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反腐30年

     来源：廉政瞭望

　　盘点反腐30年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总结经验是为了开启新的起点。

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过去30年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用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办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个老纪检的感受

　　◎文/欧可智

　　我是在党的纪检机关恢复重建后不久，就到纪委工作直到退休，可以说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纪检监察事业。30年实践，30年风雨，30年创新，30年提升，反腐倡廉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很大发展。我从几个侧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领导：

　　从“哪有时间”到负总责

　　纪委恢复重建后，虽然胡耀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全党抓党风”，但党委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思想认识问题，更有制度保障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纪委开一个工作会议，纪委领导请党委主要领导讲讲话，给大家鼓鼓劲。他说：没什么可讲的。虽然后来他也到了会上，但只传达了一个上级文件，关于纪委工作一句话也不说。记得传达党的十三大精神时，正好下面的纪委书记来开会。在座谈过程中，有人给党委领导提了个建议，希望下去检查工作时也听听纪检工作的汇报。这位领导勃然站起：“一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听汇报！”1993年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后，我陪上级纪委的同志到一个县去检查反腐败三项工作，分管县委副书记一上来就说：“搞什么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中心。”我当即问他：“你要搞清楚，是腐败影响经济建设，还是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绝非个例。只不过更多的是当面说得好听，文件写得热闹，实际上不来劲。

　　直到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以后，上面所列现象才逐渐销声匿迹，至少公开场合看不到了。不论自觉不自觉，党委书记和政府市（县、区）长都得挑起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的担子了。

　　工作：

　　从“不务正业”到拓展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前期，纪委还没有专门的宣教机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办刊物、发案例通报等。有一次我到一个市去，顺便谈起教育问题，一位原监委的老前辈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搞什么教育，不务正业！案子办好就行了。”

　　这话放在当时，也没有多大的错。经过20多年，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了、深入了，要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就是抓宣传教育工作，也要把教育的说服力与改革的推动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注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在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多出精品。拿反腐倡廉歌曲创作来说，能有一首或几首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被全国广泛传唱，教育的覆盖面、吸引力、影响力就大了。

　　思路：

　　从死抠条条到服务大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现在已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来之不易的。

　　当初，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办案死抠条条，只讲是非，不讲利害，没有从大局、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问题。有一位纪委领导，是很好的同志，在处理一名犯错误领导干部时，坚持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而党委在讨论时只同意给予警告处分。按说，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都是轻处分，不涉及原则问题，而纪委这位领导非要坚持，结果和党委闹僵了，上级不得不出面做工作。二是把服务大局理解为直接参加具体的经济工作，去谈判、去招商、去跑项目、去要钱，一句话，去“做生意”，叫做“踩深水”，而纪委常委会都顾不上参加，实际上是“种了人家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探索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途径，路子越走越宽，工作越来越有成效。后来到下面去调研，发现纪委监察局的领导不光谈起反腐倡廉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谈起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既找准了位置，立足本职、履行职责，又使纪检监察工作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步了、合拍了、融入了。

　　规范：

　　从“通知”到法规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最经典、最管用的名言之一。但改革开放之初，党风廉政建设行为规范，大量还是靠发“通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有些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还要把握好法规制定和出台的时机，视条件成熟与否。因此，有的法规制定长达十几年，有的过了十几年后又了无下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早在1987年7月，中央纪委就制定了《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属于党内法规。但由于规范的范围有限（只限纪律），层次不高（低于准则、条例、规则），可操作性不强，在党内影响不大。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会同中央组织部拟定党内监督条例”，中央纪委当即开展工作，还组织了6个省调研。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制定党内监督条例”，中央纪委又继续抓了这项工作。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要求，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个党内法规的制定，3次出现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直到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才正式出台，前后一共13年。

　　目标：

　　从原则要求到科学具体

　　改革开放以来，从端正党风，到党风廉政建设，到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再到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其实一直都是有目标要求的。我的印象中，先后提出过6次。

　　第一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5年的目标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就是当时端正党风的目标。这个目标党中央、中央纪委一直在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只不过后来提法有了变化。邓小平1986年1月说：“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1986年6月又说：“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工作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只提“好转”，不再提“根本好转”；二是5年目标变成了“长期工作”。

　　第二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中央纪委向十五大的报告提出5年反腐败目标：“力争今后5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关键词是遏制蔓延势头，取得明显成效，这个目标比十二大提出的目标具体明确。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目标作出了回答：“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

　　第三次，1998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把消极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的目标。这是江泽民第二次这样概括。在1996年1月，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反腐倡廉新路子的角度，提出逐步找到一条“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

　　第四次，2005年1月，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的5年目标是，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这个目标时间要求明确，目标也很具体，但内容仅限于惩防体系本身。

　　第五次，2008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目标。有专家撰文认为，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

　　第六次，今年5月13日，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今后5年工作目标：“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这一目标从7个方面对反腐倡廉建设要达到的要求具体化，最后落脚到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提出的最全面、最完整、最科学、最具体的反腐倡廉建设目标。这一科学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反腐倡廉建设勾画出清晰明确的方向，准确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科学性、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的要求。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