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远未结束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当前的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
李向阳：应该说目前次贷危机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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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特征将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遏制通货膨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房地产市场触底；次贷危机通过私人消费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不排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至于第三阶段，重点将是检讨和改革导致次贷危机的制度安排。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从2007年8月开始计算，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国内学术界对次贷危机、关于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的认识也经历过几个变化，比如刚开始时认为，次贷市场本身规模不大，因此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在次贷上的投资比较少，所以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也不会太大。但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这种乐观态度正在改变。
李向阳：我们对次贷危机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要对其形成的机制和长期影响作出客观的判断。由于次贷危机是在过去十多年间自由放任和放松管制的大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济发展理念和制度上探讨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全球发展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美国“负债消费”经济模式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繁荣被归为一种“资产型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会不会面临调整？
李向阳：这种发展模式有可能因次贷危机而受到冲击。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对多年来美国负债消费的一次“纠正”，标志着“寅吃卯粮”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不过，这种“纠正”成本正在为全世界所分摊。对美国经济而言，因政府干预，“寅吃卯粮”的私人债务被社会化了：节俭者为挥霍者埋单；同时，因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美国的债务又被全球化了：全球的储蓄者为美国的消费者埋单。这是世界货币拥有者的特殊收益。
美国负债消费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成本或负债成本多年来一直处于低位。而较低的融资成本又是和放松管制、金融创新、风险低估（underpriced）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未来必须加强金融监管。这将会导致风险定价回归到正常水平，融资成本上升将不可避免。
次贷危机的恢复过程将会伴随美国家庭、金融机构和整个国家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不仅需要家庭，而且需要整个国家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
当然，这并不等于今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会彻底放弃负债消费模式，而是有可能改变以往过度的负债消费模式。即便如此，发达国家适度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对外消费需求放慢，也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冲击更为明显。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的这种风险回归、融资成本上升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什么影响？
李向阳：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有可能改变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
长期以来，抵押贷款证券化被认为是金融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被认为降低了金融风险（风险分散化），而且客观上也降低了市场融资成本。然而，次贷危机的事实证明，只要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金融创新掩盖的金融风险就会完全凸显出来。金融市场对证券化风险的低估是次贷危机带给人们的重要教训之一。在危机发生以后，美欧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检讨包括市场评级机制在内的金融市场运行方式。
3、如何理解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
避免陷入“分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谈到的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全球化风险，这是在经济周期层面上的。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个问题？
李向阳：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风险不只是来自经济周期的冲击。对于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贸易、投资、人员、技术流动是在特定规则下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加强。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
客观上，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我们要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就首先要遵守现行规则。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种规则的不合理性。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核心是保证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不受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在分工体系的顶端位置。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分工体系，有可能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
这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犯战略性错误。
如何理解经济安全
《第一财经日报》：在对外开放领域，另外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也被认为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层面的风险。
李向阳：经济安全涉及广泛的领域。目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
以产业安全为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就是从过去以“绿地投资”为主开始转向并购投资。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到中国设立工厂，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并购投资方式下，外资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很多大规模的并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产业里对龙头公司的并购，引起了国内很多关于产业安全的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本身就存在难以处理的矛盾。在完全不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产业安全可以通过由中资控制的完整产业链条来实现。
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资完全控制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条是难以做到的，必然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当前国际分工趋于深化，产业链条会配置在全球很多国家。多数控股本身已经无法保证产业的安全。因此，各国已经不再注重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所有权控股这类静态指标，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控制产业的顶端环节，控制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动态产业安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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