接触，大家在从事志愿活动时会有许多不足，但这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首都师范大学一名参与志愿者管理的老师说。
从汶川地震到奥运会 今年4月，19岁的汶川女孩莆一洋被选为奥运会化妆师志愿者时，“志愿者”这3个字，在她心中还没有那么沉重的分量。
1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正在成都参加培训的莆一洋赶回家乡时，发现家中的房屋已经不见，亲人被埋在塌方的山体下。之后的一段时间，莆一洋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从灾难中走过来的莆一洋，仍然坚持着来到北京。她在鸟巢的化妆室里忙碌着，成为继地震之后另一个重大事件中的志愿者之一。她的许多志愿者同行，都曾参加过灾后救援工作。
超过170万名志愿者，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历届奥运会中志愿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也使本届奥运会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一次大规模的志愿者演练。
不过，对许多人来说，这次演练并非第一次。25岁的刘懿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志愿精神，是在不久前发生的汶川地震中。
刘懿的家在四川省广汉市。地震发生时，他家里的房屋彻底倒塌，母亲也受了伤。不过，刘懿很快告别受伤的母亲，前往重灾区什邡市红白镇参与救援工作。
数千人在第一时间自发赶赴灾区，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长。这些人中，有的孤身一人，有的则是几个人组成团队，或者开车，或者步行，参与抢救和物资分配。
“国民只有在开放的公共参与和实践中才会成熟。”有人这样评价。
在官方救援系统之外，一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成为汶川地震发生后的重要救援力量。从这些积极承担责任、无私帮助他人的举动中，有评论家总结出：一个公民社会正在成长。
评论家吴稼祥则分析认为，两场大规模志愿活动，分属不同的形式。汶川地震中的志愿者，属于“自组织形式”，而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则属于“被组织形式”。两种形式虽然不同，却都是自发的。吴稼祥认为，这都与过去我们习惯的“学雷锋式”的号召不同，他从这种不同上，看出了一个“自愿时代”的到来。
而在悲痛的汶川和欢乐的北京之间，一种精神，经由这些自愿的志愿者们联结。由一次震痛中萌发出来的志愿意识，正通过另一次世界盛会，巩固和继续成长。
从偶然到习惯 无论是河北的农民，还是四川的学生，对许多奥运志愿者来说，首次志愿体验使他们感到新鲜。而对来自台北的许富庭来说，这只是他7年多的志愿者经历中并不特殊的一次。
他像平时一样关掉闹钟，在家门口的早点摊上买个鸡蛋灌饼，然后挤上685路公交车，来到北京动物园。
许富庭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他也是北京奥运会公园项目社会志愿者，需要守在游览量暴增的北京动物园熊猫馆门口，为来往游客提供帮助。
出门迷失方向的、与家人走散的、找厕所的，许富庭一遍遍回答着游客们提出的各种琐碎问题，在别人看来有些枯燥的工作，他却干得津津有味。
北京奥运会期间，除内地的志愿者外，来自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志愿者，也活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与内地的志愿者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丰富的志愿者经历。
来自香港大学的白敏懿只有19岁，不过她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志愿者了。奥运会期间，她在奥运村里帮忙采访和翻译，工作比预想的无聊，但她很释然，因为过去每一次志愿经历都告诉她，“现实往往和预想有差距”。
在白敏懿看来，内地和香港志愿活动的区别，在于香港有一个完善的志愿者体系。刚进大学时，就有许多社团组织大家做义工，还会有学长将新来的学生带出去做志愿服务。而各种社会团体也经常招募志愿者。她把课余时间的几乎1／3都用在了志愿服务上。
她见到的更常见的志愿活动，则是人们在社区的零星服务，虽然许多人只有很少的闲暇时间，却把这些时间花在了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老人身上。
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奥运志愿者是自己人生中一次特殊的经历，是一次偶发行为。白敏懿则认为：“做义工似乎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对于许富庭来说，来大陆学习的这几年，他感受更多的，是大陆在开展志愿者活动方面的进步。
刚到北京时，有人曾问义务带路的许富庭：“不给钱你还干？”这话把他问愣了，不过，现在大家已不这么问了，而且知道了什么是志愿者。奥运会期间遍布大街小巷的“蓝制服”，更是为这个群体做了广泛的宣传。
“国家的发展需要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甘心为同胞服务，志愿者事业培育的就是这种向心力和归属感。”许富庭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激情，有待开发”，他认为，“今天你帮他种下一粒种子，不知何时就能发芽”。
北京奥运会虽已闭幕，但志愿精神这粒种子，已经种在了许多人的心里。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