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热浪步步高涨,在北京各个商业区的奥运服装热销,广大市民及游客纷纷选购各类奥运服饰,沉浸在激情火热的奥运热潮之中。中新社发王宇婷 摄
中新网9月17日电 美国《侨报》9月16日发表中国旅德学者胡祖庶撰写的文章说,今年8月,中国终于圆满完成奥运的组织和举办任务,并且中国的运动员还获得最多的金牌,举国上下都有一种荣誉感、成就感。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划时代的“补偿”。
文章摘录如下: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在《北京奥运,告别愤青的成年礼》一文中预料,“奥运对国人心理的最大影响,不是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
”郑教授使用了“补偿”这个心理学概念,使笔者想起一百年前以“自卑感”和“补偿”这两个概念创立个性心理学学派的奥地利医生和心理学家阿德勒。
不管个人还是集体,遭受压迫或屈辱都想翻身。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饱受世界列强的凌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享有了自己国家的全面主权。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刻可以看成是中国人翻身的起点,中国人开始真正当家作主了。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穷二白,国力薄弱,在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下,中国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沦为附庸。但中国人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独立自主,在半个多世纪的摸索中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中国经济近20多年来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奥运之前中国媒体的宣传到处可见举办奥运是“圆百年梦”、“雪耻”等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企望获得“补偿”的心理。今年8月,中国终于圆满完成奥运的组织和举办任务,并且中国的运动员还获得最多的金牌,举国上下都有一种荣誉感、成就感。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划时代的“补偿”。
美国黑人,即非洲裔居民,从1619年到1861年美国内战前处于奴隶地位。林肯总统虽然帮他们砸碎了奴隶锁链,但他们在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获得平等对待,他们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长期遭受歧视。上世纪60年代,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和在约翰逊总统任期通过的民权法案标志了黑人真正翻身的起点。黑人中当总经理、将军、议员、市长、大法官、州长和部长的人这40年多来逐渐不断涌现出来。黑人的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美国社会许多地方对黑人的歧视仍然没有停止。黑人之中曾有人参加过总统竞选,但都证明是无足轻重的参选,从没被选民看在眼里。今年奥巴马这个黑白混血儿靠出众的学识、见解、口才和竞选组织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出人意料地在初选中击败了几乎无法击败的对手——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他在初选取得的胜利使许多黑人感到黑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仿佛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憧憬已经实现。无怪全美许多黑人在6月3日看到他的胜选以及8月27日看到他正式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虽然奥巴马是否最后能入主白宫还是未知数,但他被民主党提名已被看成是美国黑人一个划时代的“补偿”。
自卑感-补偿是一个常见的人类心理机制,它是在上世纪初德语文化圈兴起研究人类无意识的背景下发现的。当时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提出一套基于性驱动力的无意识理论,初期得不到学术界承认并受到排挤,阿德勒和荣格是最早公开站出来积极支持弗洛伊德的少数十几位医学界的两位最突出的学者。两人在与弗洛伊德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向弗洛伊德指出性驱动力单一性的局限性,另有见地地提出其他无意识动力的补充,结果不容于弗氏而被迫退出他的核心圈子。于是,两人后来创立了个性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与弗氏的精神分析论统称为深层心理学。
如其他研究无意识的科学家一样,阿德勒也是一个善于剖析自己的人。阿德勒小时候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大哥无论在体格和学习成绩方面都比他强,他自身又有点佝偻且患有哮喘病,这使他感到自卑。这个自卑感促发他发奋图强,通过锻炼和勤奋求知克服身体和智力的不足,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阿德勒从他自身的经历出发,发现自卑感会引发人的进取心,从而取得成就来进行补偿,他因此认为自卑感是人类一个很重要的内驱动力。他有这个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受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德国哲学家法伊英格H.Vaihinger“人对未来的期望都基于假想”的假想哲学和尼采“人想当超人”的企求权力的意志之说所启发。
