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宪兵”面临下岗威胁

　　“非洲宪兵”面临下岗威胁

　　陶短房

　　8月5日，卢旺达政府下属专门调查委员会（Mucyo）发布调查报告，指控33名法国人（13名政客，20名军人）涉嫌直接参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在那次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中，约有80到100万人在短短3个月中丧生，数百万人流亡国外，成为二战后最为惨痛的种族清洗事件。

据卢旺达司法部长塔尔西塞（Tharcisse Karugarama）称，法国参与了对胡图族前政府军队的培训、作战计划拟订，甚至直接卷入屠杀；被指控名单中包括已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前总理巴拉迪尔和德维尔潘、前外长朱佩等政要。

　　作为“非洲宪兵”，法国在二战后一直被认为是整个非洲、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平衡力量。如果说，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从冷战时期的两强对峙过渡到后冷战时期的美国独霸、群雄紧跟，那么战后的非洲，不论老牌的殖民大国英国还是不可一世的美国、前苏联，任何一个强权的影响力，在广度、深度和持久性等方面都远远无法和法国相比。正因为如此，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前殖民地国家起诉（尽管卢旺达并非法国前殖民地，而是比利时国王前私人领地）——这也是欧洲殖民宗主国在非洲首次被前殖民地国家起诉——本身，所蕴涵的意义绝非简单的司法争议，更不仅仅涉及小小的卢旺达抑或非洲大湖区，而很可能意味着非洲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胡图图西之争和卢旺达大屠杀

　　卢旺达境内最大的两个民族是胡图族和图西族，其中前者占总人口85%左右，后者则占14%。

　　事实上，图西族和胡图族都是古代从东非迁居非洲中部大湖区的移民，在卢旺达定居时间相仿，彼此间也有很多血缘关系，族属并不远。“图西”、“胡图”的名称虽早已有之，但通常被用来区分职业（图西族以养牛为主，胡图族主要从事农业）。1918年，比利时取代德国，成为卢旺达的统治者。为便于统治，他们决定扶植在他们看来皮肤稍白、较为“合作”和“有教养”的图西族作为代理人。

　　当时划分图西和胡图族的标准十分草率，他们按照家中牛的数量，人的皮肤和眼睛颜色甚至头颅大小，把原本说同一语言、相互通婚的卢旺达人强行分开，并给予图西族较多特权，这无形中人为制造了两个相互对立和仇视的民族。

　　1962年，卢旺达独立，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立刻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转而对图西族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歧视等报复措施。1973年，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担任总统，进一步鼓励了胡图族民族激进情绪。在他的放任和怂恿下，一些胡图族激进团体建立了许多地下广播电台，用煽动性的语言挑唆、操纵胡图族人，激化其对图西族的仇恨和偏激情绪，并进而挑起流血事件。

　　此时，卢旺达的邻国乌干达正发生着一些重大变化。

　　乌干达自阿明独裁政权垮台后发生了内战，许多流亡当地的卢旺达图西族人站在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一边，据统计穆塞维尼当时共有1.6万兵力，其中1/4是卢旺达图西族人。当1986年穆塞维尼夺取乌干达政权后，这些卢旺达图西族人就在卡加梅（Paul Kagame，现任卢旺达总统）等领导下成立了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1987年12月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FPR）。1990年，他们放弃乌干达国籍、职务，开始越境进行夺取卢政权的武装斗争。这使得卢旺达胡图、图西两族矛盾更趋激化，胡图族极端组织不断以FPR的威胁为口实挑唆暴力，并逼迫政府制定更激进的反图西族政策。

　　在长期劳民伤财的内战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逐渐认识到民族和解的重要性，并通过南部邻国布隆迪的领导人尝试与FPR和解。1992年，两派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停火协议。

　　胡图族和图西族中的激进分子均对停火表示不满，各种挑衅此起彼伏，胡图族极端地下电台更是十分活跃，火药味弥漫在卢旺达全国。

　　1994年4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赶赴坦桑尼亚出席解决地区性冲突的会议。6日，他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1时左右，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坠毁，两位总统双双遇难。

　　坠机事件成为引发执政胡图族对图西族大屠杀的导火索。自4月至7月，短短 100 天内有多达 91 万人死亡，占当时卢旺达全国人口的1/9，其中绝大多数（91%）为图西族人。此时FPR重新开始军事行动，并于当年7月19日夺取了卢旺达政权。随后，又出现了图西族对胡图族的报复，导致大量胡图族人和前政府军人逃入西部邻国刚果（金）境内。直到当年10月，事态才逐渐平息。

　　在整个事件中，于6月22日以“维和”名义进驻卢旺达的比利时、美国等联合国军队坐视屠杀不闻不问，并很快抽身离去，而法国军队虽一直驻扎在卢旺达，并待到8月21日，但同样对暴行置若罔闻，甚至传出他们参与政府军对图西族人施暴的众多消息。

　　卢旺达和法国的恩怨

　　前已述及，法国并非卢旺达前宗主国，卢旺达说法语，是因为受比利时的影响。

　　由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关系，法国对自己在非洲大湖区的影响力高度重视，而图西族传统上和东非各英语国家关系更密切，出于平衡考虑，法国一向支持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自1962年至1993年8月，法国共向卢旺达提供援助2.8313亿美元，赠款3655万美元，免除卢债务1417万美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9次访法，法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都曾访卢。1990年卢旺达内战开始，法国公开支持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提供军费据称达1亿美元以上，使得卢旺达政府军在短短3个月内扩军3倍，并获得大量军火；法军还直接为卢旺达政府军提供顾问、训练和指导。

