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监管高开支低效率 亟待引入集体诉讼

　　审计署近日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49个部门单位2007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这些中央直属部门涉嫌金额大都在千万以上，而且基本都发生在超范围列支人员经费和收支核算等项目下。

　　其中，人民银行超范围列支人员经费3606．92万元、部分所属单位收支核算不实6489．71万元、部分所属单位账外存放资金1458．79万元；证监会超预算列支人员经费1915．61万元、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等支出130．72万元、所属重庆证监局少计收入500万元、所属浙江证监局412．70万元基建专项资金支出不合规；银监会部分所属单位扩大开支范围等支出126．64万元、所属福建银监局少计收入125万元、人员经费超财政预算4．1亿元；保监会超预算列支人员经费2983．36万元、扩大开支范围支出311．49万元、所属黑龙江保监局账外存放资金428．93万元……

　　对于如此巨大的“违规”数额，“一行三会”均未进行详细解释，只有证监会针对某网站新闻“证监会挤占公款发放福利近二千万元”澄清了一下，称自己2007年超预算列支人员经费1915．61万元是因增编300人，为正常增资。其究竟是否正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庞大的证监会系统，监管效率远远低于成熟市场，而总体开支又远远高于成熟市场，值得反思。

　　以香港市场为例，香港证监会2007年的职员总数为434人，而总体开支仅为收入的15％左右，反而有大量的收入结余和储蓄。香港是一个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他们管理着众多的跨境金融资本和外来上市公司，仅434人就管理得井井有条，而国内不但有证监会本身，还有36个二级预算单位，可是我们的证券市场管理得一塌糊涂，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屡禁不止，监管者权力寻租此起彼伏。

　　那么，为何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中央管理部门就不能实行年报制？为何不能像香港证监会一样将自己的收支状况、所作所为和人员编制一一披露呢？如果有年报制度，其庞大的费用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对得起纳税人，将会一目了然。因此，对各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年报披露制度迫在眉睫，这样不但有利于中央倡导的勤政、廉政建设，也可以提高纳税人的知情权，更有利于社会监督。

　　同时，应尽快在我国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尤其是在金融系统。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来全面监管显然远远不够，在各种日益繁杂的金融衍生品和游戏规则变化下，缺失社会监督会对中小投资者严重不公。如果有了集体诉讼制度，专业的律师团队会和违规者去交涉到底，这样不但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会让我国的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像美国这些相对成熟、规范的市场里，从业人数最多的竟是律师，吃“皇粮”的监管者反而不多。他们往往指责庞大的律师群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但却忘记了“无为而治”和权力至上的市场往往因权力寻租、有法不依搞得一塌糊涂，效率更低。尤其是集体诉讼制度，不但可以节省纳税人的钱财，还可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去监督，有助于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集体诉讼就成为美国保护股东权益的最有效司法程序，也是最普遍使用的股东民事索赔手段，从而减少了很多违规造假。首先，由于证券市场侵权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受侵害者众多，而个人投资者又无精力和经济能力去单个诉讼索赔，而证券集体诉讼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还可以节约各种成本。其次，集体诉讼制度下，往往都是律师主动找受害者维权，途径非常便利。再其次，集体诉讼“胜诉才收律师费”的方式会提高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让所有人都以合理的方式来监督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只有这样，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也才会落到实处，市场诚信和投资者信心才会日益恢复。最后，一人胜诉所有受害者都平等获赔，会增加违规者的违规成本，从而产生震慑作用。

　　正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制度规则不完善、缺少集体诉讼机制，并且司法前置程序长期设置壁垒，使得金融市场的很多受害者欲诉无门、忍气吞声。这不但助长了违规者的气焰，也加剧了金融环境的恶化。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大力改造市场环境、完善市场规则、提高参与者水平外，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已刻不容缓。作者苏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