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人的影像志

　　库尔德人的影像志

    何东平

　　在伊朗影片中，不同于阿巴斯的日常诗意，更有别于简单纯真温情满布的儿童电影，导演巴赫曼·戈巴迪的所有影片都是为库尔德民族高歌的人生悲喜剧。

　　戈巴迪是伊朗库尔德人，出生在两伊边境。这几年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俨然成了中东库尔德人在文化界的国际代言人。他曾参演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随风而逝》，并主演伊朗年轻女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黑板》，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戈巴迪说，他之所以参演这两部影片，是因为这其中反映的都是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

　　而戈巴迪自己拍摄的影片中的人物，往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譬如，扮演医生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医生，孤儿就是真正的孤儿，扮演音乐家的在现实中也必定是音乐家。他的影片正就是表现这些非职业演员（库尔德人）“在生活”的状态。

　　换句话说，戈巴迪把库尔德人的生活搬上了银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民族，听到这个民族的声音。他试图用影像为自己沉默却饱经苦难的民族立志。

　　大不了的童年

　　戈巴迪的所有影片都在“战前”和“战后”的大背景下展开。

　　生存是库尔德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两伊战争”对世代流浪、奔波劳苦的库尔德民族而言，是一场更具毁灭性质的灾难，他们被战争双方当作棋子，政治需要时就被拉拢，政治不需要时就被杀戮。战乱造成无数的孤儿，从小无家可归，艰难度日。

　　在拍摄于2000年的处女作长片《醉马时刻》中，戈巴迪描述了一个12岁的库尔德男孩阿佑布，如何在罹患失去父母的巨大不幸后养家糊口，为给残疾的哥哥治病铤而走险；而在另一部拍摄于2005年的儿童片《会飞的乌龟》，他描述一大群库尔德孤儿在战争的夹缝中依靠拆卖地雷顽强生存的故事。

　　在《黑板》中，戈巴迪饰演一个四处寻找学生只为混口饭吃的库尔德流浪教师。该片充满导演莎米拉对库尔德民族现状的忧思与批判：眼看库尔德传统文化走向死亡而现代文明（“黑板”）却无力向前，将批判的矛头直刺写下这一“荒诞诗行”的幕后黑手——罪恶的不义战争。《黑板》中有一场戏是戈巴迪遇见一群自称“骡子”的库尔德孤儿，负重走私货物前往伊拉克，《醉马时刻》一片，作为导演的戈巴迪扩展了这一情节。

　　阿佑布的父亲在走私货物到伊拉克的途中误触地雷身亡，直接导致阿佑布走上与父亲相同的谋生道路。第一次运货途中，阿佑布和另外一个同样是父亲被地雷炸死的孤儿有一段对话。当阿佑布得知他有片很好的田地时问他为什么不种田，这个几乎就是阿佑布翻版的男孩子回答到：到处是地雷。阿佑布问为什么不清理掉它们，男孩回答说太多了。

　　地雷和边界，是在戈巴迪所有片子里都反复出现的事物，它们既是象征，又是现实。边境和地雷意味着死亡与伤害，又意味着生存与希望。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双重身份，使得它们成为一种残酷而怪异的政治存在。所以戈巴迪说自己厌恶边境，又不得不反复表现。

　　阿佑布的哥哥马迪，是个先天残疾的孩子，虽然15岁大了，智商却只有两三岁。《醉马时刻》还有一个译名是《大不了的童年》，指的就是这个无论对于阿佑布还是影片本身都极具重要意义的马迪。医生宣判了马迪的“死刑”，阿佑布还是要近乎偏执地筹钱为哥哥治病。当自己的姐姐成为一纸欺骗婚姻的牺牲品，更加孤单的阿佑布只能再次踏上征程。影片最后，由于天寒地冻，骡马和人一样，只能借助烈酒来驱寒壮胆。在他们就要到达边境时，引路人发现埋伏的打劫者，呼喊着让大家赶紧逃命。就在这时，饮下过量烈酒的骡马，却醉倒了。这就是“醉马时刻”，一个读起来略带诗意的名字，却充满了悲壮的隐喻。

　　影片在阿佑布终于牵起躺倒在雪中的骡子，穿过布满铁丝的国界，带着哥哥踏上未知的伊拉克边境时结束。他们的命运或许早已注定，但长留观者心中的，却是阿佑布和他的小兄妹对于美好生命的可贵坚持。

