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难进入“深水区” 理念需革新

　　《瞭望》文章：高教体改缘何难入“深水区”

　　与在经济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要靠理念的革新，而不是仅靠一味地增加物质投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今年暑期招生，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与科大计划在内地二十多个省、区、市共计招生近千名，它们依然是内地“尖子生”们的热选。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杨东平教授认为，这种平均从几十个内地考生中游刃有余地选一的“掐尖儿”式录取，看似与内地名校竞争，实质是促使内地同行思考还要不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雪上加霜”的事实

　　“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数量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至少要花20年才能达到现有的教学质量。”这段对一些国家因高校扩张而影响教育质量的质疑，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海纳西在2006年（上海）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的演讲。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中国内地，民间对高等教育质量不绝于耳的质疑，乃至一些“尖子生”转而报考香港高校热，也恰恰与1999年以后高校招生规模持续快速扩张的进程相伴。

　　进入21世纪，内地一些高校举债大建大学城、大校园，以及学生宿舍、食堂、教室等硬件设施，却难以阻挡高等教育系统内固有的多种矛盾日益显现，如办学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图书设备匮乏、管理相对滞后、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等，高校毕业生持续多年徘徊在70%左右的就业率，更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

　　一时间，“高校扩招后教育质量是否滑坡”引发热议，在一波又一波质疑教育质量的声浪中，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纳入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高招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招生增幅连续两年控制在5%，高等教育开始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2007年，国家投入25亿元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启动实施。

　　从国家的角度说，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希望受教育者能和用人市场“适销对路”，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能以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性成果参与国际竞争。后者主要表现为高端人才的培养，所以更看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有些不幸的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在不少大学也同样成为事实。

　　2005年，国务院学位办曾委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作过一个关于研究生教育现状的抽样调查。调查涉及97所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导师，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博导和硕导认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下降了；“师生比”指标在许多学校已经达到十几甚至二十几；有三成多研究生读研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或为了离开原来所在的地方；由于博士生阶段每月生活不高，一些优秀青年要么不选择读博，要么选择边读博边花很多精力去打工挣钱；由于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少，一些理工类的研究生不得不承接大量的横向科研，而横向研究的技术含量低，起不到提高自己的作用。

　　关注行政化弊端

　　高等教育缺乏竞争力和活力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进行“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体制问题研究的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在《我们高校的行政化弊端及改革建议》一文中披露，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进入大众的视野，但社会舆论、“两会”和教育论坛中的许多观点表明，这一饱受诟病的问题没有全面好转。

　　熊丙奇认为，高校内部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化管理导致学术资源分配由行政程序主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招生、学术、财务、设备采购、基建等方面的教育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高校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发生变化，一些人越来越多地追求身外之物，出现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之风，以迎合各种行政定量化的评价指标，影响了高校的公信力。

　　一方面，我们雄心勃勃地树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差距依然不小。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人至今认为只要有更多的钱，引进更多的海外学者、教授，搞起更多的“学者计划”等，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殊不知，一流人才的产生和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出现，需要良好的学术制度环境，否则很难产生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创造性人才。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造成教育质量滑坡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展不快。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大学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机制——确定学术标准、学科专业、教育内容等事项，以及遏制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均由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来参与完成。与在经济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要靠理念的革新，而不是仅靠一味地增加物质投入。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要不要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如何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呢？要不要思考一下如何改善高校和政府的关系呢？要不要思考一下在促进政府在服务教育中如何打造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问题呢？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涉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问题。根据1998年高等教育法中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教育部门对所属的一些大学该放哪些权呢？权是一种责任，那些国内最好的大学有办学品牌，理应也要有建设一流大学的责任和权力。

　　从来没有一项改革不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十一五”时期重点推进的政府转型，促使政府改革进入“摸不到石头”的“深水区”。打造“服务型政府”，是要对行政部门以往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管理权力加以限制，是要通过权力格局的调整，使行政部门以新的模式服务于社会各领域。

　　为什么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无形的阻碍呢？有分析人士说，一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比如仅仅是“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国外都是非政府机构来做）这一项，就意味着一些人将失去某些“既得利益”，这也是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原因所在。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行政改革相当程度上是要自上而下的，要有科学周密的通盘规划，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要有志在必得的信心，这样，深化改革就能有实质性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行政部门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破除自己头脑中的樊篱，放弃那些不适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做法，把该管的事切实管好，把大学自己该办、能办的事情的责权放下去，“让大学更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