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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张林一家三口生活安详 |
“黄碟夫妻”的困境和希望
⊙《法制周报》记者 邓益辉
时势台历
张林与妻子在家看黄碟，却遭遇警察闯入检查并被带走。此事吸引了法学专家、律师、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等司法界人士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地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和界限”的重大讨论，这是“公权与私权的争议”第一次从学术领域大规模进入普通民众视野。
人物档案
张林，男，1978年出生。李巧花，女，1980年出生，陕西延安人。
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张林夫妻压根没有想到，在2002年8月18日晚上，他们未来的人生将因为在家中看了一次黄碟，从而斗转星移。
有人将他们在家看黄碟的事举报，随后当地派出所民警闯进张林家中搜查。从床上惊醒的张林在愤懑中操起了棍子，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民警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名将张林带回派出所。
事件经历了4个月又13天的曲折发展，最终在当年12月31日，以延安宝塔公安分局向张林夫妻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29137元钱画上了句号。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偶尔触及6年前的那桩事件，张林的心头仍有一股淡淡的苦涩。可是，当《法制周报》记者与他谈论起现在的生活，张林满怀憧憬。
“麻烦制造者”
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一些乡镇里，流传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是嫁出去的女儿还是上门的女婿，永远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女客”。“女客”们无法获得户口，在村委选举中甚至被剥夺选民资格，而村集体收益分配时也会将他们排除在外。
张林夫妻居住的毗圪堵村就有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张林是上门女婿，自然成了“女客”。
近年来，毗圪堵村因为被征用了1000余亩的土地，得到一笔将近200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在分配补偿款时，“女客”们完全被忽略了。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客”们坐不住了，开始到处上访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在有关部门的重视下，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可是到了今年8月份，眼看着村里的“女客”个个都拿到了3万余元的征地补偿款，而自己一家三口却没有着落，张林心急如焚。他和妻子为了此事频频到村委会和乡政府询问，但都没能解决。
8月底，张林得到了村委会的答复：如果要拿到这笔补偿款，必须3天内将户口迁出毗圪堵村，15天内注销赖以为生的小诊所的营业执照。村委会认为，张林2003年7月在村里申办诊所时，提出安户要求，与村委会达成了协议：张林夫妇及其子女不享受村上任何待遇。
可是，有了6年前的那次经历，张林的公民权利意识变得清晰。就“女客”能否分到补偿款的问题，他仔细咨询了律师，得到了肯定答复。“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就在毗圪堵村，有权拿到补偿款。况且，律师也告诉我，与村委会的协议是违背《合同法》的，没有法律效力。”张林说。他去宝塔区法院打官司，可是法院不愿受理。
为难之下，张林去找乡长，但无功而返。张林的情绪很低落，他无奈地告诉记者：“乡长说我是麻烦制造者。”
他的言语中透露出来，6年前的黄碟事件在他们夫妻身上留下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
夫妻看黄碟事件
2002年7月底，家住延安大山沟里的张林，到毗圪堵村做了上门女婿。他和李巧花领取了结婚证，在山上租了一孔窑洞作为新房。
张林在陕西卫校读过书，毕业后曾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1998年又脱产到北京燕京学院进修。(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凭借自己学过的医术，他在山脚下的马路边开着一家小诊所。由于生意比较忙，夫妻俩平时就住在诊所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8月18日，张林夫妻在房间里看了一张借来的黄碟，随后睡下。晚上11点钟左右，四个穿着普通的蓝色制服，没有戴警帽，也没有佩戴警号和警徽的人，声称是万花乡派出所的警察，直接闯进了张林夫妻的卧室。
张林见这些人要抱走家里的电视机和VCD机，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慌忙起来阻拦他们。于是，双方的冲突发生了。张林情急之下操起棍子，却很快被制服，并被带回了派出所。
事发第二天，在交纳了1000元钱的暂扣款后，张林被放回了家。张林的家人说，他被放回家的时候，身上到处都是黑红色的伤痕。张林在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检查，诊断说明书上记录：多处软组织挫伤。
当“看黄碟事件”发生后，陕西省的《华商报》迅速介入了此事。两天之后，《华商报》刊发《家中看黄碟 民警上门查》的报道，将此事率先披露到社会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报道发出来后，法学专家、律师、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等司法界人士都对此议论纷纷，引发了一个全国性的关于 “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和界限”的重大讨论。有评论称，这是“公权与私权的争议”第一次从学术领域大规模进入普通民众视野。
讨回公道
9月22日，张林和李巧花举行了婚礼，两人笑靥如花。然而，“看黄碟事件”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简单单就结束了，一个月之后，一个让他们更加始料未及的变故又降临了。