　　在戈巴迪的长镜头下，一个悲剧的故事，呈现出可喜的生命亮色。乐观不屈也许是这个民族历遭劫难仍旧存活的秘密。

　　谁是乌龟

　　《会飞的乌龟》，再次展现了一群面对艰难时世不屈不挠生存的孤儿，虽然谁主宰这片土地也改变不了他们已然被造就的悲惨命运，但他们拒绝在悲惨的命运面前自怨自艾。生存，唯有生存下去，才有希望。

　　略懂科技知识，讲话爱掺半生不熟的英语，向往美国，绰号“卫星”的男孩索伦是一大群孤儿的头（孩子王），他指挥他们拆地雷，和军火商交易，为村子安装天线，为长老们翻译新闻，教孩子们使用自卫的武器，告诉老师在战争期间，孩子们更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开枪而不是如何算数。这个很容易令人忽略的场面，是否戈巴迪对参演《黑板》一片的致敬？知识在这个千疮百孔的民族面前，竟然显得如此尴尬。

　　影片中索伦是唯一有知识的孩子。故事开始就是索伦在指挥全村人调整电视天线。然而这个有知识的孩子更愿意相信预言，就像那个在危险时刻出入伊拉克四次只为寻找一个能预言的孩子的医生。长老们指望着懂一点英文的“卫星”给他们翻译英语新闻。可是寻找预言者的医生却不相信任何新闻，因为“全世界正陷入战争，而没有人知道真相，也得不到可靠的新闻”。卫星天线只不过是收看满口谎言的工具。因为谎言太容易了，反而宁愿相信一个天真的孩子。这个有预言能力的孩子是戈巴迪为以后的影片向超现实主义迈进的第一次尝试。片中，这个被地雷炸断双臂，却能用嘴巴拆除地雷的顽强生命经常进入超越现实却指向现实的梦境。

　　尽管这样，他无法挽救自己遭受伊拉克士兵凌辱的姐姐和她视为耻辱的私生子。这个小预言者的姐姐，使影片的主人公索伦经历了一次没有开始便完结的爱情。影片的前几个镜头，便是这个永远愁眉不展，少言寡语的小女孩纵身跳下悬崖的残酷画面。索伦永远无法知道这个女孩的秘密，就像她无法走出自己的宿命——她的盲眼孩子，只有与其一同结束生命。在以上段落中，现实——“现代文明”知识与超现实——“古老文化”预言的碰撞极其无奈。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和她苦命的孩子面前如此无力，可以说，《会飞的乌龟》延续了莎米拉在《黑板》一片中已然揭示的荒诞现实，苦难民众的现实需要，究竟是奢侈而高远的知识，还是低等却可靠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两难的悲剧。

　　《会飞的乌龟》中，并未真的出现什么一飞冲天的神龟，影片中只有一个水里奋力向上游的小乌龟的镜头，象征了这群孤儿的命运，负载沉重，却只能前进。

　　栗色伊拉克

　　2002年，戈巴迪拍摄了可能是他最好的影片《栗色伊拉克》，一个知名的库尔德老音乐家米扎尔，有一天接到一个消息，称他的前任妻子哈勒纳想要见他一面。于是这个老音乐家就命令自己的两个同样是音乐家的儿子奥德尔和巴拉特陪他踏上追寻爱人的旅程。

　　在这部影片里，戈巴迪对电影声音的表意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探索，影片开头，巴拉特的特写伴随着头顶战斗机的呼啸，在路遇一个巨大的孤儿营地时，名为穆罕默德的教师在给孩子们讲解什么是飞机，然后教孩子们放飞手中的纸飞机，随着孩子们的纸飞机向着雪地飞去的纵深镜头，画外音依然是呼啸而过的美军飞机声，影片最后，当米扎尔走出画面，音乐响起，影片结束，轰鸣的战机声和不住炸响的隆隆炮声还在与音乐争鸣。这些声音无疑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战争的阴影从未离去。

　　如果说《醉马时刻》是库尔德人第一次发出声音，《栗色伊拉克》则更为丰富地展现了库尔德的民族文化，苍凉动人的库尔德音乐遍布全片。戈巴迪坦言自己非常喜欢库尔德音乐，并且也会演奏库尔德乐器。扮演此片主要角色的3位演员更是从小为戈巴迪熟知的库尔德音乐家。他们表演起来就像是在摄影机前生活，这是真正关于库尔德人的故事，每个影片中出现的人物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做一部电影。

　　诙谐在戈巴迪的片子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幽默一向是化解悲苦的良药。《栗色伊拉克》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这部有些吵闹甚至是疯狂的影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以狂想著名的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库斯图里卡向来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构架故事展现人物，在看似放荡不羁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忧伤，而戈巴迪本人非常喜欢库斯图里卡的影片，他视库斯图里卡为另一种意义上关于库尔德人的影片。