　　大屠杀刚开始时，法国军人不但仍在为胡图族政府军提供武器和训练，而且为胡图族人提供庇护，却拒绝庇护被追杀的图西族人。屠杀开始后，以“维护当地稳定”和“人道主义帮助”为口实参与“绿松石计划”而抵达卢旺达的法国特种部队对胡图族军队的暴行视若无睹，甚至冷酷地将逃到自己驻地的图西族难民拒之门外，任凭他们被虐杀。密特朗之子小密特朗（Jean-Cristophe Mitterrand）负责非洲的“特别事务”，直接插手卢旺达事务，也是众所周知的。

　　正因为如此，FPR政权上台后，卢旺达和法国的关系迅速转冷，两国均一度撤回大使。直到1995年5月，法国才恢复驻卢旺达大使馆，此后双边关系缓慢恢复。

　　然而1998年12月25日，法国议会“关于法在卢大屠杀中作用”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结论是法对卢1994年大屠杀没有直接责任，仅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这被卢旺达政府认为是“不真诚的”，双边关系再度趋冷。

　　2006年底，法国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以涉嫌对引发卢旺达大屠杀的“哈比亚利马纳座机坠毁事件”负责为由，向卢旺达9名政府高官发出国际逮捕令，并一度威胁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送上法庭。这导致卢旺达和法国断交，并关闭了法国在卢全部官方机构、电台、国际学校和文化处。

　　由于布吕吉埃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仅凭部分法国飞行员家属的一面之词就作出上述判决，卢旺达朝野普遍感到屈辱。此后不久卢旺达专门调查委员会（Mucyo）就宣布成立，并和卢旺达甚至法国一些民间组织，比如“生命线（Survie）”展开合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此次起诉既是对调查的总结，也具有鲜明的对法国报复的意味。

　　宪兵不复当年勇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包括法国和比利时前殖民地）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以维系其影响力：政治上，积极扶植各国政府，协调其国际、国内矛盾，充当其保护者和代言人；经济上，不惜工本组织诸如非洲法郎（FCFA）和非洲航空公司（AF）等，以确保非洲法语区经济稳定、互补及其和法国本国经济、金融的紧密联系；军事上，为各国提供军援和军事保护，帮助其平息内战外患，维护区内和平；文化上，以使馆文化处和无处不在的法语广播、法语国际学校为据点，积极扩张法语影响力，试图以法语和法语文化为纽带，确保法国在非洲的主导地位深入人心。

　　作为“非洲宪兵”，1970～1980 年代，法国或单独或与小兄弟比利时联手，相继出兵平息了扎伊尔、乍得等多处战火。应该说，法国的非洲老大地位是用其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苦心经营和大力投入来树立和确保的。对非洲各国而言，仰人鼻息固不好受，但既然法国人能保证他们货币稳定、政权无恙、诸事省心，这样的老大认一个也似乎利多弊少。

　　但这个老大是用命和钱堆出来的，一旦二者不能保证，老大的宝座也会岌岌可危。进入 1990 年代以来，法国对向非洲大量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其作为非洲老大的两大法宝：非洲法郎和非航，前者两度贬值，威信大损；后者入不敷出，最终倒闭。

　　更严重的是，以往无处不在的非洲宪兵如今却对乍得、民主刚果的流血置若罔闻，对科特迪瓦内战束手无策。

　　在前不久的乍得事件中，法国驻军一度表现慌张暧昧，甚至劝说乍得总统流亡；在毛里塔尼亚发生的法国本国人被劫持事件中，近在咫尺的法国驻军竟迟迟不动。这些都让卢旺达这样的非洲国家看在眼里：既然法国老大不作为，既然如今非洲已不是法国一家独大，那么非洲人也犯不着再对法国毕恭毕敬。

　　更有甚者，自萨科奇上台以来，法国反过来压迫非洲各国对法国“尽义务”，相继提出诸如“对等开放市场”、“忘记旧怨向前看”等主张，希望非洲各国分担法国的经济负担，帮助解决法国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却又想相应减少对非洲的投入。这等于告诉非洲人，法国宪兵既不想继续在非洲巡逻放哨，又打算占着宪兵的编制，享受宪兵的福利待遇。卢旺达一而再、再而三的激烈回击不啻告诉法国人：这招过去也许好使，但以后恐怕行不通了。

　　2006年底的法卢断交事件中，此前法国法官的傲慢轻率，和事发后法国外交部的惊惶失措，让人不由感叹法兰西宪兵风光不再；此次卢旺达对法国的指控，法国外交部的回应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同样大失“宪兵”和“老大”的风范。

　　“上谋察于青萍之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本已对法国老大一肚皮怨气的其它非洲国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幕。卢旺达是个小国，反应再激烈，能量也有限，但其意义却绝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法国非洲”体系形成至今，从政治、军事、文化全方位撼动法国－法语统治地位的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这可能标志着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下降，已由过去的量变缓慢积累到质变的临界点；可能预示着多灾多难的非洲，又即将面临一轮大国政治势力的再平衡、再分配、再洗牌。

　　更有意义的是，一向习惯于用“人权”、“人道主义”名义把别人送上法庭的法国，此次却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恐怕将预示着世界秩序一次重大改变的开始。也许再过几年、几十年，人们回过头来，才能判定此次卢旺达事件，究竟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