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选女性选民成决定因素 大多未决定选票去向

　　候选人· 选民的力量

　　佩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扩音器宣布：“女性可以做好任何事！”

　　没有哪次大选会像2008年大选一样，"性别"能够如此吸引人的目光。先是希拉里后是佩林，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统"，人们被这样的假想勾起了兴奋。

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女性选民，她们已经成为今年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女性选民占据了总选民人数的54%。让麦凯恩和奥巴马略感放心的是，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尚未决定自己的选票去向。

　　奥巴马放弃了希拉里，共和党选择了萨拉·佩林。而女性选民们，她们会因佩林而选择麦凯恩吗？

　　女性选民之心理变化(1984年-2008年)

　　从“她会把我比下去”到“她就是女性的缩影”

　　麦凯恩的一名顾问认为："佩林以一名普通母亲的身份出现，人们将她视为华盛顿的'圈外人'，也是一名深知普通大众需求的蓝领女性。"她既代表普通女性，但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普通女性。她被描述为美国西部边境荒凉州的代表人物，代表刻苦耐劳的女性形象。巧合的是，西部边境荒凉州是美国首批给予女性选举权的地区。

　　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选择经验尚浅的纽约国会议员费拉罗作为他竞选总统的副手，令费拉罗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代表主要政党参加竞选的女副总统候选人。

　　费拉罗彼时所引起的轰动和今天的佩林一样——所到之处引起观众围观，一些狂热的女学生们更是视她为偶像，媒体把她包装成一个“个性强并且喜好争辩”以及“有进取心但却不会咄咄逼人”的女性，还挑起了对她厨艺的话题。

　　然而，这种对于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蒙代尔和费拉罗最终还是败给了里根和老布什组合。当年，竞选连任的里根赢得了50个州中49个州的胜利，56%的女性选民投票给他，这一数字比1980年时还要高10%。

　　今天，费拉罗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对那个结果感到惊讶。“当时我们发现，我参加竞选非但不会让女性选民为之骄傲，反而使其中一些人感到她们受到威胁。那些女性会想，对比一位同样是母亲的副总统，她们的丈夫会如何看待她们？”费拉罗说，当时的家庭妇女普遍认为，如果她获得成功，其所造成的反差会对她们的婚姻带来负面作用。

　　时间过了20多年，萨拉·佩林同样会被人质疑她的外交能力，同样也被反复问及如果当选的话是否还会为其家人做家务。但这一次，女性们成群结队地站到了佩林这一边：在她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后，《华盛顿邮报》和ABC电视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麦凯恩的支持率显著提高了20%。而《新闻周刊》最新的调查也显示，7月份时麦凯恩和奥巴马在白人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是44%和39%，而在佩林加入后，这一数据则为53%和37%，其中，每3名白人女性中就会有一人声称自己投票给麦凯恩的原因在于佩林。

　　“佩林效应”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传统的女性想法和投票取向彻底颠覆。以前，女性不情愿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一位母亲，现在，她们又突然捍卫起女性的权利，把她们的票投给这位生完小孩3天后就返回工作岗位以及生育抚养了5个孩子的母亲。无论对于哪一党派的女性而言，佩林都是她们之中的一个缩影——努力工作的母亲，这种形象很容易让女性产生共鸣。

　　与24年前的费拉罗不同的是，今天的佩林不会再遭受到家庭主妇们的反对，并且还能获得她们的支持。这就是佩林的魅力所在——她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却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形象站出来，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一个普通母亲的日常工作，同时强调自己作为一名家庭主妇所具备的能力。当民主党对她提出质疑时，共和党则指责他们搞性别歧视：“女性可以做任何事情。”佩林卸除了从政女性们长期以来身上所背负的一个包袱——证明她们不会因为家庭事务而在工作中惊慌失措，反之，她们还能将其利用为一种优势。母亲不是从政的障碍，而是一种资质。

　　女性参选之历史(19世纪至今)

　　从“留在家里不能干涉国家事务”到“超级母亲”

　　佩林成功塑造了一个以家庭为重的母亲形象，而并非是一个拥有孩子的政治家形象。她为人们重新带来了久违的“超级母亲”形象——既要同时兼顾好青春期的孩子，又要照看好还在长牙的婴儿，此外还要参加到副总统的竞选工作中。

　　米歇尔·奥巴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上周，她在印第安那州说：“我在工作时经常烦恼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而在陪伴孩子时又担心不够时间工作，几乎没有一刻感觉自己做所有事都游刃有余，总是多少有点罪恶感。”而辛迪·麦凯恩则说：“如果你感到越来越忙，那你就会真的越来越忙。女性可以做好任何事情。”

　　这也是佩林为麦凯恩阵营带来的新理念。她的全新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脑海中：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扩音器宣布：“女性可以做好任何事！”在生下孩子前一刻，她还在演讲台上讲话；生完孩子3天后，她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晚上要照顾哭闹的婴儿，白天要继续管理好州中事务。她的这些做法俨然是“超级母亲”的最佳代表人物。但她又不像费拉罗那样使其他女性感到信心不足，而是鼓舞了其他女性。

　　费拉罗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目睹一名女性走向政坛更高的职位，其象征性力量已足够被视为是一场胜利。她说：“每一次只要有一名女性参加竞选，那就已是女性的胜利。”但也有人不全然同意这种看法：佩林不仅仅对参加游戏感兴趣，对于胜出，她的兴趣更高。

　　关于母亲是否应加入政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多数争论出现在女性需要维权时。19世纪，女权论者认为母亲是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资格。她们会更具同情心，并能够更好地担任国家的管家人，就像她们“打扫好自家的壁炉一样”。而反对方则认为她们应该留在家里并且不能干涉国家事务。1917年，一名南方众议员警告说，选举可能会扰乱家庭并“破坏一个家庭”。

　　1920年，女性终于获得了她们期待已久的成功，20个州通过相关法案，同意女性在陪审团任职，两个主要政党都将女性带入他们的国家委员会中。那一年，共和党人华伦·哈丁获得了60%的投票当选总统，但事实上，参加投票的女性并不多，她们与男性用同一种方式投票。当时最被质疑的是女性可能会跟随她们丈夫的选择而做出选择，并非根据她们的实际需要选择。

　　到1980年大选时，男女之间的政治行为区别越发明显。当年，女性选民数目第一次超过了男性选民。与男性相比，更多女性在最后几天才下决心把票投给哪个候选人。从1980年以后，女性选民开始偏向于民主党一边。

　　1992年被称为“女性之年”——参议院的女性数目翻了3倍，在众议院中的女性人数也上涨了近7成，从原来的29人增加到48人。现在的众议院中，女性议员人数占据了10%。政治学者卡罗尔说：“当年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国会丑闻等，使选民们都想‘将那群无赖扔出去’。”

　　但那时女性政治家先驱们不会在召开会议时还一边照看她们的孩子们。很少拥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参加议员竞选，前两名进入众议院的女性议员是前任议员的遗孀，进入国会是因为她们要接替丈夫的工作。迄今为止，有46名女性议员是继承了她们已故丈夫的议员位置。帕特·斯格罗德是第一个有年幼孩子而进入国会的母亲，当她于1972年进入国会时她的女儿才两岁，当时，她无法应对记者向她发出的各种关于她如何应对好这一切的疑问。当时，同为国会女性议员的贝拉·阿布祖格曾对斯格罗德说：“我听说你的孩子还很小，你很难应付好这一切的，这根本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那些能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被称之为“超级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