10月21日中午，两名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警察突然来到诊所，以“协助调查”为由将张林带走。下午，两名警察又找到李巧花，向她出示了一张《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上面载明张林因涉嫌“妨害公务”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经过《华商报》记者的深入调查证实，在8月18日事发当晚，最初到张林住处搜查的四个人并不是正规警察。但宝塔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表示，坚信警方没有任何过错，张林确实妨碍了公务，他们要追究张林的刑事责任。
到了这个时候，李巧花和家人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们连夜赶到西安，向陕西省公安厅反映情况，同时委托一位北京律师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令张林夫妻感到欣慰的是，11月4日，宝塔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准逮捕张林，将案件发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第二天，宝塔区公安分局决定对张林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当天下午，李巧花和姐姐从看守所接回了已经被关押了15天的张林。
在张林的代理律师向阳介入后，“看黄碟事件”开始朝着有利于张林的方向发展。宝塔区成立了以政法委牵头，由信访局、政府办和公安分局等三家单位组成的协调小组，双方经过几次谈判，于12月31日达成了调解协议。
当天下午，宝塔区公安分局纪检委书记孙伟向张林和李巧花正式赔礼道歉。张林和李巧花终于为自己讨回了一个公道，并从宝塔区信访局领到了29137元的赔偿款。
困境和希望
可是，在张林的记忆中，看黄碟事件结束后那两年才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看黄碟事件让他和妻子李巧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显然，“黄碟夫妻”并不是什么好名声。在外面，张林夫妻忍受着风言风语，更麻烦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度窘迫。
张林从看守所回来后，患上了抑郁症。原本活泼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曾经两个礼拜不和别人说一句话，整天呆在屋子里不动弹。家人把他带到西安的医院进行检查，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
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患者受精神刺激后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不眠，发呆，有时哭笑无常，感到害怕，生活不能自理，反应迟钝，有自伤行为，有时捡烟头吃……问话不答，不能进行有效交谈，情感淡漠，精神运动抑制，自知力不全……”
张林住院期间的主治医生还记忆犹新：“他当时住在医院住院部5楼的精神科病房，看见什么人都害怕，看见铁窗也害怕。他经常蹲在墙边的地上，不敢抬头，像是认罪的样子，还经常伸出手，准备被铐的样子。”
当时，除了治疗，张林夫妻还要把原来上访、打官司时所欠的钱还清。待张林的抑郁症治好的时候，警方补偿给他的29137元钱，已经所剩无几。而看黄碟事件发生后，张林的小诊所也歇业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这时候，张林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妻子李巧花怀孕了。但这个家庭即将面对的问题是，孕育将需要的一大笔开销从何而来？
虽然困难重重，但孩子的即将降生给了这个家庭无穷的希望。从抑郁症中康复的张林说：“人生就这样，不管你是喜怒哀乐，为了生存，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你必须出去工作。”他决定把自己的小诊所重新开起来。
2003年底，在看黄碟事件发生前病人赠送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锦旗，又挂在了诊所墙上。儿子出生后，张林给他取名叫振华，小名荣祖，他和妻子对儿子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在看黄碟事件发生后那两年，外界有谣言说，张林是个“扫把星”，谁碰谁倒霉。但李巧花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命运已经将她和丈夫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拿到征地补偿款，内向的李巧花陪着丈夫一起奔波。张林和李巧花心里都很清楚，4岁多的儿子快要上学了，这笔钱对他们家非常重要。
尽管征地补偿款还没有着落，但只要听到儿子爽朗的笑声，夫妻俩总会笑容满面。“儿子比我小时候调皮多了，真好。”张林说。
记者手记
黄碟事件给私人生活
加上了一道保险
当地的一位公安人员对我们记者说，“这个报道为张林的家人讨到了一个公正的说法，对我们公安干警来说是受了一次法制教育，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执法水平。”我觉得这是我整个采访过程中听到的最客观的一句话，我也觉得挺自豪的。
起码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有一些作用，这个报道能对一些人产生一些影响；起码这样的事情我想将来在陕西，甚至在全国也不会再发生了。
公权力不应该随意地介入公民私权利的空间，这件事，引发了对公民权利的探讨，众多媒体联手捍卫了公民权利，使得公民个体权利意识得到普及。
正如事情结束后有媒体评论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我们相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我们命运的写照，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能折射我们的命运。也许，延安这对夫妻的命运，没有我们的呼喊不会改变。而延安这起事件的最后结果，也许从此就给我们每个人私人生活的安宁加上了一道保险。”
作为媒体，我们的义务就是这样关注那些受伤害的人，关注那些需要我们关注的事件。因为，关注弱者，关注我们的社会，也就是关注我们每个人自己。
“夫妻看黄蝶事件”首发记者 《华商报》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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