自卑感既可能是生理性的,亦可能是心理性的。器官、容貌、体格等生理方面的缺陷都可能导致自卑感。弟兄排行、出身背景、社会地位、民族归属、宗教文化以及失败、挫折、不公平对待、意外事故等心理方面的困扰都可能使人感到自卑。唯有靠进取心(阿德勒先后用了“侵略本能”、“阳性抗议”、“追求卓越”和“追求完美”来表示)才能达到补偿。历届残奥会的运动员都是从生理自卑感做到补偿的杰出代表。自卑感若得不到补偿,也就是没有通过进取心来克服,便很容易变成自卑情结,从而陷入一种精神病态。补偿有不同性质的补偿,一种是纯粹为了个人利益或本民族利益的利己性补偿;另一种虽然也属利己性补偿,但则是面向社会或面向全人类所进行的补偿。没有社会感的个人或没有全人类感的民族所进行的补偿都是纯粹的利己性补偿,其后果有可能造成阿德勒所称的超补偿。从历史来看,在竞争越激烈的条件下,超补偿的现象越容易出现。
举一战后的德国为例。一战后,交战各方所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须承担战争赔偿的责任,但规定赔偿所定的数额定得太高,高到十分不利于德国战后经济的正常发展。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已看到问题并指出了凡尔赛条约的缺陷。但条约还是被签署了并付诸实施。在资本主义激烈竞争的年代,德国人当然感到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对待。虽然战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德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共和议会民主制度,但德意志民族愤懑不平的情绪一直积蓄潜藏在内心里。所以希特勒一煽动这种民族自卑感情绪,要德国人振作起来,把德国建成“高于一切”的德国,整个德意志民族,包括像海德格尔这类哲学大师级的人物,都像着了魔一样,弃人类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狂热地追求德国人的“超人”地位。希特勒引导德国人走上超补偿的道路,最终却导致了人类历史罕见的一场大悲剧。
至于个人方面的超补偿现象,当今中国贪官的反社会行为和许多暴发户种种炫耀可笑的表现就已经提供了很多极佳的例子,无须赘述。但还有另外一种个人超补偿现象,其表现在权力的滥用。例如84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他由于害怕丢失手中的权力,不惜挑拨离间他原已使白人黑人能够和解共处的关系,而且还压制反对党人士,使他的国家重新陷入穷困和混乱。权力欲过重的人都患有这种执著于权力的“超人情结”。一个国家碰到患有这种情结的领导人而又没有限制或清除他的可能,这个国家的人民便无法不忍受专政的痛苦了。
导致超补偿的超人情结同自卑情结一样,同样是一种精神病态。尼采迷醉于做他的“超人”梦和宣扬他的“企求权力的意志”之说。他最后成为精神病人并非偶然。
前面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美国黑人补偿的起点。自那以后,美国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导层出现了黑人的代表。近8年,我们也目睹了连续有两位黑人出任美国位高权重的国务卿。但副总统和总统这两个最高职位对黑人来说似乎仍然可望不可即。许多黑人能被选上议员或市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其选区住有较大比例的黑人选民。然而,竞选一扩大到州或整个联邦的范围,黑人竞选者便再也无法依赖黑人的认同感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美国人都知道,没有真才实学、没有高超的应对能力、没有助选班子和智囊的帮助以及没有一套能吸引选民的竞选纲领的话,不管任何族裔的竞选者都将很难成功地走完必须“过五关、斩六将”的通往白宫之路。美国黑人也当然知道竞选总统必须具备的这些先决条件,但由于他们长期有过遭受歧视的亲身经历,要他们去和白人竞争总统之职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曾参选过总统竞选的几位黑人只不过是借参选多捞点政治资本而已,并非真想当总统)。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通过的关比其他美国公民多了一个难以通过的关,即种族歧视的关。现实既然不容他们强于白人,那就认了吧。这就是许多黑人的宿命观,属一种自卑情结。对美国内战产生过催化作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汤姆叔叔就是持有这种宿命观的好人。作为奴隶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汤姆叔叔对一切逆来顺受,虽然没有遵从主人之命虐待其他奴隶同胞,而且也帮助过其他奴隶出逃,但由于他不敢反抗,最终仍逃不了奴隶主的杀害。
与这些固结于“受歧视情结”的黑人相反,今年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奥巴马并不觉得种族歧视是不可闯过的关,“总统梦”是只许白人而不许黑人做的梦。他在低收入居民社区做过组织性和服务性工作,进入美国最优秀的学府进修过并成功参加竞选成为著名《哈佛法律评论》第一位黑人社长,又当过州议员和兼职教授,而现在是联邦议员。他觉得自己具备条件参加总统竞选,又没有“自卑情结”,所以就毫不犹疑地投入其中。他的超种族竞选基调在初选中为他赢来众多的支持。然而,今年3月15日,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以前长期跟随的黑人牧师赖特曾在布道中发表仇视白人和反美国的言论,奥巴马因此受到株连,他的竞选一下陷入最严重的危机。但他没失去信心,他专门腾出两天时间写出一篇向全美国人阐明他对美国种族问题和赖特牧师看法的演讲。那篇杰出的演讲消除了许多人对他的疑虑。我们可以从他的那篇演讲了解到有些黑人为何固结于“受歧视情结”的部分原因。如他说道:“至于那些已实现了“美国梦”的黑人,即便他们已功成名就,种族问题和种族歧视主义依然强烈地主导着他们的思想观点。对与赖特牧师同一代的男女黑人来说,有关屈辱、彷徨和恐惧的记忆,还有在他们那些年代有过的愤怒和痛苦并没有消失。这种愤怒不一定在公众场合或在白人同事或朋友面前表现出来。但在理发店里,在茶几饭桌上你可以听得到。”