　　虽然影片的主线是米扎尔寻找往日恋人，但另外的支线起着丰富影片内涵的重要作用。其中米扎尔两个儿子的故事既是整个故事不可缺少的趣味调剂，又是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儿子奥德尔娶妻7房，生下女儿11个，却苦于没有儿子想再纳妾，在陪父亲踏上旅途前还“叫嚣”会再带回来一个妻子。小儿子巴拉特年逾不惑却孤单一人。父子三人的旅途，跨越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崎岖的道路。最后奥德尔找到两个善歌的孤儿作为儿子，巴拉特也找到了心中的爱情。在巴拉特寻找到爱情的段落，戈巴迪的影像堪称神来之笔。整个画面中呈现的是巴拉特和一个美妙身影的对话，极大地扩展了影片的空间。

　　音乐在《半月交响曲》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部影片的主题直接是一场音乐会。仅有生存的现实无疑是枯燥机械的重复。人们必须借助形而上的东西愉悦自己的身心。音乐是最为重要的形而上形式。戈巴迪在表现了库尔德人的生存现状后，开始展现库尔德人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而言远为丰富的精神世界。

　　《半月交响曲》的故事极为简单。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被压抑了30几年的库尔德著名音乐家马莫想在边境举办一场歌颂自由和平与美的音乐会。于是聚齐自己的10个儿子向边境出发（顺便说一句，此处10个儿子的所指和《栗色伊拉克》中奥德尔拥有11个女儿暗示了库尔德民族旺盛的生命力）。这个在和平国度本属平凡的愿望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却极为奢侈。马莫克服重重困难却最终没能完成心愿。

　　库尔德安魂曲

　　《栗色伊拉克》与《半月交响曲》可资对照的两个动人场面，是关于这两位著名音乐家两位朋友的死亡。《栗色伊拉克》中米扎尔的妻子因为在伊朗不能自由地歌唱跟着丈夫的好友塞耶德去了伊拉克，没想到在伊拉克更不自由，还被生化武器毁了容。米扎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前妻哈勒纳的所在，悲伤的妻子强忍深情却不愿与他见面。而米扎尔的老友音乐家塞耶德生前的最后愿望，竟然是米扎尔亲手将其埋葬。《半月交响曲》里，当马莫同样千里迢迢来到老友住的村子，却得知老友在前一日因为得知自己要来的消息高兴过度兴奋而死。两位音乐家下葬，悲歌响起，撼天动地。

　　《半月交响曲》中，马莫质问拦截他们车子的伊拉克边警，女人唱歌难道有罪吗？而就在此前不久，他才经历了1000多个女歌手载歌载舞迎接他到来的动人场面。这个村子，居然流放着1334名库尔德女歌手。戈巴迪不动声色地将对无赖制度的控诉在1000多名女歌手的合唱中推向高峰：这么多美妙的歌喉，却不能自由吟唱。马莫许多看似无理的要求，例如非要坚持他的合作者女歌手何索演唱自己的作品，其实正是不能容忍美好的事物被强行打折。

　　《半月交响曲》将《会飞的乌龟》中初试锋芒的超现实主义再度发挥。老音乐家马莫许多类似预言性质的梦境，同样超越现实而指向现实。最后，也是在超现实中马莫完成了心愿。

　　据说《半月交响曲》的拍摄缘起于为纪念莫扎特诞辰百年，故事构思来自于莫扎特著名的歌剧《安魂曲》。如果说《醉马时刻》和《会飞的乌龟》代表了戈巴迪“向死而生”的价值观，《栗色伊拉克》和《半月交响曲》就是戈巴迪“向生而死”的人生哲学。

　　可惜的是，戈巴迪用影像为库尔德民族立志的愿望似乎并未达到。戈巴迪在影片中刻意为之的残酷的生存环境，其实也并非现实。至于他编写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讲，也只是库尔德人生活的冰山之一角，“任何一个库尔德人讲述的故事（生活）都远比我的影片精彩”。

　　和莎米拉一样，戈巴迪的影片在欧美国家主导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戈巴迪也充分体现了自觉的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而这种颇有点“高高在上”的批判对于处在苦难中的库尔德人是否真有意义，仍然是个问题。

　　戈巴迪在《醉马时刻》一片的记者访谈中，很无奈地说，“片中在货车上唱歌的男孩之一，两周前我听说他误踩地雷而失去了双腿！我很愧疚。当我跟一群连香蕉、苹果或飞机都没见过的人工作后，竟然可以穿得好好地坐在这里受访，我觉得很惭愧，但这是现实给我的考验。”电影是现实的反映，却无力改变现实，难道真的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