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两最”困境呼唤城乡一体化变革提速

　　3月26日，南宁市武鸣县双桥镇坡重屯村民在稻田里收获免耕马铃薯。“免耕马铃薯”指的是水稻收割后，在冬闲田里利用稻草覆盖辅以其它技术，种植马铃薯。与传统种植马铃薯相比省时省力，且产量提高一倍。这一新型技术目前在广西推广100多万亩，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新华社记者王勉摄

　　新华网北京9月9日电 题：增幅最高　差距最大——农民增收“两最”困境呼唤城乡一体化变革提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田雨、董峻

　　国务院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显示：；同期，，绝对差距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增幅最高、差距最大——这两组数据折射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一经披露便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9.5％和3.33∶1，两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按照统计口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民总收入扣除相对应的各项费用开支后，农民能够自由支配用于吃、穿、住、用等剩余收入的平均数；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前者是反映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后者则被有关方面视为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

　　1985年以来，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民增收速度开始下滑。“九五”时期，只有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大幅度提高，较上年增长9％，此后很快又开始下降，2000年增幅降至2.1％。“十五”期间，国家逐步加大力度支持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有所提高。“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表示。

　　在连续下发的5个中央1号文件中，2004年的1号文件就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出台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随后几年，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取消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屠宰税等“四税”，使农民负担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每年减少1335亿元。

　　2004年至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而近年来增幅最高的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

　　但与此同时，相比于纵向上对农村居民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乐观统计，“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一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数，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0: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为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之后基本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更是达到了3.33∶1。

　　农民增收的“两最”困境，引发了各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的思考。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认为，居民和农民在收入、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农民从事传统农业，人均纯收入中四成是实物折抵的收入，还有两成用于预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而城镇居民能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还能享受医疗和失业保险等多种福利补贴。

　　专家表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根本原因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有关方面紧锣密鼓谋划统筹城乡发展新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基础、最重要的就在于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孙政才指出。

　　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毫无疑问增加了农民生产成本，从而挤占了增收空间。相关数字显示，2004年至2007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总成本从395.5元增加到481.1元，亩均净利润从196.5元下降到185.2元。按目前价格测算，今年因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种粮亩均支出比上年增加近60元。

　　农民增收另一个重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方面，也面临严峻考验。今年以来受钢铁、建材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的加快淘汰、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出口企业成本不断增加、生产规模逐步压缩的情况。

　　“这些行业都是吸纳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导致这些地方农民工就业机会有所减少。”国务院报告指出。

　　此外，近几年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也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造成了很大影响。

　　面对严峻的形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学者，社会各界的认识得到统一：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

　　最近，有关方面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行动，探索中国农村新一轮改革方向。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专题报告；9月初，全国政协举行“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专题协商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不久前在海南、浙江、湖南、吉林、重庆进行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与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农村土地承包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缚，制约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地效益提高；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使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三农”融资问题难以有效突破；行政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职能缺少协调，难以形成合力，服务“三农”功能较弱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将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

　　社会各界期待中国农村发展改革步入崭新时代

　　面临诸多新情况，专家表示，必须在政策、法律、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变革，尽快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

　　从2007年开始，中央启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试验区。两地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在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

　　综观重庆和成都的改革创新，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围绕一个重点：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改革试验区的探索和做法，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要在全社会营造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氛围，摆脱一切束缚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解决的桎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

　　“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让农民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让农民真正得到农产品流通加工环节增值的好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声涛说，“只卖粮食、卖初级产品，很难实现农民增收。”

　　“农产品价格”也成为各界思考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曾任农业大省河北省委书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白克明指出，长期以来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越拉越大是一个突出问题。

　　基于此，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提出，要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兼顾消费者承受能力和生产者利益，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金融供给、服务“三农”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董文标建议，必须综合发挥产权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的作用，构建农村金融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国务院的报告强调，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农民依法以转包、转让等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税费改革成果，严防农民负担反弹……

　　目前，社会各界都把目光聚焦到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将研究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人们普遍期待，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农村改革发展的有关重大决定，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开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又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