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事件是西方战略失误 预示俄罗斯回归

　　格鲁吉亚事件是西方的战略失误

　　文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译 陈云飞

　　有时，小事件能预示大变革。格鲁吉亚这次的失败也许便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它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但并不标志任何新冷战的回归。

　　后冷战时代的序幕是由西方的胜利拉开的，美国新保守派理论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其书名相当大胆，但抓住了西方的时代精神。历史以西方文明的胜利进行了终结。世界其他地区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西方世界的前进步伐。

　　在格鲁吉亚，俄罗斯高声宣布，将不再屈从于西方。蒙羞20年后，俄罗斯突然重返这里。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为西方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说教感到困惑。印度与中国都没有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这表明，西方世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观点是何等孤立：西方世界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支持受迫害的格鲁吉亚反对俄罗斯。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反对恃强欺弱的西方。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隔阂已扩大至极致。

　　因此，西方世界从格鲁吉亚事件中吸取正确的教训非常重要。它需要从战略上考虑其有限的选择。自苏联解体后，西方思想家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再也不需要进行地缘政治妥协了。它可以开列条件。但现在必须承认现实。北美、欧盟和澳大利亚等西方人口总和为7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其余90％正从世界历史的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8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西方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应该写成：“世界其他地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给西方挑错”。原因为何？是因为西方缺乏战略思维。

　　纵然有缺点，毛泽东仍为一位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他曾说过，永远要解决主要矛盾，协调次要矛盾。当苏联成为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耻辱——与一个当时承认蒋介石为合法统治者的大国打交道。西方必须效仿毛泽东的实用主义，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俄罗斯远不是西方面临的主要矛盾。真正战略上的选择在于，其主要挑战是来自伊斯兰世界还是中国。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西方表现得好像伊斯兰世界是其主要挑战。然而，西方毫无策略地跳入伊斯兰世界，而不是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来赢取12亿穆斯林。因此，在阿富汗与伊朗，失败已隐隐显现，而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一个更为敌视西方的环境。

　　很多欧洲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政策的愚蠢。但他们不愿面对把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给美国武装力量的危险。在安全方面，地理要高于文化。由于地理原因，欧洲不得不担心伊斯兰的愤怒。而由于横隔大西洋，美国这样做的动机不大。

　　在美国，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视中国为他们的主要矛盾。然而，他们也热心支持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立场对中国是一份地缘政治上的礼物。它保证了美国要面对整个敌对的伊斯兰世界，使其注意力从中国身上转离。当美国注意力被转移时，中国已稳定了周边地区。

　　西方思想家必须决定，真正的长期挑战在哪里。如果是伊斯兰世界，美国应当停止入侵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并与中国保持长期协同关系。如果是中国，那美国必须拉拢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解决巴以问题。这将使得伊斯兰各国在对抗基地组织的战斗中，更紧密地与西方合作。

　　西方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现在终于有可能创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想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国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包括中印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想与美国和西方合作。但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碍在于，西方缺乏对整个世界长期连贯的战略，并未能作出地缘政治让步。西方国家领导人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但很少有人承认，这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格鲁吉亚事件揭示了缺乏战略性思维的后果。（英国《金融时报》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