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隐君子建网络防艾滋 缺技术资金受歧视(图)

坐落在蒙自县偏僻角落里的“康馨家园”。 记者 韩亿国/摄

　　红河草根戒毒网络:吸毒"黑老大"当防艾志愿者

　　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个旧市的“胡杨树”、蒙自县的“康馨家园”、开远市的“阳光家园”、弥勒县的“心之帆家园”，4个由一群有着相似经历、曾误入毒海的人员组成的草根组织，每天都在为和他们有相同遭遇的人争取着共同的利益，帮助他们脱离毒品诱惑，鼓励他们重新做人……他们，就是于2006年组成的红河州草根网络，专门为IDU（静脉注射吸毒）/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同伴教育、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工作。

　　所谓草根，通俗一点理解，就是未注册成功的民间组织。对于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类似的自助组织，有专家认为，这样的组织让遇到危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获得了支持和关怀，它们在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方面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自2006年8月成立以来，经过成员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全球基金第六轮项目办、省项目办、PSI（美国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昆明办事处、国际艾滋联盟、美国Pact、NGO发展交流网、地方相关部门等，多次到个旧市“胡杨树”、开远市“阳光家园”、蒙自县“康馨家园”、弥勒县“心之帆家园”等组织参观考察，皆对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几个组织的工作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与赞誉，草根网络的工作在省内被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机构所认同。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们勇往直前？他们用什么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又通过怎样的努力，统一了红河州美沙酮的价格……记者日前来到个旧市和蒙自县，走进这个团体。

　　王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创办“胡杨树”网络

　　和成员统一了红河州美沙酮价格

　　王军（化名），个旧市“胡杨树”创始人。在记者面前的王军瘦瘦的，他说以前他身体很壮实，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海洛因害的。

　　1988年，18岁的王军在个旧市矿山淘到第一桶金，在那个对毒品一无所知的年代，受到“混得好的人才吸毒”的错误引导，他吸上了毒。不仅他，连帮他管理矿山的二哥三哥都受他的影响，染上了毒瘾。短短两三年，在矿山辛苦赚来的几十万元，都被他们吸食一空。

　　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毒品，王军走上了“以贩养吸”的路，同时选择了静脉注射吸毒的方式。1991年3月，王军因贩卖0.09克海洛因，被判入狱2年半。

　　就在他坐牢时，从不吸毒的女友为了帮他筹集到戒毒费，把王军藏在家中的毒品拿出去卖，结果也因为贩毒被判刑3年。1994年初，女友出狱时，早已出狱并已戒断毒瘾的王军专程到监狱接女友回家。安顿好女友后，他又返回矿山，他要重新开始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因坐牢失去了工作的女友，在家闲极无聊时，竟在狱友的影响下，吸上了毒。“我心里又急又恨，但又无可奈何。她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在女友的影响下，他又吸上了毒。

　　1996年，女友因注射毒品过量死亡。“她的家人非常恨我。现在她的父母都还健在，我们偶尔还会在街上碰到，但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我现在太瘦了，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王军回忆起死去的女友时，心里很愧疚。2006年，二哥患艾滋病去世；2007年，三哥同样死于艾滋病。亲人接连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王军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现在，王军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王军说，他的二哥三哥在2004年就查出被感染了。“感染者得不到尊重，也得不到及时治疗。因为二哥是感染者的身份被泄露，我大哥原本生意很红火的馆子也不得不关门。”

　　在看到很多戒断毒瘾后，却依然被歧视、被误解的同伴，面对家庭、社会的无助时，王军产生了“自己救自己”的想法。戒断毒瘾后的王军曾经想参与到美沙酮同伴教育等工作中，但都被拒绝了。但他始终抱着“想做事，哪有找不到做事的地方的道理”的信念，终于在同伴教育期刊《成长》当通讯员的时候，他认识了在个旧市绿园关爱中心从事同伴教育工作的王文。

　　“艾滋病给个旧市带来的伤害很大，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不希望看到别人再重走我们的弯路。在我活着的日子里，我能帮就帮。”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文后，得到了王文的支持。在多个组织积攒了丰富经验的王文来往于民政、卫生等部门，经过不懈努力，2006年8月，在得到个旧市卫生局防艾办的同意后，他们正式成立个旧市“胡杨树”。在他们的努力下，2007年，蒙自县的“康馨家园”、开远市的“阳光家园”、弥勒县的“心之帆家园”也先后成立，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正式组成！草根网络成立后，先后在社区和同伴间举行了法律法规的培训、HIV预防教育、社区宣传、同伴随访、医院探视、安全套和针具发放等活动。

　　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关注这个团体。开远市政法委书记带领公安、民政、卫生等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到“阳光家园”调研，了解草根组织所开展的工作，把草根组织遇到的困难提上了人大的议事日程；红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陪同云南省公安厅两禁处到“康馨家园”调研，并指派警官负责协调草根组织在当地开展工作存在的问题；一些过去家庭关系紧张的局面也得到了改善，甚至有部分成员家长主动请缨，希望对他们培训IDU/HIV家属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技能，然后在社会和家庭层面开展消除歧视倡导工作……

　　“在我们的努力下，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红河州美沙酮统一了价格，每人每天5元。而在这之前，蒙自县的美沙酮价格为8元。”说起这件事，草根网络的成员们颇为自豪。

　　2007年11月下旬，红河州个旧市、蒙自县和开远市的IDU/HIV草根组织针对各地区美沙酮收费偏高，大部分美沙酮服用者无经济能力保持较高的终身维持治疗费用，在个旧市、开远市、蒙自县发起了减免美沙酮治疗费用倡导活动。

