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姓王名成。和一部著名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角英雄同姓同名。但，他不是英雄，只是辽源矿务局梅河矿红梅二井的一名矿工，一名采煤工，更准确点说是一名在负340米深的地底下“看皮带（运煤传送带）溜子”的工人。
如果你家住在吉林省或辽宁省，家里又烧煤，而这煤又是辽源矿务局产的，那没准你往炉膛里扔的一锹煤就有几块是从他的手里传送到地面的，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这么巧的事。
戊子年，表弟52岁，下井的“井龄”已达34年。表弟是我亲老姑的儿子，按理说跟我应该有几分之几的血缘关系，但和我却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话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我老姑“走道儿”（改嫁）到我后来的老姑夫家，老姑夫王兆根是伪满时期从山东被日本人和汉奸骗到辽源西安矿来下井挖煤的。现在说西安矿你可能没具体概念了，但说起辽源市的“万人坑”，你也许就知道了，我再具体点说，去年新文化报有位摄影记者拍了幅照片，说的是一位日本僧人的《谢罪之旅》，获得中国摄影艺术展一等奖，就是出自辽源西安矿一带的“万人坑”里。
老姑没到老王家之前，矿工王兆根家有四口人：媳妇、姑娘、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表弟王成，小名虎子。在我的记忆中，小虎子人极聪明，心眼又好，在我们俩一起玩的时候，不是我这个表哥让着他，却常常是他可着我。特别是我在他的言行中从来没感觉到我老姑是他后妈我是他后表哥的意思。这一点也令我至今奇怪，都是“前方”的孩子，怎么一个冷着，一个宠着呢？对我，有两个细节，一生都不会忘的。当年，我家在农村，又很穷，农村小孩，能吃饱不饿，就是好生活了，还能吃到什么稀罕东西呢？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矿工的福利是大面包，像今天已经不多见的铝饭盒那么大，下一天井，发一个面包票。老姑夫王兆根自己舍不得吃，攒到10个20个面包票，统一领一次，等我去串门时集中吃，或者让老姑、表弟、表姐到我们家串门时给我带来。在那个食品极端匮乏的年代，面包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好吃的食品。更可珍视的是，我从来没听到一句表弟对此抱怨的话，他们在人前人后，也从来没和我抢过一口吃的。其实，好吃的谁不愿意吃呢，都是孩子，尤其在那个穷困的年代里。
和表弟的最后一次分手，是1992年农历二月初二“送走”老姑以后。到2008年，已经整整16年没和表弟见面了。
戊子新春，我驱车从长春出发，这一段仅仅两个多小时的距离，我却用了16年的时空。
表弟和弟媳已经在胡同口等候了，没有客套寒暄，也用不着客套寒暄。弟媳说：“哎呀，大哥来就来呗，拿这老些东西干啥？”事实上，此次没见面以前，我已经记不得表弟媳的模样了，她说上一次看见我，是28年前我结婚的那一年。他们的穿着虽然都很普通，精神状态看上去还不错，表弟的容颜并不显老，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这让我内心有了些安慰同时也吃了一惊，只是表弟媳要比城市里的同龄妇女稍老一些。
还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居住环境。给我的感觉，两代矿工之家，其居住外观至今没有改善。表弟的家居住得如此窄小，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我问：像你家这种居住情况的有多少？表弟说：我们井2000名矿工，大多数都住这样的房子，我们这一片就是两三百家。我在内心里慨叹，沉默良久。
社会上一直盛传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就是挖煤的人，当然那是说的煤老板，特别是私煤的老板们。我们常常把强人或者英雄称为什么什么脊梁，可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矿工，这些平凡得没有人知道姓甚名谁的人，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又何尝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呢！或许，这就是戊子年春我在表弟们身上读到的吧。
更让我吃惊的是表弟的生活态度。我问他：年货都准备好了吗？表弟说：买了一只鸡、两条鱼、五斤肉、二两木耳，挺好的。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并且一副乐滋滋的样子。看他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问他：小时候你就爱好乐器，没扔吧，现在还会拉二胡，还整吗？表弟媳抢过话说：还整，还整大了呢，你给大哥弹个曲子。
原来，进屋时我没注意，屋里的一角，放着一架小电子琴，用布苫着，是前几年表弟花1000余元钱买的。说着话，表弟就弹了一曲“幸福的花儿……”
《人民日报》（2008年9月4日16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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