奥巴马要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固结于“受歧视情结”的黑人,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因此他又说:“赖特牧师布道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是因为他谈到了我们社会中的种族歧视,而是他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静止不变的,宛若从未获得任何进步,宛若这个国家——一个使它的一个成员能够参加竞选全国的最高职位并且建立了一个白人和黑人、拉丁裔人和亚洲裔人、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联盟,永远无法摆脱它的悲惨过去。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已看到,美国是有变革之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强有力的特征。我们所已经奋斗取得的成绩让我们抱有明天我们也能够和必须奋斗取得成绩的希望——无惧于一切的希望。”
奥巴马以身作则,冲破了民主党的种族关,下一步他是否能够乘势冲破全美的种族关,11月4日就可见分晓。但奥巴马现今冲破的民主党的种族关已使美国黑人感到莫大的补偿。这个补偿使他们终于从因受歧视而固结于自卑情结的状况中解脱出来。
奥巴马所实现的补偿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是一种令人产生疑虑的超补偿,而是一个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并具有历史意义的补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此受世人的关注,也没有任何一个像奥巴马这样的美国候选人是几乎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看到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都希望看到奥巴马这个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主张各国携手共同解决气候变暖、能源紧张等人类迫切问题的人能带领美国从半个多世纪的“超大国自恋情结”中解脱出来。人们也认为他的获选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
在中国近代遭受外强侵略和屈辱的整个过程中,不管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或八年抗战的惨烈反抗斗争中取得胜利还是失败,中华民族所一贯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畏外强、誓死保卫国土的大无畏精神。这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与中国长达五千年文化的生命力不能说不无关系。尽管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饱受屈辱,而且在侵略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知识面前不得不承认落后,其导致的民族自卑感并没有使中国人陷入自卑情结而自暴自弃。就如阿德勒所观察到的现象一样,中国人在自卑感的驱动下,不断探索,不断试验,试图在存在众多对手的国际险恶环境中找出一条使国家民族重新富强之路。
今天,中国大陆近30年的经济发展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在许多国人心中,这个成就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认为中国人真正翻了身。因此,中国人都希望能把2008年奥运会举办好,并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以此来展示中国所达到的补偿。但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发生了三一四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冲突等事件,给奥运会的举办造成了紧张气氛。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如西藏问题、新闻报导自由、人权等问题无法达到相互理解,因此双方心里都存在着疙瘩。虽然如此,像1980奥运和1984奥运发生的抵制事件并没有出现。2008奥运会还是一个成功的世界运动员的竞赛盛会。
郑也夫教授的文章标题《北京奥运,告别愤青的成年礼》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愤青”现象——一个中国人应该告别的不成熟阶段。“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写,就像“知青”是文革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的缩写一样。“知青”与“愤青”的不同是:“知青”是作出了奉献但却被当时体制和环境误了的一代,不过他们之中仍有许多人通过勤奋自学做到了补偿;“愤青”很多则是1980年后众多中国家庭培养出来的“小皇帝”,听不进任何批评声,他们大多数还未积累足够知识和尚未为社会做出贡献,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就爱情绪性地发表言论,表现出十分不成熟和非理性的特征。令人担忧的是,“愤青”式言论已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一些主导媒体。
郑教授预料中华民族心态在补偿后将渐渐端正。北师大教授、“国学超女”于丹认为,“奥运对中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奥运能带来新的观念。……奥运带来的不仅是体育运动与体育精神,更是人类文明和谐开放建设的态度。……后奥运文化将让中国民众更认同国际规则和更文明的秩序。”希望这两位学者的预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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