　　为什么要倡导减低费用呢？蒙自县“康馨家园”负责人介绍，美沙酮维持治疗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减少了疾病（特别是艾滋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播的疾病）的传播，给吸毒人员带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很多长时间滥用药物的人已经身染各种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多数人已经完全散失了最基本的劳动能力。他们目前维持治疗的费用完全是依靠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已经有部分维持治疗人员由于无力承受每天几元的费用而退出治疗。“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维持治疗，吸引更多的药物滥用者参与治疗，办法就是减免贫困地区、毒品受灾区、艾滋病流行地区美沙酮维持治疗人员维持治疗的费用。”这名负责人说。

　　2007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红河州一位副州长代表红河州地方政府看望慰问感染者时，草根组织代表向这位副州长反映了当地美沙酮收费偏高的问题，副州长当即表示当天下午就解决。几天后，蒙自县美沙酮维持治疗点贴出通告：“从2008年1月1日正式下调为每人每天5元。”

　　冯宇：吸毒20年，创办“康馨家园”网络

　　睁着眼睛吸毒是件很痛苦的事

　　他，曾是一名在蒙自县呼风唤雨的“黑老大”；

　　他，曾因吸毒堕入“地狱”，20年的吸毒史让他过着非人的日子；

　　如今，他不但戒掉毒瘾，还成为一名禁毒防艾志愿者；

　　如今的他重拾“老大”风范，却是作为“康馨家园”的园主，为了帮助更多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而奔走呼号。

　　他叫冯宇，个子不高，却很壮实，举手投足间尽显“老大”作风。“如果前几年你见到我，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毒品几乎把我的整个人生都毁了！”提起之前的种种，冯宇只用4个字来形容“不堪回首”。“现在有时讲起来都还会哭”。

　　冯宇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作为家里的独儿子很得宠。然而，家庭的突变使冯宇没能继续读书，从18岁开始就混迹“江湖”，凭着一个“义”字和一个“狠”字，他成为了蒙自县鼎鼎有名的“黑老大”，在蒙自城里呼风唤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海洛因是什么，但吸毒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吸食海洛因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加上这时的冯宇遇到了一些挫折，从此他开始吸毒。“当时觉得吸上三五年后，等缓过神就不吸了，没想沾上海洛因就再也戒不了，这一吸就是20年，毒瘾越吸越大，到后来我流出的血都是清的！”

　　在这20年间，冯宇从一个人人敬畏的“老大”，变成了一个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讨厌鬼”。“那时就连街上的小混混都可以来欺负我，到了冬天脚上化脓，却只穿着一双烂布鞋，根本没人管，连家里人都放弃我！”冯宇说，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身边同伴的遭遇，经常被人指着鼻子骂，有的吸死了都没有人收尸，受到大家的歧视，根本没有人会关心。“睁着眼睛吸毒是件很痛苦的事，我没有因为吸毒而沉沦，我平时爱看书，这些事都深深刺激着我，我想做点事，却无能为力，我曾5次戒毒，甚至宁愿戒毒而死，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美沙酮出现才让我彻底戒断毒瘾。”

　　正是因为自己有过相同的经历，冯宇一直希望自己能为身边的兄弟做点事，让他们回归正道。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项目负责人王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帮助别人。”在王文的帮助下，冯宇成立了草根组织“康馨家园”，冯宇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办公室，他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帮助周围的兄弟戒毒，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和帮助同伴，并引入项目。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冯宇的“家园”中，他的行动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和帮助，减免了主要康复药物的费用等。如今，经历磨难获得重生的冯宇恢复了往昔“老大”风范，但如今的他不再纠缠于“江湖恩怨”，而是带领着“康馨家园”的志愿者和同伴们，为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奔走呼号。“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是社会的温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应该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使同伴们早日重新做人。”

　　调查

　　草根组织法律地位有待明确

　　随着防艾工作从地下走到地上，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其中，草根组织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草根组织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边缘地带，由此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昨天，云南省卫生厅防艾局交流合作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诸多问题中，草根组织的法律地位是其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草根组织在防治艾滋病的最基层开展工作，他们主要依托于一些项目开展工作，比如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遇到就业困难、法律问题等，他们又不想暴露身份时，这些组织就自发地参与其中做这些工作。”省卫生厅防艾局交流合作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应该说这是全民参与防艾的一种体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防艾工作中，各界人群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怀、救助。任何组织，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序、合法地开展工作，而目前草根组织处于一种边缘地带，由此带来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这些组织的法律地位有待明确，现行法律法规对于这块内容有待完善和调整，也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便让更多的组织开展防艾或其他公益事业活动。

　　难题

　　无经验借鉴 缺技术资金 受歧视

　　“草根”一说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掀起淘金狂热并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并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因此有种说法，所谓“草根化”也就是平民化、大众化，而草根组织（CBO）是指由民间自发成立的自主开展活动的组织。

　　正因为草根组织是一种民间组织，使得它一直游离在边缘地带，由此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作为红河州IDU/HIV草根网络项目负责人的王文对此深有感触：“目前草根组织主要存在3大问题。”

　　问题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草根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问题，诸如组织架构、组织内部的管理、如何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筹款机制等，国内尚无IDU/HIV人群草根组织的成功经验可借鉴，如何来探索这一领域的自助互助模式，都是IDU/HIV人群草根组织急需解决的问题。

　　问题二：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各地区草根组织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需求不尽相同，如何形成以点带片、以片带面、以面推动的自助互助发展环境，谁来支持？如何支持？如果长期寻求不到支持，必将给草根组织工作的积极性带来毁灭性、消沉性的打击。

　　问题三：社会歧视依然严重。部分地区的一些部门和个人对于IDU/HIV个人、草根组织的参与和发展带有严重的歧视。如何消除来自外部环境的歧视和压制，营造社会对IDU/HIV个人、草根组织积极参与的鼓励和支持性环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